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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林语堂在青年阶段对于国民性改造的态度相对激进尖锐，对陈腐、老朽的传统文化予以鲜明的批判。1916年夏，21岁的林语堂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进入清华大学任英文教员，任教期间 《新青年》倡导的中国新文化运动进入了以“文学革命”为旗帜的文化革命阶段，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后更名《新青年》）已经创刊，林语堂也在这场文学和语言的革新运动中，以一名支持者的身份相继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汉字索引制说明》和《论“汉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学》，支持白话文学。《新青年》内部产生分化后，周氏兄弟的《语丝》和胡适等人的《现代评论》同时处于筹备酝酿阶段。若论人情，林语堂在当时与胡适的交情更深，且现代评论派中很多人是接受西方文化的欧美留学生，与林语堂的文化接受和文化认知上更为相近，似乎加入《现代评论》更为妥当，但林语堂在思虑之后，最终选择了周氏兄弟的阵营，成为了《语丝》周刊的长期供稿人之一，后来林语堂对此的解释是“我接近 《语丝》，因为喜欢《语丝》之放逸，乃天性使然。”（林语堂著. 记周氏兄弟. 徐从辉编；杨扬主编. 周作人研究资料 上.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01. 第268页.）
1925年，林语堂在《语丝》周刊第22期上发表书信体杂文《给玄同的信》（收入《翦拂集》题为《给玄同先生的信》），响应钱玄同在《语丝》第20期上发表的《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中谈到的“欧化中国”。他在信中提到：“今日谈国事所最令人作呕者，即无人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无人肯承认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林语堂著. 给玄同先生的信. 翦拂集.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3.12. 第7页.）并一一枚举“老大帝国国民癖气”——惰性，奴气，敷衍，安命，中庸，识时务，无理想，无热狂等，对于这样的现状，林语堂延续钱玄同“欧化的中国”之思路，认为“欲一拔此颓丧不振之气，欲对此下一对症之针砭，则弟以为惟有爽爽快快讲欧化之一法而已。”（林语堂著. 给玄同先生的信. 翦拂集.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3.12. 第7页.），针对当时的国粹主义，林语堂提出了六条具体主张：非中庸，非乐天知命，不让主义，不悲观，不怕洋习气，必谈政治。在同一阶段，林语堂表达了自己对中庸哲学的看法：“中庸哲学即中国人惰性之结晶，中庸即无主义之别名，所谓乐天知命亦无异不愿奋斗之通称”（林语堂著. 给玄同先生的信. 翦拂集.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3.12. 第7页.）这样激进的言论在当时批判国粹主义和推进国民性改造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历史已经证明“爽爽快快讲欧化”并非根治中国国民病灶之良药。
林语堂对于中国国民性的体认在其1934年写就的《吾国与吾民》中并未发生本质上的改变，他在这部受赛珍珠之邀向西方人展现中国图景之全貌的作品中，从中国人的德行、心灵、人生理想、妇女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文学生活、艺术家生活、生活的艺术等诸多方面对中国国民性进行了相对客观全面的概述。例如在“中国人之德行”一章中，林语堂将中国的德行概括为圆熟、忍耐、无可无不可、老猾俏皮、和平、知足、幽默、保守性等。其中可以发现多处与《给玄同先生的信》中概括的“国民癖气”相近，但是与二十年代相比，三十年代的林语堂对于中国国民性的思考角度，已经开始出现从纯粹的国民劣根性的内部批判转向跨文化视野下国民独特性的外部评价的迹象。由于受众、著书语言以及林语堂个人对于“性灵”、“幽默”的追求，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的行文措辞相对平和婉转，与其二十年代的冷峻严厉相比已有一定的变化。例如，林语堂对于中庸的看法在 《吾国与吾民》中有所转变：“中国两字所包含之意义，不止于地文上的印象，也显示出一种生活的轨范。中庸即为本质上合乎人情的‘常规’，古代学者尊奉中庸之道，自诩发现一切哲学的最基本之真理，故曰：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林语堂著. 黄嘉德译. 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汉英对照.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06. 《吾国与吾民》第199页.）诚然林语堂在这里也承认中庸“冲淡了所有学理的浓度，毁灭了所有宗教的意识”，并且导致“中华民族整个的不相信任何法制法律”，但是相较于前文提到的林语堂在二十年代对于中庸“中国人惰性之结晶”的评价已大显和缓之意。此外，不同于鲁迅等人对于国民性针针见血的剖析，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对于国民性的分析还涵盖了不同地域造成的文化心理差异、以及人类在进化中逐渐轻视体格上孔武的活动导致体力的退化等相对客观的原因。简言之，虽然在《吾国与吾民》中林语堂仍然存在对国民性的大量探讨话语，但这一阶段林语堂已经相对弱化了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将写作重心放在对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上，并开始转向跨文化视域下对国民独特性的发掘与传播。
二
林语堂对于国民独特性发掘的成熟之作，是林语堂旅美专事创作的第一部作品《生活的艺术》。《吾国与吾民》出版之后，畅销海外，赛珍珠盛邀林语堂赴美写作，1936年8月，林语堂一家五口乘上“胡佛总统号”远洋轮船前往美国。据当时统计，《吾国与吾民》中介绍中国人日常娱乐、庭院和居室以及饮食的第九章“生活的艺术”在美国反响最为热烈，但第九章描述毕竟只是中国人生活方式冰山之一角，内容相对简略，因此在赛珍珠夫妇建议下， 林语堂将原《吾国与吾民》第九章内容进行丰富扩展，以展现东方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调的笔法，写成《生活的艺术》一书。在给陶亢德的书信中，林语堂谈到了《生活的艺术》的写作动机：“中国人之生活艺术久为西方人所见称，而向无专书，苦不知内容……有中国诗人旷怀达观高逸退隐陶情遣兴涤烦消愁之人生哲学，此正足于美国赶忙人对症下药。”（宇宙风. 第49期.1937.9.16.）针对西方世界沉溺于工作和商业竞争，而对日常生活细节，如饮食、起居、穿着等过于忽略的异化现象，也作为对当时美国人“Wake up and live”普遍呼声的响应，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为西方人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理念——闲适主义（或称享乐主义、玩世主义），并建构了一个以道家闲适文化为核心的审美意义上的古老中国。他将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人物定义为“建于明慧悟性上的达观者”，同时将“放浪者”的地位置于人类的最高点：“放浪者将成为独裁制度最后的最厉害的敌人，它将成为人类尊严和个人自由的卫士，也将是最后一个被征服者。”（林语堂著. 生活的艺术.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6.06. 第14页.）这种对“放浪者”高度肯定的论调，在当时的西方世界是鲜少听闻的，成功抓住了美国人的猎奇心理，并为人们向往的享乐行为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支撑，故《生活的艺术》一经出版，在美国引起轰动，并成为美国1938年的最畅销书，稳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首位。
在《生活的艺术》的序言中，林语堂提到：“本书是一种私人的供状，供认我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所得的经验。我不想发表客观意见……我只想表现我个人的观点。”（林语堂著. 生活的艺术.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6.06. 第1页.）他认为这尘世是唯一的天堂，提出“让我和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我的灵魂很舒服地在泥土里蠕动，觉得很快乐。当一个人悠闲陶醉于土地上时，他的心灵似乎那么轻松，好像是在天堂一般。事实上，他那六尺之躯，何尝离开土壤一寸一分呢？”诚然，林语堂在此书中表达了自己独特的人生哲学，通过种种生活细节，为西方展现古老中国的独特魅力，并实现中国道家闲适主义的输出。但不能否认的是，林语堂对于《生活的艺术》的受众定位自写作开始便十分明确，他非常理解西方读者的文化背景和内在需求，并能给予到位的解释，因此其写作确实有一部分迎合西方读者阅读期望的意味。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用现实感、梦想、幽默感和敏感性组成的“准科学”公式对各国的民族性进行分析，得出了以下的公式：
现三 梦三 幽二 敏一 等于英国人
现二 梦三 幽三 敏三 等于法国人
现三 梦三 幽二 敏二 等于美国人
现三 梦四 幽一 敏二 等于德国人
现二 梦四 幽一 敏一 等于俄国人
现二 梦三 幽一 敏一 等于日本人
现四 梦一 幽三 敏三 等于中国人
这样的想法一方面令人讶异于林语堂思维的飞扬跳跃，另一方面也使人不得不叹服于其对于各国国民性特征理解之深刻透彻。也正是由于这种悟性，林语堂在以《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等作品为媒介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能够在海外取得如此巨大的反响。
不可否认的是，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着力塑造的中国形象是一个被道家哲学美化、尚未遭受近代工业文明产物侵袭的东方古国，与真实的中国形象，尤其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相去甚远。林语堂在书中沉浸于审美化的乌托邦中，小到插花燃香、茶饮酒令，大到家庭理想、人生哲学，似乎中国的文化遗产无一不值得盛赞。同时，林语堂也对西方的生活方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如西装服制的不合人性、欧美烹调菜肴方法的单调、刀叉用餐的装腔作势等等，以此进一步推动道家闲适主义的海外输出。
在此，相较于早期提出的对中国实行全盘欧化等激进言论，林语堂已经由早期对国民性严厉批判转为对国民独特性热情发掘和宣扬，其写作的重点也转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家文化的海外输出。如果以《吾国与吾民》和《生活的艺术》出版年份之间的1935年为界，可以说在1935年之后，林语堂的文化思想在作品中出现了明显的转变，他从原来看待文化时抱有的理性的、社会的、政治的眼光，转为了感性的、个人的、审美的眼光。由此，林语堂在弱化先前国民性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批判思路的同时，在作品中展现出了理想文化建构的意图。
三
林语堂晚年在《八十自叙》中称“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林语堂著. 八十自叙. 宝文堂书店, 1990.11. 第1页.）反观林语堂一生，“矛盾”二字可以体现在其生命的方方面面，从个人信仰上基督教、道教与人文主义之间的摇摆不定，到其作品中对于幻想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割裂与融合，乃至文化上对于中西两类迥异文化的不同的接受方式，林语堂的人格品性、人生经历和生命感悟似乎在冥冥之中注定了其矛盾的一生。林语堂的文化选择同样矛盾重重，从青年时期在《新青年》、《语丝》上对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倡导、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劣根性严厉激烈的批判，到《吾国与吾民》的过渡阶段，再到中年以后在《生活的艺术》中对于中国文化独特性的发掘和发扬，林语堂不同作品的话语背后可以看到其文化选择的转变。在林语堂纷繁变化的思想之下，暗含着相互贯通的环节，也正因这些环节的存在，林语堂的思想能够杂而不乱，并在一定阶段内保持稳定。而林语堂与生俱来的种种“矛盾”，也因其生命智慧获得了一定意义上的秩序与平衡，并使林语堂能够终生以之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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