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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愿坚先生的短篇小说大都取材于解放战争时期红军战士的战斗历程和革命根据地人民的生活，鲜活灵动，有着极强的生命力，也因其平易的文风和深刻的内蕴，多次入选全国各地中小学教材。（如：《七根火柴》，被选入上海两期课改新教材语文七年级教材；《七根火柴》被选入上教版语文七年级教材；《草》，被选入苏教版语文八年级教材；《三人行》，被选入冀教版语文六年级教材；《灯光》，被选入人教版语文六年级教材和北师大版语文五年级教材）王愿坚先生也因其优秀的文学作品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
笔者拟通过对王愿坚短篇小说创作中相关符号意象的使用、叙事逻辑的建构入手，分析其如何通过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叙事手法实现对国家身份认同和民族文化认同的构建。
一
王愿坚是解放以后才成长起来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创作主要来自于他对解放战争亲历者的访谈，以第三人称为主，从党费、火柴、草、灯光等简单的意象入手，刻画的是基层红军战士和革命根据地普通百姓的战斗与生活细节。
《党费》一文塑造的“黄家阿嫂”这一人物，是解放战争之中千千万万共产党员家庭的缩影，在当时极度缺盐的情况下，她带着孩子在贫苦的生活中煎熬，却能组织地方妇女凑出几坛咸菜作为特殊的党费交给组织，甚至为了掩护素不相识的共产党战士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七根火柴》亦如是，身负重伤的战士在临终前留下最后一笔“遗产”竟然是七根小小的火柴，而这七根火柴对于当时长征途中物资极度匮乏的红军队伍而言更是意义重大。《草》一文同样从一根不知名的野菜入手，讲述了犹在病中的周恩来不顾一切，为确保红军队伍的饮食安全以身试毒的故事。《路标》《灯光》《三人行》《普通劳动者》等短篇小说作品亦有此特点，都是以一个简单的意象符号作为贯穿全文脉络的线索，串起整个情节发展的过程。这些符号的意义也不仅仅限于其含义本身，而是解放战争年代的战争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缩影。
无论是“党费”、“火柴”还是“赶队”、“灯光”，在战争年代时局动荡、物资匮乏的大背景下，都反映了红军战士和当时革命根据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普通群众最切身的生活实际和最热忱的信仰。几筐咸菜、几根火柴、一束光、一棵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符号却有着最深的战争文化的烙印，也同样传递着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队伍的号召力、影响力，传递着当时的中国人民和共产党战士们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民族精神的捍卫。
各类文化符号元素的传承是一个民族实现族群文化维系、传承和教育功能的重要方式，这些符号不但具有基本的表意和释义功能，同时也能够反映出这个民族的心理和精神层面上的意志，反映出一个群体所共同认可的认知符号。作者在写作和叙述过程中所使用的特殊方式，也就是由身边处处可见，看似不足为奇的文化符号入手，这些符号取材于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事物和看似平凡的人物，能够最快地拉近与读者的心理距离，不仅能够起到激发读者阅读兴趣的作用，更能反映出战争年代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取得民族的解放而不屈不挠、不畏艰苦的战斗力量和民族精神。能够以小见大，在平凡中更有耐人寻味的深意，也为读者留下更多深入思考的余地。
二
王愿坚的短篇小说创作在运用文化符号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种“小”叙事的方式。在解放战争这样一个极具年代感和极具历史意义的宏大背景之下，所表现的题材又是英雄大义、民族精神、党的领导者在革命历程中发挥重要的引领和表率作用等等宏大的主题，如果选择宏大叙事的方式，则难免落于歌功颂德、大而空洞之窠臼。“小”叙事在这样的情况下反而能够起到见微知著，拉近读者情感距离的作用。
在王愿坚的短篇小说作品中，几乎看不到任何关于历史背景长篇大论的交代和描绘，也极难看到作者充满个人感情色彩的歌颂和褒扬。在其整个的叙事结构和情节走向中，年代感和当时的战争背景虽然贯穿其中作为重要的线索和背景，但是从总体的逻辑安排来看，是退后到了背景的位置，作为隐性的条件出现的。相反，作者用更重的笔墨所表现的是对当时某些人的言行举止的刻画，比如普通的红军战士、指导员、通讯员、群众等，这些人之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决定整个解放战争的胜负走向，这些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也无法决定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最终能否从分崩离析回到统一的局面，但是每个人所表现出的虔诚的信仰和坚毅的革命精神，都预示着解放战争的胜利究竟归属于何处。
以《七根火柴》为例，红军长征过程异常艰难困苦，无数红军战士倒在了雪山草地之中，为夺取革命的胜利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七根火柴》中看似写卢进勇，实际真正的主角却是那位不幸牺牲的不知名的战士。作者在叙事过程中从对环境寒冷的交代到战士拿出火柴的场景刻画，再到燃起篝火的描绘，都贯穿着这七根宝贵的火柴所发挥的重大作用。这些火柴是“焦干的火柴、红红的火柴头簇集在一起，正压在那朱红的印章中心，像一簇火焰在跳”，甚至连火柴的数目，都倾注了大量的笔墨去描绘战士临终前一根一根艰难数清的过程，七根火柴，不多不少，恰恰是这种从小处入手的独特叙事结构使得其有血有肉，让这种战斗精神和革命意志更鲜活生动，也更能深入人心。这七根火柴或许只能照亮长征途中红军队伍的一隅，只能燃起有限的篝火供他们取暖，但是这七根火柴背后，也同样折射出了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战斗到底的毅力，这才恰恰是取胜的关键。
王愿坚在短篇小说创作中频繁使用的生活化叙事手法是一种从小处、微末之处入手的叙事方式，反而能营造出更富画面感的效果，脱离了传统说教为主的表达方式，将作者的思想情感和价值判断蕴含在人物的行为和语言之中。生活化的叙事并非对宏大主题的忽略和漠视，而是在将战争与年代背景整体后置之后，采用另一种叙事手法将年代背景中蕴含的宏大主题进行更深刻的描绘。
三
从王愿坚短篇小说创作的符号建构特点和生活化叙事的独特写作方式之中亦不难发现，其看似平淡的内容背后，往往蕴涵着对于国家身份认同和民族文化认同的深刻理解。
“认同”这一概念最初应用于哲学和心理学中，后来应用于社会学中的研究并发生了意义的转换。弗洛伊德指出：“认同是指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在个体层面，认同是指个人对社会的自我身份的理性确认，是个体社会行为的持久动力；在社会层面，认同是指社会共同体成员对自己所属群体对一定信仰和情感的共有与分享。”
国家身份认同和民族文化认同都是整个国家和民族范围内的个体对其所属群体的确认，不论地位高低、社会角色如何，他们都分享着同样涵义的信仰与情感。尤其是在王愿坚作品所描绘的解放战争年代，其刻画的主体涵盖了当时社会中不同的群体，从人民群众到普通的红军战士乃至将军、党的革命领袖，这些不同的主体看似身处不同的地位，在革命队伍中担当着完全不同的角色，但实际上都是认同的主体，也正是这千千万万不同的主体共同构成了当时的民族文化与精神信仰。
认同的构建离不开认知、情感和价值标准的共同作用。尤其是在当时战争年代的背景之下，通过对生活化符号的应用、对基层战士和群众生活状况、心理状态的刻画，更能真切地反映出当时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之中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而这种号召力、影响力并非来自简单的说教或是如国民党般残酷镇压下对民意的强迫，而是来自对国家和民族身份的崇敬与热爱。
正因有了这样的国家身份认同和民族文化认同，《党费》中的黄家阿嫂才会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不惜丢下年幼的孩子，也要掩护共产党同志，以保证组织工作的正常进行；《普通劳动者》中的老将军才会在战争后的建设中回到战士的队伍里，与最普通的战士共同参加劳动，年轻的小战士面对这样的“新战友”，也同样诚恳热情，老将军对当年激战的回忆和对年轻小战士的慈爱，蕴涵着对国家的热爱，对国家和民族后继有人的欣慰与感动。也正因有了这样的国家身份认同和民族文化认同，《草》中所记录的周恩来才会在自己已经身患重病的时刻，仍然不顾个人的安危去替战士们品尝有毒的野菜，以避免发生更大规模的中毒事件，作者在对不同身份地位的个体进行描绘时，并未因其身份地位高低有别而造成任何差距，采取一视同仁的平淡而真挚的笔触，反而刻画出了当时的社会中不同的群体一心为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统一所作出的贡献。
王愿坚的短篇小说创作中使用了诸多质朴平易的文化符号，在叙事过程中也将宏大的战争和革命历史作背景化、淡化处理，突出讲述风云激荡的战争历程中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讲述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在无形之中将战争年代共产党革命队伍中凝聚的国家身份认同和民族文化认同的力量蕴含其中，并通过这种独特的处理方式使得这种认同感在文学作品中进一步强化并延续下来。
时至今日，即使解放战争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这些令人震撼的故事仍然能够以这样一种平实深刻的姿态存留在文学史上，仍然能够走进教材，让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孩子们受到触动，让他们看到前辈艰苦奋斗和顽强拼搏的历程，看到无数革命志士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也要坚持革命的刚毅精神。作为一个中国人，身为中华儿女的自豪感与认同感，都是这些故事不断流传的意义，战斗历程中每一位曾作出贡献的“战士”留下的不朽英魂，在这些作品中也永存鼓舞人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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