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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乡土中国的精神世界
[ 作者:高志明] 来源: [ ]

近日重读《白鹿原》,再次被白鹿原上乡民的精神世界所吸引。作者陈忠实描绘的白鹿原是一个典型的乡土中国社会,是一个与今天截然不同的社会,是一个业已逝去并渐行渐远的社会,是一个让人无限缅怀又引人深思的社会。蕴于其间的乡民的精神世界充满了巫术色彩和神秘主义,他们的言行令人讶异、神往,让人不由得感叹在物质匮乏的传统社会人的精神世界却可以如此丰富纷繁。相比于今天缺乏信仰的我们,那个时代白鹿原上的他们似乎活得更明白,更懂得生活的真谛,更知晓生命的意义。

陈忠实用《白鹿原》给我们留下了一部珍贵的民族秘史,让我们一起再来领略一下白鹿原上的精神世界吧。

 

自然崇拜

白鹿原上的自然崇拜主要体现在乡民对天、对地的崇拜。古代中国很早就孕育出了统御一切的天命观,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是主宰一切的,人世间所有不可知不可控的事均归因于天命的安排。中国人观念中的天既是客观实在的天空(天神的居所),又是具有主观意志的抽象的天神,也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三者有机统一为一体,内化于人们的心灵,承载着人们对公平正义、惩恶扬善等的美好愿望和心理需求。

《白鹿原》中的天命观体现在人对天的无条件崇拜和服从。白鹿村一直流传着一句咒语,就是该村人口总是冒不过一千,啥时候冒过了肯定就要发生灾难,人口一下子又得缩回到千人以下,这似乎是某种天意。《白鹿原》里写了两次大的天灾,一次经年大旱、一次瘟疫,两次都死了不少人,这被认为是上天的“收人”之举。在大旱之后终于下雨的那个夜里,白嘉轩激动地爬到门口又从台阶上翻跌下去,跪在院子里,仰起脸来……整个白鹿村响起欢闹声,叫声哭声咒骂声一齐抛向天空,救命的天爷可憎的天爷坑死人的老天爷啊!你怎么记得起来世上还有未饿死的一群黎民!这是多么强烈的天命观啊。这种观念借助白嘉轩之口也得到了清晰的表达,他在经历了那场大瘟疫后,便从怀疑到认定:白鹿村上空的冥冥苍穹之中,有一双监视着的眼睛,掌握着白鹿村乃至整个白鹿原上各个村庄人口的繁衍和稀稠……这就是普通乡民的天命观,无条件信奉和服从。

古人对大地也充满崇敬之心,大地厚德载物,孕育生命所需的给养,传统中国农业立国,土地更被视为安身立命的根本。这从白嘉轩和鹿子霖对土地的重视可以充分感觉到。白嘉轩在设法换地的过程中假装的痛苦,很容易被人理解,因为大家有相似的对土地的情感。鹿子霖被投入监狱的两年多里,其妻变卖家产用于营救,鹿子霖出来后对其他财物的散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释然,惟独关切地问有没有留下二亩地,在得知有块水地没卖后,他的心猛地跳弹起来:“噢哟,好好好!留下这几亩水地够你我吃一碗饭就成喀!”表现出对土地极强的依赖。秦岭作为大地的组成部分,也被赋予了泽被苍生的色彩,代表不竭水源的黑龙潭和给人子嗣的棒槌神庙均在秦岭山中,这无疑是白鹿原人对大地崇拜的另一种表达。

在对天和地的崇拜之外,白鹿原的自然崇拜还表现在对特殊灵物白鹿的崇拜上。鹿因其体型优美、性温行雅深受中国人喜爱,又因鹿禄同音,便又成为人们升官发财的愿望载体,白鹿稀有,更是圣洁、吉祥的化身。白鹿原上的白鹿传说中,它是白毛白腿白蹄,鹿角更是莹亮剔透的白。白鹿柔若无骨,欢欢蹦蹦,舞之蹈之,从南山飘逸而出,在开阔的原野上恣意嬉戏。所过之处,万木繁荣,禾苗茁壮,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毒虫减绝,万家乐康,那是怎样美妙的人乎盛世!这样的白鹿一旦在人刚解知人言的时候进入人心间,便永远也无法忘记。这是人们对灵物寄予的美好想象,是对天地自然的无限崇敬,是渴望得到其神性庇佑的心理诉求。

 

鬼神崇拜

鬼神崇拜是乡土中国社会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的心理慰安剂。《白鹿原》中的鬼神描写多次出现,典型的有一次求雨仪式、两次闹鬼事件。

在求雨仪式中,小说重点书写了关公崇拜。白鹿村西头有一座老爷庙,敬奉着关公关老爷。关羽升天后主动请求司管人从间风雨为民赐福,村村寨寨无论大小都修建着一座关帝庙。白嘉轩率领全族12岁以上的男子跪倒在关帝庙前,庙内大殿里关公像前跪着一片等待神灵通传的族中男子。求雨程式是先有人被神灵附体,成功伐马角(将烧红的钢钎穿通两腮),然后再由他带领全族男子去秦岭中的黑龙潭取水,最后把取回的水供在关公像前才算完成。黑龙潭上无来水,下不泄流,人们相信是从地下连通东海西海南海北海的一只海眼,四海龙王每年都通过这条通道到山里来聚会。把山里永不枯竭的泉水通过特殊的仪式取来,供在掌管风雨的关公像前,是希望以此水为引子引来降雨。

小说对于整个祈雨仪式的描写充满了巫术色彩和神秘主义,伐马角的人手持烧红的铁铧却不受伤,在黑龙潭夜间取水时的肃穆,白嘉轩被“西海黑乌梢”附体后却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的情形,无不让人称奇。这类仪式在很多地方都曾有过,说明关帝、龙王等神灵信仰在乡土中国的盛行。

除了对于神祇的崇拜信仰之外,乡土中国对“鬼”的敬畏也是普遍存在的。《白鹿原》中写了两个闹鬼事件,一个是白嘉轩的第六个女人胡氏之死,一个是田小娥鬼魂的多次出现。胡氏在解除心理障碍与白嘉轩狂欢三天后,被他死去的前五房女人一同纠缠,她从未见过她们却能说出她们的模样。白嘉轩以撒豌豆的方式驱鬼,有一定的效果,但最终还是靠请来的以捉鬼为职业的法官,才将五鬼捉住并煮死焙干。由此,这场闹鬼事件才结束,但胡氏的精神再也没恢复过来。

更为惊心动魄的是田小娥鬼魂的多次出现。第一次是鹿三的女人鹿惠氏临死前,小娥告诉她自己被阿公用梭镖戳死,还向她展示了后心的血窟窿。第二次,是白嘉轩的媳妇仙草临死前,梦到小娥进入院子向她展示前胸和后背的血窟窿。接下来多次附体鹿三,并借鹿三之口控诉自己没有害人却不被容,最后被公公戳死,所以要报复害她的人,声称瘟疫就是她带来的,并要求村民为她立庙供香火。面对这种来自异域世界的神秘力量,普通大众自认是无法对抗的,村民很快一致同意为她立庙并跪拜她。当然,最后是相信邪不压正的白嘉轩顶住压力,建塔镇邪,才终结了这场闹鬼事件。

这类描写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都出现过,说明乡土中国对鬼的敬畏是普遍存在的。值得一提的是“法官”这个神秘的职业,他们都隐姓埋名,大概是避免厉鬼的报复,一般奇形怪状,行路坐鬼抬轿神速如风,有特殊的行头,头缠红帕腰系红带脚蹬红鞋,有特殊的捉鬼工具“天罗地网”。这个职业应该是钟馗信仰的现实转化,大概是为了寻求人对鬼有一定的反制力,不至于让人觉得无望而存在的。

 

祖先—生殖崇拜

祖先崇拜是乡土中国的显著特征,“祖”字本身是由表示神灵的“示”和表示男根的“且”组成的,说明祖先崇拜与生殖崇拜是紧密相关的。没有后人,祖先就没人祭拜,所以乡土中国特别重视传宗接代,而且将之形象地称为延续香火。

白鹿村的日常生活基本是以祠堂为中心展开的。村民都是一个祖宗传下来的,每有大事族长就会敲锣召集大伙儿,大家也都会响应锣声的召唤,连村里最另类的人也会自觉来到祠堂。乡土社会中,人们承认族长的权威,信服族长对族中大小事务乃至个人家庭事务的裁决,这大概是因为族长是祖宗家法的代表,信服族长就是崇敬祖先。

白鹿原的祖先崇拜,是传统中国宗法制社会的一个缩影。祖训家法乡约的规诫,在客观上为人们提供了标尺,衡量自己做人的成败也衡量他人的行为,由此形成共通的价值观念,将人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白嘉轩对长子白孝文的堕落无法容忍,而将之逐出家门,就是在维护家庭乃至家族的形象,这种强烈的家族荣誉感,让他甚至不能容忍最疼爱的女儿白灵“背信弃义”的退婚行为。

祠堂对乡土社会的感召力之强大,我们还可以从黑娃和白孝文的回乡祭祖中明确地感受到。黑娃在不当土匪进入主流社会后,洗心革面,学做好人,而他改邪归正之后,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回乡祭祖。或许在他心中,没有在祠堂中占得一席之位,终究是一种耻辱,死后也不会被祖宗接纳而成为孤魂野鬼,这是乡土社会里正直的人无法忍受的事。白孝文官至滋水县保安团一营营长时,也以回乡祭祖的方式申明自己是白家人,并希望借此重新获得父亲白嘉轩的认可。

崇拜祖先、珍视家族声誉的心理,必然转化为人们保证香火延续的不懈努力。白嘉轩三子白孝义婚后久无子嗣,这让一家人很是着急。白赵氏领着孙媳妇求遍了原上各个寺庙的神灵乞求生子,比如曾领孙媳妇从舍子娘娘那里摸回娃娃并让她每天夹在两腿之间睡觉。拜神无果后,请冷先生医治,先后用了祖传秘方、偏方单方,药引子尽是刚会叫鸣的红公鸡和刚刚阉割下来的猪蛋牛蛋之类与生殖有关的活物,为找这些稀缺东西一家人费了好多周折。

医药不见成效后,冷先生建议白家媳妇上一回棒槌会。秦岭山中一座小庙里供着一尊怪神,半边是浑实翘起的乳房,半边是肌肉棱凸的胸脯,一条光滑丰腴的手臂托着一只微微启开的河蚌,另一条肌腱累摞的手臂高擎着一把铁铸的棒槌。这就是男女合一的棒槌神(棒蚌谐音)。每年六月初,不孕的媳妇由婆婆带来山中于夜间祭拜,之后被罩上面纱推入黑暗之中,由躲在树石后的年轻男人拉去交媾,如果因此有了身孕次年还要来拜谢棒槌神。这个奇异的节会,可以想见是人们为满足传宗接代的愿望设计出的非常之举,蕴含了人们强烈的生殖愿望。

白嘉轩虽然对棒槌会不齿,但他还是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借长工兔娃之种让儿媳有了身孕。这种做法常人无法容忍,但为了不绝后,人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还是会采用,这足以说明乡土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生命意识和祖先崇拜心理。

在上述三种崇拜之外,白鹿原的精神世界里还有浓厚的圣贤崇拜意识,这是在虚空的神灵之外对人间圣贤的崇敬。这种圣贤崇拜,在小说中主要是通过民众对朱先生的传颂表现的。朱先生是关中大儒,一身正气,心怀天下,具有儒家知识分子的优良作风和品格,虽身处乱世却被各方势力尊崇,足见千百年来儒家文化已经浸入乡土中国的肌理,成为共同的文化血脉。

在《白鹿原》中,笔者看到了一个充满温情的乡土社会,那里的人们精神世界中有天地人的和谐统一,有对自然的敬畏,有源于祖先崇拜的道德自律。虽然这个乡土社会并不完美,但也足以给当代社会提供参考,比如,今人若能回归祖先崇拜圣贤崇拜的信仰,便会自觉将个体生命纳入世代传承的序列中,个人中心主义便会减少,当人们的言行上对得起祖宗(英烈)的恩惠、中经得起世人的评判、下当得起子孙(后人)的崇敬时,我们的社会必将更加和谐。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作家介绍

陈忠实 (1942~2016.4.29)陕西西安人。中共党员。1962年毕业于西安市第三十四中学。历任西安郊区毛西公社蒋村小学教师,毛西公社农业中学教师及团支部书记、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及党委副书记,西安郊区文化馆副馆长,西安市灞桥区文化局副局长,陕西省作协专业作家、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中共第十三、十四大代表,陕西省委第七、八届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国作协第五届全委会委员及第六、七、八届副主席。1965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著有短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中篇小说集《初夏》《四妹子》《夭折》,《陈忠实小说自选集》(3卷)《陈忠实文集》(7卷),散文集《生命之雨》《告别白鸽》《家之脉》《原下的日子》等。短篇小说《信任》获全国优秀作品奖,《立身篇》获《飞天》文学奖,中篇小说《康家小院》获上海首届《小说界》文学奖,《初夏》获《当代》文学奖,《十八岁的哥哥》获《长城》文学奖,报告文学《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获全国报告文学奖,长篇小说《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陕西双五文学奖、人民文学出版社炎黄杯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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