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历史”中寻找“诗性”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王愿坚是成长、成名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短篇小说作家，不可能不受到那个时代意识形态、审美思潮的规约。但是，艺术之树是长青的。重读他那些精粹、隽永的短篇小说，拂去历史的尘埃，剥离僵硬的思想；依然可以窥见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红军长征时期，逼真、凝重的历史画面；红军将士和苏区民众，艰苦悲壮的斗争生活和崇高的精神风貌。艺术的真实是无止境的。这历史和人物自然是被选择和净化的，但作家突出表现的革命历史的深层脉动，仁人志士们的精神人格，无疑也是一种历史的真实。正是这种真实性使作品仍然葆有现实意义和艺术魅力。他对短篇小说文体不懈探索，煞费苦心地在极有限的艺术空间里，表现了某一段宏大的、艰难的革命历史，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是具有创新意义的。
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反映革命历史和战争题材的创作热潮。新的国家政权需要用自己的历史来支撑和证明，面临的社会经济建设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思想和经验。这些作品的总体倾向是，描写时间较近的抗日、解放战争乃至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的比例大，回到历史、努力全面展示战争过程的写法较突出。王愿坚就是在这样的文学情势中开始了创作，但他有一种逐渐清晰的理性认识。首先是反映革命历史，要同当下的现实联系起来。作家所重视的，是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是蕴藏在革命战争中的“精神财富”。其次是“史”与“诗”的关系。再现历史自然重要，但更要从“史”中找到“诗”：“研究史实，发现诗情，诗从史出，诗史交融，通过某一部分历史的外在形态、生活面貌的描摹，把内在的经验、精神、形象、情感…… 忠实地再现出来，流传下去。”王愿坚选择的是短篇小说文体，用这种文体营造宏阔的革命“史诗”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把历史中的“诗性”发育成一首首诗篇，又由众多的篇什构成一部交相映照的“诗史”，即用“诗”谱写“史”，则是完全可能的。
王愿坚走上一条革命战争文学的创作道路，与他的家庭影响和人生经历密不可分。由于他亲历过抗日和解放战争，对战争和人有着深切的感受和体验。1953年他到福建东山岛采访刚刚发生的我军和国民党军队的一次战役，同时访问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苏区老根据地，听到了大量红军长征时的斗争故事。之后他重走长征路，遍访沿途的自然环境和民情风俗。他说：“自从1953年接触红军时期斗争生活的题材起，我就算扑到了革命战争历史上。在这个金矿的矿床上面行走，挖掘，寻找，慢慢地发现：我找的并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里蕴蓄着的另外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可以管它叫做诗。自然，我不懂诗。这里所说的诗，只是一种概括，指的是历史的内涵，包括绚丽的斗争生活，美好的人物形象，发人深思的哲理以及激动人心的思想感情等等。”
从1954年起，厚积薄发的王愿坚开始了扎实而漫长的短篇小说创作。五六十年代的代表作有：《党费》《粮食的故事》《七根火柴》《三人行》《亲人》《普通劳动者》等，其中有多篇一直作为大学、中学教材的入选篇目。七十年代后期作家再度出山，创作了“长征系列小说”，其中《夜》《足迹》《肩膀》《路标》不愧为短篇精品，有几篇获得全国奖项。在王愿坚的全部作品中，只有少数篇什描写了东山岛战役、东北抗联的战斗以及解放后革命前辈的工作、生活，绝大部分作品都表现的是1935年前后闽粤赣一带根据地军民的艰苦斗争和红军的长征，部分作品虽然着笔于现在，但倒叙的依然是那一段历史。第二次国内战争是现代革命史上的草创期、转折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历史时段，在当代文学中反映并不多，王愿坚选择了这一重要历史题材，并用短篇小说文体作出了成功的实践。他的作品已成为“红色经典”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愿坚在艺术的方寸之间，写出一部瑰丽多姿的革命“诗史”。在《党费》等作品中，描述了苏区人民在国民党军队的再次占据下，艰难的生存和坚韧的斗争。在《足迹》《食粮》等小说里，展现了红军战士爬雪山、过草地时，险象环生的历程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在《支队政委》等篇章中，刻画了留守老区的游击队，依靠组织、凝聚群众开展的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一篇作品表现的只是革命历史中一条小溪、几朵浪花，但汇聚起来，就构成了波起浪涌、奔流不息的长河。作家没有回避这一历史时期斗争的艰苦、道路的坎坷，但更着力凸现了红军战士和老区人民对革命事业、未来社会的虔诚信仰。《歌声》描写的是1935年东北抗联战士的斗争故事，但却形象地回答了“新国家”是什么样子的问题。几位受伤的战士被日军围困在大森林里，就在他们悲观绝望、准备以死殉职的时刻，他们看到国界那边的苏联，阳光明媚的集体农场、紧张而愉快地劳动着的男男女女，听到用俄语合唱的《国际歌》歌声…… 于是他们突然间有了勇气和力量，冲出了重围。全新的苏维埃是当时风雨飘摇的旧中国的一个鲜明比照，也是无数革命者和普通人的社会理想。王愿坚深入揭示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崇高、坚定的精神信仰，正是这种信仰照耀、激励着人们，同舟共济，走向了胜利。这种信仰，战争年代需要，和平日子同样需要。一个人、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信仰，就会像没有方向的航船，终将会带来灾难。
发掘人物的精神品格
1958年，王愿坚的《普通劳动者》发表，在文坛和读者中广受好评。小说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只是写了身为部长的林将军在水库劳动中的一些平常情景。但作家却凭借“粗凿细雕”的功夫，把一位老将军质朴随和、关爱青年、壮心不已的精神性格表现得生动传神。精心雕刻、凸显人物的精神品格。这正是王愿坚在塑造人物上执著追求的。
综观王愿坚的全部小说，他在写人上倾注了极大心血，运用了多种方法和手法，塑造了众多结结实实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也许性格并不是那么鲜明，但人物的精神品格是突出的。这些形象也许内涵并不是那样丰富，而人物一瞬间的思想情感的闪光，足以构成一个永恒的雕像。他的人物主要有三种类型：红军战士、苏区农民和革命领袖。
红军战士是作家笔下的主要人物系列，包括长征途中的战士和留守苏区的游击队员。《赶队》中的随军医院护士小何，年龄只有十五六岁，身单力薄。但在艰苦的长征途中，在繁重的照护伤员的工作中，表现得那样天真、快乐、敬业、坚强。“我们少共不说谎”的口头禅，显示了她金子一般的赤诚之心。从一个女战士身上，可以看到众多红军战士的精神状态。《三人行》是一篇艺术精品，刻画的是红军战士的集体形象，犹如一幅构图谨严、刀法遒劲的浮雕。茫茫草原，路途泥泞，步步险情。三位受伤掉队的战士，互相背着、扶着、拖着，一步一步地向前跋涉。就像天上排成“人”字型的大雁向前飞行。作家选择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情节，凸现了红军战士的坚定信念和顽强精神。苏区农民在红军长征、蒋军卷土重来的“白色恐怖”下的殊死斗争，同样悲壮而感人。《党费》是一篇构思严谨的力作，年轻妇女黄新是苏区农民的一个典型形象。在根据地最严峻的日子里，她秘密地联系党员、组织群众，为山上的游击队筹集物质。外表看，她是一个文静、细心、温柔的年轻母亲；但在面对敌人搜捕、自己的同志可能遭难的情势下，却表现出一种机智、果断、刚烈的英雄品格。她舍弃了可爱的孩子和自己的生命，保护了战友和一份特殊的党费——一筐咸菜。
王愿坚新时期文学初期创作的“长征系列小说”，集中刻画了红军长征途中，几位革命领袖的形象。《夜》《足迹》《草》《启示》是写周恩来的，把一位日理万机、鞠躬尽瘁、沉着智慧的指挥家形象刻画得逼真感人。《肩膀》《食粮》《标准》《歌》是写朱德的，将一位体恤战士、身先士卒、治军有方的统帅形象描绘得生龙活虎。《同志》是写贺龙的，突出了他乐观豪爽、与兵士打成一片的大将风采。《路标》是写毛泽东的，渲染了他在革命危急关头，体察军心，运筹帷幄的领袖形象。在短篇小说中塑造领袖形象，是有相当难度的。王愿坚凭着他对革命历史的了然于心和对领袖人物的较深把握，选择最能表现人物的情节和细节，塑造了一个个形神兼备的独特形象。
凸现战争中的人性之花
王愿坚小说有一种浓郁的情感色彩。他的正面人物总是充满了丰沛鲜明的情感，作家也把自己真诚的情感倾注笔端。但对这种审美情感却有两种迥然不同的评判。绝大多数评论家认为：他的作品表现了革命者饱满的父爱、母爱、同志之爱，以及对事业、人民、领袖的爱，是一种崇高的“无产阶级的人性美和人情美”。而一些激进的批评家却在“文革”中指称：他的小说“用精心炮制出来的孤儿寡妇的眼泪作炮弹，肆无忌惮地攻击革命战争”。是在“渲染战争恐怖，”“否定革命战争”。
人伦亲情与革命战争的矛盾，是动荡年代最常见的现象。王愿坚捕捉住了这种矛盾，把人物放在情感的漩涡中，凸现了人物刹那间的内心痛苦和人性的升华。《党费》中的主角黄新，为了给游击队积攒急需的咸菜，劈手夺过饥饿的女儿手里的腌豆角；为了保护前来联络的同志，挺身而出“自投罗网”。因为她为的是革命的胜利，信仰比她的孩子和自己的生命更重要。《妈妈》里的那位地下工作者冯妈妈，为了凑路费赶赴上海传送情报，是“卖掉”自己的亲儿子还是被捕战友留下的小女儿？她确实经历了巨大的内心痛苦。“脑子‘嗡’的一声”，“眼被泪水糊住了”，但她最终舍掉的是自己的亲骨肉。因为战友的孩子也是她的孩子，更应该得到保护，为了未来的新国家她必须牺牲自己的小家庭。《粮食的故事》中的游击队总务长郝吉标，与儿子红七担着粮食给山上的部队去送，遭遇了敌军的搜捕，为了金贵的粮食和游击队的生存，他命令儿子从岔路跑走以掩护自己送粮。他“浑身都颤颤起来”，儿子的脚步声“就跟从我心上跑过去一样”。内心的矛盾、担忧折磨着他。但“孩子要紧，革命的事更要紧”，他必须选择后者。黄新、冯妈妈、郝吉标在亲生骨肉与革命事业之间的舍亲取义行为，并不意味着他们心肠之硬，而是他们朴素地懂得：只有革命成功了，才会有家、有亲人。“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为了明天和大多数人，他们不能不牺牲自己，高洁的人性在绝境中得到了升华。
战争打碎了各种亲人、家庭关系，同时也形成了新的人际、情感关系。中国传统文化极为重视人伦关系，把家庭人际延伸、扩展为社会关系。于是父子演化为君臣、官兵，兄弟等同于朋友、同志。家族放大了就是国家。在共产党领导的团体和军队中，虽然倡导一种新型的同志关系，但传统的家国文化依然积淀在深层。为什么兵士之间互称“兄弟”，革命军队叫做“大家庭”，军人称为“人民子弟兵”？就是传统文化的折光。《老妈妈》中那位连名字也没有的老区中年妇女，丈夫为革命牺牲、两个儿子都投奔了红军。她把20多个受伤掉队的红军战士藏在秘密山洞，成立了一个临时医院，精心为他们治伤，冒险为他们找食物，终于保存了一支革命力量。她自称是大家的妈妈，说：“队伍有头家有主。如今队长不在这里，这个家就由我来当。你们管我叫妈妈，哪个妈妈不疼自己的孩子？有妈妈在，就有你们在。”她的话是发自肺腑的，伤员们叫她妈妈、听她的话也是真心实意的。一个蕴含着“同志的又是母子的”情感的特殊“家庭”，在严酷的战争中形成一种无形的凝聚力。《亲人》是一篇感人的、意味深长的作品。故事发生在解放之后，但根源在战争年代。从战争中走过来的曾司令员，所以要“将错就错”把江西老区的一位烈属老汉认作“父亲”，是因为他深刻感受到“要使这位失去惟一的儿子的老人得到安慰，最好的办法是还给他一个儿子。”而在战争中家破人散的曾老汉，不相信儿子会死，看到报纸上与儿子重名重姓的名字，就冒然写信、找上门来。尽管眼睛失明的老人蒙在鼓里，但曾司令员已从理智和情感上认定了这位“父亲”，要以一个亲生儿子的身份为老人尽孝。作品蕴含了一个深广的社会和人的主题：战争年代，军民一家，夺得了政权。和平时期，作为执政者，依然不能忘记与人民的血肉关系。
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国家利益的冲突，是战争中屡屡发生的事情。正是在这种冲突中，显示了人民战士、普通民众的人性和人情美。《火》写的是福建东山岛战役，作品中的林大妈，为了拖住偷袭的敌军，及时给我军报信，忍痛烧掉了家里最值钱的竹子垛作为“信号”，使我军及时赶到打败了敌人。这是一个最普通的山区女人，但她却懂得“舍小家为大家”的道理。《后代》中的战斗英雄黄承谋，出生、成长在一个革命家庭，父亲在红军反“围剿”战斗中英勇牺牲，哥哥投身抗日战争。解放之后母亲又把他送进了部队，在东山岛战斗中立了奇功。战争使无数的家庭残缺不全，但却换取了新生的国家，在前赴后继的革命历史中，显示了普通百姓的坚定信念和壮美人性。
诚然，中国的当代战争题材文学，在对战争的反思上，在对个体生命和心灵的开掘上，还存在着诸多局限，有这样那样的条条框框，远不像西方战争题材文学那样深刻、阔大。在王愿坚等作家的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缺憾。但他们对正义战争的歌颂，对战士和民众美好人性人情的彰显，则是不能随意否定的。
在有限空间创造美妙艺术
一个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必然对他的文体有一种独到的领悟和把握。王愿坚在观看杂技表演时，真正领悟了短篇小说的艺术规律：“那是一张直径不过一公尺的小圆桌，两个姑娘穿着旱冰鞋在上边翩翩起舞。她们溜冰动作那么从容自如，情绪那么饱满酣畅，比起在北海和昆明湖的冰场上毫不逊色。然而，也正是因为她们是在舞台上，在这一张小圆桌上，尊重了小小桌面的局限，她们的表演更凝练，也更美妙、更动人，成了艺术。于是，在讲了这个节目和我的感受之后，我说：这就是短篇小说。”一百个作家就会有一百种短篇小说的感悟。王愿坚的这一感知，揣摸到的是短篇小说的“局限空间”和表演者的“美妙创造”。他在多篇创作论中，谈到鲁迅、契诃夫的观点和作品，可以看出这两位短篇大师对他的深刻影响。他没有写过长篇小说，写过一部中篇小说反响甚微。他见诸书刊的31个短篇小说，总字数约25万字，平均一篇作品8000余字。这是一些经典作家倡导的短篇小说的理想篇幅。他的代表性作品，《七根火柴》2500字，《三人行》3100字，《足迹》3500字，《路标》6100字，更是短篇小说中的精品。在中国当代众多的短篇小说作家中，像王愿坚这样尊重文体规律、潜心打造精品的作家是不多见的。
王愿坚在短篇小说的艺术形式和手法上，潜心探索，精益求精，使他的作品愈显单纯、凝练、精美。概括讲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寻找恰当的叙述角度和人称。叙述形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作品的成败。王愿坚创作伊始就很重视小说的叙述问题。他的叙述角度大致有两种类型，即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而又以第一人称叙述为主。如《珍贵的纪念品》《老妈妈》《粮食的故事》等都采用了单一的“我”和双重的“我”的叙述方式。第一人称叙述方式强化了小说的真实感和吸引力，而作为“访问者”的设置，又可以突出故事的现实性。王愿坚小说第三人称叙述的也不少，但作品中的“他”往往会成为一个视点、一只眼睛，由“他”看出故事和主要人物。如《七根火柴》前面出场的人物是掉队战士卢进勇，但主角是那位临死献出火柴的无名战士。把“他”变成“我”去描写，由这只眼睛展开环境、事件和人物，可以突出故事情节的现场感和感染力。“长征系列小说”写的都是革命领袖在特定情景下的特定行为，没有固定的视角是无从下手的，因此作家在作品中都设置了一个“他”。如让《夜》中的勤务员小韦去看周恩来，从《食粮》里的供给员梁思传去感受朱德，由《路标》中的通讯员罗小葆去认识毛泽东…… 从这些普通战士的眼睛和心理中，让读者看到一个个真实、具体的领袖形象。
其次是营造单纯、精炼的艺术结构。短篇小说的艺术结构看似千变万化，基本的结构模式却不外乎故事情节式、人物性格式、生活组合式、情感心理式等数种。但不管是哪一种，刻画出鲜明独特的人物形象是艺术结构的最高目标。王愿坚对自己有着很高的要求，他孜孜矻矻地要在有限的空间中，既要再现历史真实，又要讲述生动的故事，还要塑造出结实的人物形象来。可以说他的多篇小说达到了这样的目标。譬如《党费》以核心情节——为游击队筹集咸菜为主线，故事一波三折，主角黄新的形象也很突出。又如《老妈妈》写一位老区妇女如何带领数十位伤病员，一边治病养伤一边坚持与敌人战斗，惊险的故事与有力的人物形象相得益彰。再如《普通劳动者》着力写一位老将军在水库工地的劳动情景和他同年轻战士之间的有趣纠葛，故事情节细腻生动，人物形象可亲可敬。这些都是成功的例证，作家在处理生活、故事、人物的关系上可谓匠心独运。
再次是用好珍贵的细节。王愿坚深谙细节在短篇小说中的强大作用，他在历史故事中，在现实生活里，特别注意发现那些闪光的、高含量的细节，一旦得到就精心放置在他的作品中，有些细节甚至发展成中心道具，以此来营造他的整个作品。如一筐咸菜、一条红领巾、七根火柴、三张借条、一册旧账本、一棵毒草、一饭盒野菜汤等等。通过这些细节，连接了整个情节，突出了人物形象，表现了作品主题，使短篇小说变得精美绝伦。
王愿坚的短篇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奇葩。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缺憾。但作家在表现革命历史的诗情画意，在雕塑几代人的精神信仰，在短篇小说的文体探索上，依然有值得发掘和借鉴的宝贵经验。
更多文章请关注中国现代文学馆与《文艺报》合办栏目——“经典作家专刊”。
未经版权人授权 不得转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