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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早期海外华人形象的重塑与文化自信——重读林语堂的《唐人街》
[ 作者:曾丽琴] 来源: [ ]

林语堂立志两脚踏东西文化,向东方人说西方文化,向西方人说东方文化,但事实上,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散文,还是向西方人说东方文化的为多,这也是他的许多创作都以英语进行的原因,其中最突出的自然是散文集《生活的艺术》与长篇小说《京华烟云》。他的这些创作曾赢得陈寅恪“海外林熊各擅场”[1]的称誉。

《唐人街》这部小说也用英语创作,但它与《京华烟云》《朱门》《风声鹤唳》等不同,描述的不是华人在中国国土上的生活,而是讲述了早期华人在美国奋斗的故事,或许由于它不能满足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林语堂的这部小说一直没有受到重视,甚或于影响到中国的论者批评这部创作是对“美国梦”的浪漫幻想与对中国“过时”传统伦理观念的怀旧[2]

而当历史来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当我们重新梳理评估华人移民史并重建文化自信之时,《唐人街》的重要意义便显现了出来。

《唐人街》以在美华人冯老爹一家为主线,讲述了其时唐人街华人的生活,并追溯了19世纪美国华人的血泪移民史。冯老爹与他的妻子及大儿子是传统华人的代表,他们勤劳、节俭,讲礼节,重视家庭,包容性强,遇事忍让。终于他们由开洗衣店到开餐馆,生活也越过越好,冯老爹的突然过世并没有解散家庭,最终小儿子汤姆受到比两个兄长更好的教育。

冯氏一家沦落社会底层而能不放弃希望并充满向上的力量是这部小说受到诟病的原因之一:“中国移民在美国的创业经历一定不仅仅是充满了欢乐、幸福和成功一类的字眼,肯定还有挣扎、痛苦与辛酸。……我甚至怀疑林语堂是否真正和纽约唐人街上的那帮下层移民密切接触过,他只是凭着想象虚构着生活在唐人街上的洗衣工和开餐馆的人们的生活,所以他对他们的描写,使人总觉得‘隔了一层’。”[3]若要从艺术上讲,这部小说的确如万平近先生所论,人物形象“给人一种单薄之感”[4],但若说林语堂没有反映美国华人移民的艰辛且不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才创造出冯氏一家的形象,就让人觉得有些语失偏颇了。

《唐人街》虽然没有像《埃仑诗集》《苦社会》《金山歌集》一样详细描摹早期美国华人移民的血泪史,但在篇中亦多次谈到。开篇介绍冯氏一家时林语堂就写道:“村子里的人传说,在美国西海岸的中国人,曾经被攻击、被抢劫、被杀害、被赶出西海岸地区。”在之后的篇章中,林语堂借冯老爹之口更详细叙述了这些因旧金山金矿开掘与西部铁路建设被大量引进,后因金矿枯竭、铁路建设完工又被强行驱逐的华人劳工的悲惨遭遇:

我在夜里穿过后面花园的篱笆逃走了,白天就躲在树叶里,利用夜里赶路。我逃走了,但是跟我一起的老杜格却被逮到了,他们发现他躲在一幢小屋的屋角里,身上还盖着一条毯子。他们把他拖出去,放火烧了小木屋。他们三四十人面对面站成两列,把他夹在中间,每个人轮流踢他,他们拳打脚踢地打了一阵后,把他丢在河里想让他自行淹死。可是他并没有死,他现在还活着。……听说他到过阿拉斯加、温哥华、波特兰等地方。他还带领了一队铁路工人横越怀俄明州,他们一路上躲躲藏藏、打打斗斗的,等到达伊利诺州时,人数只剩下一半,他们就在芝加歌南部安定下来。

论者都只看到冯老爹对美国的肯定与歌颂:“你希望将来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这就是美国。你可以免费上学,只要你诚实,根本就没有人会来打扰你。……美国是一个自由国家。”但我们也应注意到,就在冯老爹的这些肯定之前,他也悲哀地谈到:“你所有的就是一双手,你只有做那些美国人不愿意做,而且允许你去做的事。”并且在小说后半部林语堂要强调道家智慧时,再一次指出冯老爹“在这个国家中备受压迫”。也正是因为冯老爹很清楚地意识到早期美国华人移民甚至是所有海外华人移民在移居国遭受的不公待遇,他愿意把自己辛辛苦苦劳动积攒下来的钱捐献出来支持祖籍国抗日:

远渡重洋来到这里的中国人,被赶出西海岸,被抢被杀,还有被赶出墨西哥、澳大利亚、纽西兰、非洲的,而他们的祖国根本无法保护他们。当中国想与白人隔离闭关自守时,白人用炮舰来敲门。当美国人想排斥中国劳工时,就简简单单地开枪射击。这种长久以来觉得不平等的压力,到处被赶的压力,以及被别人以轻蔑的口吻叫中国佬的压力,使得中国的侨民们把大量的美金汇回国去,他们希望能做些什么而使中国壮大起来。

因是,林语堂并非不了解早期美国华人移民的辛酸史,《唐人街》中他只简略叙述而没有对之进行浓墨重笔,我以为这一方面是他写作与出版的策略,另一个方面他更想做的是重塑早期海外华人移民的形象。

正如陈季同法语写作一样,林语堂英语写作的目的是要纠正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与华人的误解与歪曲。19世纪末陈季同遭遇的是西方人认为中国人吃蛇蛋、烤蜥蜴,把孩子送给奇怪的动物当食物这样无稽之谈的误解,而20世纪初英国小说家萨克斯罗默刻章歪曲的如撒旦一般丑陋、邪恶、奸诈取巧,屡屡在伦敦贫民区犯罪的傅满洲这一华人形象盛行于西方并给他们带来“黄祸”的恐惧想象。近来,更有研究指出,早期海外华人的负面形象是出于有意的形塑:

从19世纪中期开始,美国的报纸、杂志、漫画、招贴、宣传手册、群众运动、集会演说、国会辩论、法庭审判、宗教宣传、伪科学人种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小说、诗歌、电影、民谣,都参与了这套排华话语的公共建构。排华主义者大肆鼓吹“美国属于白人”的种族主义信条,解释“中国佬必须滚蛋”的经济原理,分析“美国正在被中国殖民”的严峻形势,虚构“华人破坏美国民主”的政治寓言,炮制“鸦片鬼、赌鬼、吸血鬼中国佬”的刻板印象,煽动“白人华人势不两立”的仇恨情绪,预言“黄祸吞噬美国西部”的末日前景,最终发动“赶尽杀绝中国佬”的集体行动。[5]

于是,在这种语境之下,重塑海外华人的形象就显得尤其重要。因此,林语堂不仅如陈季同、熊式一一样描绘了许多生活在自己国土上的优秀华人,也以《唐人街》塑造了勤俭、奋斗、希望、向上的冯老爹一家及唐人街其他华人移民的正面形象。我们可以批评林语堂的人物塑造手法不够高超,却不能不看到他这些人物塑造背后的良苦用心。况且,华人一向都以勤勉向上立世,中华文化一直都有勤劳节俭包容这一传统,何以刻画这样正面的海外华人形象却引起林语堂并不真正了解华人移民的质疑?反是,针对这一质疑,我们要追问和清理的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自我东方化”的源头及其造成的严重影响。林语堂一向有着十分强大的民族文化自信心,他在《唐人街》中重塑这些早期海外华人的正面形象正是这种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林语堂虽然借冯老爹等人之口赞赏了美国,但他也对美式生活与美国文化提出疑问并再一次高度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家的智慧。这是林语堂文化自信的另一层表现。

小说中林语堂借汤姆之口直接嘲讽了美国人:

美国是最可笑的一个民族。你可以在银幕上看到男女躺在床上亲密地接吻,可是就看不得母亲哺乳她的幼儿。……美国人渲染、夸示性的乐趣并以此来赚钱,他们在任何东西上都画上了女人的乳房,但是他们却羞于看到母亲哺育幼儿。公开展示女人的实体不算猥亵的事,但是母亲哺育幼儿反而被认为见不得人。汤姆的结论是:美国人并不以性为耻,而是以婴儿的出生为耻。

林语堂以冯氏次子义可来呈现美式生活的失败。冯义可崇尚美国并贬低中国,他“相信牛肉、牛奶和蕃茄是最富营养的东西”,而中国菜“既没有营养,又没有维他命,只是好吃而已”。他精力充沛,“脸上流露出一种动物性的精力”,认为拳头比礼貌好用。冯义可不停地奋斗与掠夺,很快就搬离家族独自生活。他爱慕虚荣,花销巨大,与一个十分奔放的舞女结婚,终于落得太太跟人私奔的下场。最后他发现温馨的家族是他灵魂的慰藉。

林语堂更让汤姆对支撑美国科学与社会运作的基本原理达尔文理论“适者生存”提出异议:“汤姆觉得这并不是适者生存的问题,而是唯有最能适应环境的动物,才会在世上出现,以及这些动物如何生存下来的问题。”这从根本上质疑了美国社会与美国文化。

与义可相反,冯氏长子洛伊一直遵循中国传统照顾维系着家族,使得自己家庭生活圆满并让家族走向更为繁盛的运命。林语堂以比照的方式一方面否定了美国文化,另一方面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

林语堂并屡屡在小说中突出道家的高超智慧。冯老爹与老杜格这些海外华人能够在长期的不堪境遇中生存下来并延续家族的传承正因为道家无限的忍耐力:“水流向低处而能渗透每一个地方”“硬的和松脆的东西迟早都会破裂,但柔软的东西存在着”。小说中林语堂还塑造了一个如同《京华烟云》中木兰一样中国传统文化化身的女孩艾丝。艾丝刚刚由中国去到美国,她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莫不优雅大方却又柔中带刚。她秉承故去的学者父亲之教诲:老子是柔性的,而孔子是刚性的,了解刚性但以柔性来处理它。因此,小说的最后是她以道家的智慧来引导汤姆:“你怎么会以为人们比蚌壳重要得多”“我们为什么不把‘不知道’当做一个答案”“这不是宗教。这只是了解事情、了解生命、了解宇宙的一方法。道在生命中、在宇宙中,在事事物物中……

是的,西方的文化自文艺复兴以它独有的逻辑高速发展了6个世纪,给人类带来了物质的丰盛与无尽的便利,然而,它也给人类带来了环境破坏、资源浪费等诸多问题,并且,对于人类的终极命题——幸福感,它始终无能为力。因此,当前有越来越多的人,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迫不及待地回溯到古人的智慧,其中既有道家的智慧,也有古希腊与古印度的智慧。以此反观林语堂80年前的创作,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文化自信与远见——正如赛珍珠所论,林语堂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在混乱的时代中并没有迷失方向,“能够正确地认识生活”,而且“机智到足以理解自己、足以理解别人的文明”[6]

 

[1] “熊”指熊式一。

[2] 沈庆利:《虚幻想象里的“中西合璧”——论林语堂<唐人街>兼及“移民文学”》,《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83-86页。

[3] 沈庆利:《虚幻想象里的“中西合璧”——论林语堂<唐人街>兼及“移民文学”》,《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84页。

[4] 万平近:《林语堂传》,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386页。

[5] 盖建平:《早期华人文学研究:历史经验的重勘与当代意义的构建》,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6] 林语堂:《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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