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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台湾远景出版社出版了林语堂的《八十自叙》，这是林语堂要用笔将自己完整的一生画上个句号。书中写道：“我以前提过我爱我们坂仔村里的赖柏英。小时候儿，我们一齐捉鲦鱼，捉螯虾，我记得她蹲在小溪里等着蝴蝶落在她的头发上，然后轻轻的走开，居然不会把蝴蝶惊走。”这里的“提过”，所指的是1963年由美国世界出版公司(The World Publishing)出版了他的自传体小说《赖柏英》（Juniper Loa）。严格来讲，这部小说更多的是流露出对故乡的怀念之情。但故乡的那个外号“小橄榄”的赖柏英在林语堂的一生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美好印象。她柔情似水，纯净无暇，在情窦初开的岁月里，到处都是恋人甜美的歌声，温暖的阳光，少男少女嬉戏的身影，青梅竹马，天真烂漫，无忧无虑……。她，勤劳、能干、善良、孝顺、坚忍、敢做敢为……。
林语堂早年的生活圈中确有赖柏英其人。赖柏英的家原先就在离林语堂出生的小屋不到500米的地方。但生活现实中的赖柏英非艺术形象中的赖柏英。林语堂心中的赖柏英，就像坂仔的山和水，那样纯朴、自然，使林语堂无限深情的怀念和终身的难忘。然而，林语堂写《赖柏英》时年近七十，已有整整五十年不曾到过坂仔了，年届八十才写《八十自叙》。原本是要做一个美好的回忆，但难逃自然规律的消磨，对儿时的记忆有些朦胧，朦胧得记不住初恋的真名实姓。因为林语堂离开家乡时，赖柏英才一两岁，不可能有和她青梅竹马之恋以及准备带她走出大山之说。
一、从时间看，与赖柏英感情的不合理性
在平和县坂仔镇林语堂文学馆旁，林语堂出的生屋是后来在原址是翻建的。赖柏英家的祖屋早就毁了，如今老宅基上的房子易了主人。从查阅族谱到咨询老人得知，赖柏英有兄妹七个，按顺序排列是赖天柱、赖天启、赖桂英、赖天兴、赖天赐（早夭）、赖柏英、赖明月。
2005年，有林语堂研究者拜访过仍还建在、已满88岁的赖明月老人。她回忆说：“我二姐大我四岁，个子比我高，有近165厘米，脸尖漂亮，身材匀称，比我漂亮多了。”这就是说，此时的赖柏英应该是92岁，也由此可推算出是出她生于1913年。这与赖柏英的儿子蔡益昌的说法相一致。他说：“母亲死于1967年，当时55岁。”
林语堂出生于1895年，1912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16年毕业。1914年林语堂爱上了上海圣玛丽女校美术系学生陈锦端，从此后与村姑的情感由厦门首富的千金大小姐所替代，一直到后来与廖翠凤结婚，都不曾有那个“已经成长，有点儿偏瘦，所以我们叫她‘橄榄’”的人出现了。
那么，林语堂书中所写的“我们长大之后，她看见我从上海圣约翰大学返回故乡。我们俩都认为我俩相配非常理想”，那个“理想”的人，肯定不是赖柏英。他们的年龄相差18岁，林语堂进上海上学时时，赖柏英尚未出生，就算中途返乡一两次，她也仅仅一两岁而已。林语堂和赖柏英之间要发生恋情，有悖于常理。
二、从归属看，与赖柏英的生活不相符合
林语堂说他的初恋情人因为要侍奉失明的祖父而放弃与恋人走出大山，“嫁给坂仔本地的一个商人。”笔者查阅档案资料和走访赖柏英的亲属得知：赖柏英于1932年嫁到平和县小溪镇坑里村下坂社，丈夫叫蔡文明，原名叫蔡启新，毕业于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厦门一所中学教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迁到平和县。
至于作为当时平和县为数不多的北京大学毕业生的蔡文明为何会跟赖柏英结婚？赖柏英三哥的儿子赖益中说：“当时我们的家族有土地，是坂仔镇的名门望族，我姑姑赖柏英又读过女子学校，她嫁给蔡文明也就符合常理了。”还有赖柏英的妹妹所说的赖柏英很端庄美丽，那么她跟蔡文明的婚事也就不难理解了。
赖柏英和蔡文明育有一女三子：蔡阿玲（已去世），大儿子蔡益琛（孤身一人），二子1968年上吊自杀，小儿蔡益昌，（生有一儿一女）。1967年夏天的的一天，生产队通知赖柏英，说第二天要批斗她，她就选择了自杀。赖明月说姐姐是跳水自杀。蔡益昌说母亲是吃断肠草死亡的。
导致赖柏英家庭大悲剧的根由是蔡文明被枪杀，与身在海外的林语堂毫无关系。1949年除夕之夜，蔡文明与另外16名教师被枪毙，他们成为解放后平和县第一批被枪毙的人。1959年政府认定是“错杀”，但到1982年才公布“错杀”结论，给予“平反”。当初为何被杀？政府又错在何处？具体情况至今不明。
赖柏英嫁的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且还有很深的历史印记，这与“她嫁了坂仔本地的一个商人”不相吻合。
三、究竟谁是林语堂的初恋情人
与林语堂年龄相仿的是赖桂英。二妹代替了大姐，桂英成了柏英，林语堂的初恋情人应该是赖桂英。赖明月老人非常明确地表达“是我大姐”的看法。她回忆说“我的母亲就是林语堂母亲的教女，两家就跟亲戚似的，我们应该叫林语堂五叔。”“五叔”在这里的辈分关系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年龄差距。赖益中讲到的也是这个意思：“林语堂的初恋情人应该是我的大姑妈赖桂英，我大姑妈出生于1898年，今年107岁了，跟林语堂相差三岁”
赖桂英嫁给了一个当地名叫林英杰的人，他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早年开有典当行，日本人进入平和后，改当屠夫。这符合林语堂所说的 “她嫁了坂仔本地的一个商人”的说法。林英杰做屠夫后，开始变得性情暴躁，解放之初，又背上了“富农”成分，精神完全失常，而且发展到经常打人，小孩子都很怕他。赖桂英和林英杰生有三女，后来又抱养了一个女儿，叫庄亚珍，长大成人后嫁到当地下尾社。
庄亚珍现已病逝，之前的接触中，她多次讲到其养母跟她感慨：“如果我当时嫁给林语堂，我也不会现在这么凄惨”。而且，她还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们，赖桂英的外号叫“橄仔”(即橄榄的意思，闽南语发音“故椎”)，恰好与“我们叫她橄榄”的说法一致。庄亚珍的丈夫林江汉补充了一个细节：“丈母娘71岁那年的一天，因琐事与我发生激烈争吵，老人边哭边诉：都怪我命不好，才嫁给一个疯仔，若当年跟和乐(林语堂上大学前的名字)走，我也不会像今日这般凄惨！”夫妻俩如今已经搬到漳州市区糖厂附近居住，生活很清贫，但坚决不要任何采访费，而且一再感谢我们能为其母说澄清事实。这种当事人的回忆，笔者认为可信度较高。
据家住漳州市区的林土明先生介绍，上个世纪60年代，也就是他6岁到14岁这个期间，家住平和坂仔教堂附近，跟赖桂英有过长时间的接触。据他回忆，小时候在他眼中，身高约165厘米的赖桂英端庄淑雅，说话温柔，“是一位极富魅力的山乡淑女”。林土明经常到赖桂英家玩耍，赖桂英给他讲过一些故事，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段就是她跟和乐的爱情故事。她说为什么不和林语堂一起离开平和：我只在铭新小学读了几年书，他已经是个坂仔少有的在上海读书的大学生，我真的太爱他，我不能拖累他，最后我以要照顾爷爷为借口，痛苦地选择了与他分手，让他安心地出去。后来知道他有了出息，我暗自高兴，当时我不后悔我的选择。
“文革”期间，她的老宅被“红卫兵”强占之前，她把家中的一些旧瓷器、旧书籍送给林土明，并告诉他每件物品的来历，让他好好保管，其中就有林语堂送给她的三本民国时期的教科书——《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国文读本评注》、《四书正文》。正在大城市求学的林语堂送给心仪对象几本正在流行的书，用以勉励其读书，从理论上说得通，从情感上也可以接受。问题是，林土明所藏的这几本书，是否由林语堂所赠，又是否是赠给赖桂英的不能轻易断定，藏书中查不出任何与林语堂或赖桂英相关联的印证。因此，这份所谓“林语堂送给初恋情人的一份礼物”之说，不可为证。笔者倒是觉得赖益中的说法可以作为旁证：“我看了《赖柏英》这本书，觉得有很明显的我家族的影子，赖柏英这个人，应该是指赖桂英，我听我母亲讲过我的大姑妈，文中写到的事情跟现实中的我大姑妈说话和做事的风格都很像。”。
考证到此，现实生活中的赖柏英，与林语堂笔下的赖柏英，无论是年龄还是形象、命运，都相去甚远。包括赖柏英的亲人在内的许多年长者，也都对赖柏英是林语堂初恋女友的说法持否定态度。合理推断，林语堂的初恋情人应该是赖柏英的姐姐赖桂英。至于为什么会出现李代桃僵之事，笔者认为可能有如下原因：
首先是，时间跨度大，记忆模糊。林语堂晚年的记忆常有失误，如胡适是1917年7月回到上海的，9月到北京大学任职。林语堂在悼念胡适的文章《我最难忘的人物——胡适博士》和《八十自叙》中都将这一年误记为1918年。
其次是，少年时的男女情感如今已经沉淀为故乡情结了：“在黛湖我们有山。可是我在你们那个地方，可没看见那样的山。我们附近的山是真山，不是你在新加坡看见的那种不像样子的山。我们那儿的山令人敬，令人怕，令人感动，能够诱惑人。峰外有峰，重重叠叠，神秘难测，庞大之至，简直无法捉摸。”而那位集诸多美德于一身的闽南女子，最终定位为高地人生：“一个女孩子站在空旷处，头后有青天做陪衬，头发在风中飘动，就比平常美得多。她决不显得卑躬屈节摇尾乞怜的样子。她浑身的骨头的结构就是昂然挺立的。”“我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人，也就是因此之故。我之所以这样，都是仰赖于山。这也是人品的基调，我要享受我的自由，不愿别人干涉我。犹如一个山地人站在英国皇太子身旁而不认识他一样。”“山逼得你谦—逊—恭—敬。柏英和我都在高地长大。那高地就是我的山，也是柏英的山。我认为那山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以后也不会……”。显然，此时的“赖柏英”也是一种乡情的寄托，而非具体的赖柏英或赖桂英。
其三，也可认为是一种文学的表达方式，用的是一种文学形象的名字，如《赖柏英》中男主角名字叫“新洛”，而不是“和乐”或“语堂”，便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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