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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愿坚，这位蜚声中外的军旅作家，在世上匆匆忙忙地活了62年，就离开了人世。
人们都以为他的文学生涯是从1954年创作《党费》开始的。而他自己却不是这样认为的。
1991年1月中旬，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他要我记下这样几句话：“1943年抗日战争高潮，我离开了诸城中学，第二年参加革命，穿上军装参加八路军，这是我作为革命作家的开端。”
1991年冬天，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在301的病房里，时任军委副主席兼军委总参谋长的迟浩田首长，一听说王愿坚病重住院，他不顾自己疲劳的身体（白天在301医院做全身体检），并且等不及找到他的司机，就匆匆忙忙地从地下通道，自马路两边的西南楼一直走到301医院的南楼。首长进了病房，就坐在愿坚的病床边上，他亲切地问愿坚的病情；并且非常深情地说：“你对党和祖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你有两只支枪，一支用来打敌人；一支是笔，你写出不少好作品，鼓励革命战士奋勇向前，勇敢杀敌。党是不会忘记你的，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一）
1953年秋天，愿坚去福建前线东山岛采访。在回来的路上，在第二次革命战争根据地遇见了“老区办公室”，愿坚从他们那里听到许多当年含血带泪的革命斗争故事，这些故事极大地震撼了愿坚年轻的心灵。他们还告诉愿坚，这样的“老区办公室”每个县都有一个。当年的福建沿海交通还不发达，于是他一个县一个县地徒步去访问“老去办公室”，听当地、当年的老一辈人讲动人的革命斗争历史故事。
这一段血与火的斗争生活故事使愿坚受到很深的教育。他认识到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不仅是革命部队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还有老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与敌人苦苦斗争，牺牲的故事是经常发生的。血与泪的故事不仅使愿坚深受教育，更激起了他对老一辈革命者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爱。
回到北京后，这些故事在愿坚的脑海里不停地翻腾。他觉得这些故事既然使他深受教育，那么广大的年轻人也一样需要这样的教育。他应该把这些故事写给年轻一代，否则他对不起这些牺牲的革命先辈。
愿坚经过了反复思考，克服了写通讯报道转化为文学创作的难题，在1954年夏天终于写出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党费》，刊登在《解放军文艺》的12月号上。
小说登出后受到了军内外读者的好评，这给了愿坚对文艺创作极大地鼓舞和信心。他不停地利用业余时间写出了多篇小说，如《七根火柴》、《粮食的故事》等。
就在此时，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议论，说没有参加过红军的同志写不好长征的小说。这一论调对愿坚产生了很大的压力。老作家陆文夫在回忆愿坚时曾提起过上个世纪50年代一次青年作家座谈会上愿坚的一次发言。老作家这样写道：“当年的王愿坚好像不善于辞令，但是讲话的态度极为认真。一席话讲完之后额头上出汗，那是我们还穿着棉袄的时候。我还记得他的发言绝不是三言两语，是详细地叙述他是怎样广泛地收集资料而凝结为短篇小说的。听起来好像是介绍经验，实际上是在说明一个问题：非直接经历也是可以写成小说的。这话说起来好像有点多余。《三国演义》绝不是诸葛亮写的，但在那时候有一种议论，认为写小说必须写自己的亲身经历，王愿坚的《党费》和《七根火柴》虽然写得好，但是这种方向是不值得提倡的，因为他没有参加过长征，又不是老红军。王愿坚不敢公开反对这种议论，又要说清楚问题，那是何等吃力；一般的人都以为王愿坚写的是革命题材，处境十分顺利，其实不然。作家是个光荣而沉重的职业，没有鲜花和美酒乱飞。”
面对社会上这种论调，对一个在文坛上刚刚出土的幼苗一样年轻的愿坚来说，压力是不小的。但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他认为他应该坚持写革命斗争历史这一题材，而且是能够写好的。因为这些含血带泪的故事对于在新中国出生的年轻一代太有教育意义了。人民生活肯定是越来越好，对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的年轻人来说，太需要让他们知道老一辈革命者的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他们前赴后继创造了新中国和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年轻人应该不忘初心，继续踏着革命先辈的足迹奋勇向前。因此，愿坚认为作为一个党的宣传员，他有责任把这些故事写出来。
愿坚在《脚下要有块土地》（原载于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一文中这样写过他的认识：“我的创作实践并没有背离规律，我依然写的是我所熟悉的生活。首先，我在部队里度过了童年和青年，多少有些直接的生活感受、体验和积累，它使我有一条通向红军时代战争生活的路，可以凭借红军时代斗争生活去喷吐、燃烧。其次，还可以不断地积累、充实和了解那个时代。一句话，在我的脚下，也有一块自己开垦耕耘了多年的土地，它是我的‘根据地’。”
愿坚是一个性格温和、在生活中很随和的人。但是在创作道路上他非常地执着。他常常教育我们的孩子和他的学生，他说你要挖井，把水挖出来，那如果把挖1米深的井挖了十口井，不如挖一口10米深的井，这样就能挖出水来。
凭借他的执着，自从1953年在福建沿海老根据地接触到革命斗争历史以后，几十年他孜孜不倦从各个方面搜集这方面的题材，顶住了各个方面的舆论压力。像挖井一样，他要把革命历史题材不仅挖出水来，而且要水喷涌而出。
他深入革命根据地，几次重走长征路，访问当地群众和红军老战士、老赤卫队员；他采访了一百多位第一次授衔的老将军和九位元帅，并在其中的几位元帅身边生活了一段时间。他每到一处，凡有革命历史博物馆，他必去参观，并把它认为有用的资料仔细地记录下来。只要是有关红军题材的资料，他都要借来抄写成册。那时没有复印机，他都是在业余时间、工作间隙用钢笔抄写。有时我半夜醒来，只见他在灯下还在奋笔疾书。“文革”期间，造反派命他把所有的资料都烧掉，他在院子的小锅炉里整整烧了一个上午。有一份资料是陈毅元帅亲自讲述他在红军长征后、留在老根据地的三年游击战争的材料，是愿坚把陈毅元帅的录音整理出来的，这是一份非常宝贵的资料，愿坚实在不忍心烧掉，就留下来交给了当时的上级党委。
凭借他执着地从直接资料和间接资料的搜集、积累，愿坚继《党费》以后，又写出了《七根火柴》和《粮食的故事》等几个短篇，这些小说印证了他的认识：上面讲过的他多少有些革命斗争的体验，比如在小说《党费》中有一个动人的情节，小孩子见了多日不见的咸菜，偷偷地拿了一根含在嘴里，却被她的妈妈黄新随手夺下，这就是愿坚在1944年秋天日寇扫荡时，在老乡家所遇到的类似情形；又比如《七根火柴》中卢进勇手中那块鸡蛋大的面团，那也是愿坚把战争中自己体验过的类似生活情景演化过来，变成小说中的情节。
正当愿坚理顺了思路，在革命历史这个丰富的矿藏中向纵深发展、创作动人的小说教育年轻的一代时，他自己也深受教育。
上个世纪风云变幻的政治运动对愿坚的文学创作产生过不小的负面影响。除了“没有参加过红军，写不好红军题材的小说”之外，还有“人性论”、“人情论”等，以及涉及到所谓某些革命将领的题材，使他受到一些不公正的批评。
在愿坚的心中有一盏不灭的灯，这盏灯一直照亮着他几十年的创作道路，那就是革命斗争中老一辈的光辉思想。他不仅在坎坷的创作道路上执着地向前走，而且做出了让人认为难以想象的艰苦努力，他创作的小说多数是在繁忙的工作以后用业余时间写的。最典型的是他自己写的在写《七根火柴》时的情景：“深夜，灯前，我照例对着稿纸‘神游’于长征路上。忽然，眼前浮起了这样一幅景象：一队红军战士在白花花的雪山上……”而最叫人不可思议的故事是他写《普通劳动者》的情景。十三陵水库工地，每一个在京的机关企业部门和学校的同志，都要分期分批去工地参加劳动。当时愿坚是《星火燎原》解放军30年革命斗争回忆录编辑部的“大头编辑”，他分配在红军题材那一时期的回忆录那部分。稿件都由各大军区当时的领导同志撰写，而这些同志大部分文化程度都不高，有的甚至刚刚扫盲毕业，这样的稿件修改起来难度就很大；而其他各个战争时期的回忆录情况也大致如此，有的回忆录内容很好，但文字表达程度都不高。像这种情况的稿件，不管是哪一个战争时期的都纷纷交到愿坚手里。这样一来，愿坚手中就积压了不少稿件，他甚至星期日也不回家休息。所以去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就一批批地都把他落下。一直到了6月中旬，十三陵水库工程都快竣工时才分配愿坚去工地劳动。
十三陵水库的工程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机械化程度很低，大都是用人工操作，所以是很重的体力劳动，不是抬石头就是推沙子。刚去工地时，早去的同志告诉愿坚午饭时要多吃些咸菜，因为重体力劳动出汗多。吃完中午饭，他们要翻过一个山头回驻地休息，每人还要利用这短短的休息时间每天要上交60个苍蝇给工地的爱国卫生运动组织部门。在工地刚开始时，那时苍蝇很多，但到快竣工时，要在短短的休息时间内打死60只苍蝇，可不是容易的事了。就在这样繁重的工作和体力劳动的状态下，愿坚利用短短的休息时间，在山坡上的一棵苦楝树下，用借来的一支铅笔头，在烟盒翻过来的纸上写出了《普通劳动者》的初稿。劳动了十三天，除了带回来一篇《普通劳动者》的初稿，还带回来三张劳动积极的嘉奖状。
愿坚的多篇小说，都是在这种情景下写出来的。
（二）
“文革”给愿坚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并且剥夺了他的写作权利。三年劳动期间，甚至炊事员私下里请他帮忙写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讲用稿他都不会，还是一年级小学生的他的小女儿偷偷溜进他住的小屋里发现这一情况去指点他的。此时的愿坚和外界的联系已全部隔绝。
“文革”后期，愿坚被定为“人民内部矛盾”，分配到安徽省军区的独立师去体验生活，在那里和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出操训练。半年后，愿坚被军分区领导从连队借调上来，要他写一位老红军的长篇小说。
1972年，愿坚回到北京。当时的总政文化部让他和其他同志集体修改反映红军长征的话剧《万水千山》成为电影剧本。从此，他和电影结了缘。一直改写、参与集体创作电影剧本和电视剧，从《闪闪的红星》到《四渡赤水》，他没有了自己的写作空间。《四渡赤水》由于难题较为集中，比如重大历史题材、众多的革命领袖形象和集体创作，使得这个电影剧本一直拖了八年。有人说：“这是个文学被捆绑着往前走的年代。”
愿坚在紧张的工作空隙中，还是利用稀少的休息间隙，凭着他对文学创作的执着写出了十个短篇。这是他生命中最后的小说创作。他自己说这是他的恢复期的练笔。后来他又担任了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和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文学系系主任，几十年的文学创作和编辑工作，使他对行政领导工作显得陌生，此后就再也没有拿起笔来。
老作家陆文夫对愿坚这一段生活有过这样的评论，他曾这样写道：“我相信中国的军事文学一定会出现伟大的作品，因为没有哪个国家有我们这么多的战争磨练，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如果能好好地写出来的话，绝不亚于《三国演义》。王愿坚经过了二十多年的磨练与素材积累，他会作出应有的贡献。可他却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他有职务、公务和事务，就是没有整块的时间务正业，正业只能当做私活来处理。王愿坚是个很守规矩的人，他要把公私分清。”（文中引用陆文夫的评论，原载于1991年7月13日《中国青年报》，《王愿坚的愿望》一文）
愿坚没有能写出他构思多年的红军长征的上、中、下三部曲。他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在病榻上他告诉我，他一生立志要“写尽红军英雄志”。但病魔夺走了他的时间，他在1991年1月带着他的遗憾匆匆离开了人世。
（三）
愿坚在几十年的文学生涯中，虽历经坎坷，但是党和人民肯定了他的成就，就连人们常常说的“文人相轻”，愿坚却引得了“文人相亲”和同行们的敬重。
“文革”后1970年，愿坚被分配到安徽省军区独立师的一个连队“当兵”，体验生活。半年后省军区党委又把愿坚“借”到安庆军分区写一位老红军的长篇小说。在那里，他受军区领导的委托主持了一个创作学习班，因此在安徽结实了不少文艺界的作家朋友。春节后，我和小女儿探亲结束、要回北京，愿坚也要从安庆回到合肥，临走前安庆军分区和文联的朋友们纷纷来送行，热闹了好一阵子。第二天就要出发了，白天客人不断，晚上我们三人收拾行装。就在那天晚上，安庆市著名作家耿龙祥同志在天黑、路滑的情况下，踏雪前来做深情的告别。老耿同志有胃病，很怕冷。而安庆市冬天雪夜的寒气并不比北国的雪夜逊色。愿坚和我都担心老耿同志的健康，但他却十分健谈。他半是玩笑半是赞赏地对我说：“老王一提到创作就什么都忘了。那天在我家吃饭，嘴上说着写作的事，拿烟的手却伸向菜盘子，把烟灰弹在菜盘子里，他把一盘炒肉丝当成烟灰缸了。”说完哈哈大笑。
老耿同志一再鼓励愿坚回京后一定要多出作品。一直谈到深夜11点多才回家。临走时依依惜别，一步一回头，回一次头就说一句话：“多出作品。”再一次回头还是这句话：“多出作品。”
1978年一个冬天的晚上，有两位年轻的解放军同志来我家里找愿坚，那天正好他去八一电影制片厂开会（当时愿坚任八一厂文学部主任），要到晚上快8点才能回到家。我把这情况告诉了两位来访者，他们说：“那就多等一会儿吧。”他们俩规规矩矩地坐在客厅里，我给他们倒茶送烟，他们不喝也不抽。过了好大一会儿，愿坚还没有回来，我就走过去再招呼他们一下。只见这两人一脸的拘谨和执着。我试图消除他们这种“紧张”情绪，就和他们聊了起来。原来他们是从安徽省来的，其中年少的还像个孩子，长着一张圆圆的脸，是安徽省著名诗人的儿子，来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修改他的中篇小说。他们一定要等愿坚回来见上一面，并说：“安徽省文艺界把王愿坚传说得和菩萨一样灵。”他们还说愿坚主持的创作学习班中，有一个学员的一篇小说初稿，经愿坚辅导以后不仅发表了，而且还被翻译成英语，登在《世界文学》上。他们说：“我们哪怕见上一面，说十分钟的话也好。”
后来愿坚很晚才回来，他们见面后怎么谈的，我已忘了。但是，那张孩子样圆圆的脸，那一副想要见面的殷切的神情及那“和菩萨一样灵”这句话，都久久地让人不能忘怀。
打倒“四人帮”不久，有两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中年老师来家里找愿坚，他们写了一个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剧本初稿，想请愿坚提提意见。愿坚仔细地阅读了他们的剧本，记得有几个晚上都会读到深夜，然后作了笔记，列了详细的提纲，并和这两位老师作了几次长谈。后来剧本问世了，并拍成了电影，电影得到了好评。
1984年美国《纽约时报》的副主编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来华，他要为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写一本书。写前要去长征路上走一趟，因此要有人先向他介绍一下有关长征和长征路上的情况。中国外交部通过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找到了王愿坚，要愿坚担任这项任命。愿坚当时只有55岁，他衣着朴素又平易近人，刚进北京饭店索尔兹伯里的房间，索尔兹伯里见是个普普通通的小老头，所以反映很平淡。当愿坚开始讲长征还不到十分钟，索尔兹伯里急急忙忙地叫来了他的秘书，让秘书赶快把愿坚的话仔细地记下来。后来，在第二年出版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索尔兹伯里引用愿坚所介绍的情况有几十处之多，并称愿坚为“长征问题专家”。
1984年前后，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把愿坚列入《世界名人录》，并详细介绍了他的各方面的情况。
王愿坚一生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以及他对革命斗争历史创作的执着，受到了全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的热爱和赞颂，但他始终说自己：只是一个党的宣传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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