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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7月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前合影。（从右至左：戴望舒、卞之琳、朱维基、王辛笛、臧克家、徐迟、楚图南）
徐迟是新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徐迟研究离不开新材料的支撑，为此，我们提供了一组最新资料，以供读者参考。
四首佚诗：“二十岁人”的哀怨与忧伤
悲爱
这全是呢，/青春的低气压，/审美线，/春天的阵势，/然后是悲爱。
到咖啡馆之路
为浓的咖啡而存在的，/鲸鱼的黑影底黑暗之路。/枫掌铺在到咖啡馆之路，/踏在碎杯形的咖啡色之叶，咖啡馆的花格式的窗子，/寒风推送的枫叶。/一条黑色的丽体黑泥的丽体，/黑泥的丽体伏着的路。
吊桶
于兹已久的飘流的生涯，/我是浮泛在吊桶之中，/吊桶是黑色，而且发腐了呢/她在我心上起落，汲取，/没有办法时的不安之泪。
楼
楼，楼角的灯，灯光中黄色的风，/溶解成忧郁，流进窗子。
陷在思想中，那乱的麻哪，/想着芽与叶，想着花，想着果子，想着沃苦的女郎，/野犬在街上，也炸裂了啊！
《矛盾》创刊于1932 年4 月，主编有三位：潘孑农、汪锡鹏、徐苏灵。《矛盾》发表了李金发、徐迟、戴望舒等现代派诗人的大量诗作。该刊似乎对徐迟偏爱有加，共发表了他的9首诗歌。其中，《寄》《火柴》《夏之茶舞》《春烂了时》《沉重的Bus》在徐迟后来出版的各类文集或选集中都有收入，而《悲爱》《到咖啡馆之路》《吊桶》和《楼》4首却踪影难觅。经我们查阅：只有由原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徐迟研究专集》捎带提及，但仅存标题，未录全文；由作家出版社于2014 年出版的十卷本的《徐迟文集》以及此前各类选集均未收此四首诗，故可初步断定其为佚诗。
徐迟在《二十岁人》序言中说：“我这个人是属于感伤的男子的”。这四首诗侧重表达现代都市人莫可名状而又无可排解的现代感伤情绪——青春期的忧郁与迷离、日常生活中的轻愁与苦闷、爱情体验中的悲欢与无可把握——较为充分地呈现了这位“感伤的男子”在上世纪30年代最为本真的心灵样态。
徐迟深受艾略特、庞德等西方现代派诗人影响，尤善以意象抒情，以象征言事，故其30年代的诗歌从内容到形式都带有明显的西化色彩，比如：句法欧化；节奏跳跃性大；通感和暗示艺术手法的运用；重幻觉、重想象，尤重一己意识或潜意识的开掘与表达；达意趋于抽象、幽曲乃至晦涩，等等。尽管他一再表达过悔其少作之意，但在今天看来，作为诗人的徐迟恰恰以这些“少作”奠定了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最初地位和成就。
在中国新诗语言发展史上，联觉语言是最具先锋性、原创性的语言类型。它不是修辞独立运作的结果，而是语言与联觉（听、视、嗅、味、触，以及内感官或“第六感”）互聚生发的结晶。这种经由李金发较早引进并创生，后经卞之琳、路易士、徐迟等现代派诗人发展了的新诗语言，确证并充分显示了“新诗”这种文体的合法性、自足性、先进性。这四首诗的语言类型是较为典型的联觉语言，颇值珍视。
致王蒙：为“新时期文学”鼓与呼
王蒙同志：
前不久，接连两次给编委会的同志说，最近我不打算写信了。今天上午忽然心血来潮，又想写几句给您了。
第十期全看完了，我喜欢的有100页上的《死的沙柳和活的沙柳》；其次是《紫薇童子》《秋雪湖之恋》和《东方佛雕》，以及《中秋月》；这些都是颇见功力的文章。《男子汉的宣言》也是的，还有《扫帚星》和《多得了五元钱》《填表》《护桥碑》《三兄弟》，全都有点意思。这一期都喜欢，那几篇杂文，我不喜欢，我是说我不喜欢它们的锋芒所向的东西，叹一口气，不知该怎么办？诗一组，都很美。这一期比新编委会成立以来的前两期更好一些。
但是，也该来一个“但是”了，究竟哪一篇是正面描写或侧面描写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科技和现代国防的呢？反映四化建设的作品敝刊过去是发表过的，但这一期没有。我不是说期期都应该有，但每一期都要求有这么一篇两篇，或者编辑部心目中有这么个标准，为此而作一些努力，还是可以的吧。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字是最美丽的，最新的文字。我希望能看到它们。两三年后让它们多起来，每期都有三五篇。让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前进的足踪印迹在敝刊的版面上，可不是非常之好吗？
不过，我是真的喜欢那位秋雪湖上的严樟明的，他毕竟到了南海油田的钻井船上了。还不是反映到我们能源建设了吗？是的，反映了，但也还是不满足，因为信上说的是要洁白的芦花。他是十一月一日出海的，已经在海上十天了。我等着听他的战报。什么时候打出了油气来，望作者便中能告诉我们。
编辑部的同志们辛苦了，请您转告我的致意，并敬礼！
徐迟
1983年11月10日，中午，武汉
这是书信的原稿。
查阅1983年11月24日《人民文学》稿签知，编委会曾对这封信做过初审：
徐信除谈及对刊物的评价外，提出了文学创作直接反映四化的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此信可放在编委会信箱一发。从当前创作状况考虑，杂文作者面临很大困难，气可鼓，不可泄。另，对本刊已发杂文反映不一，各有看法。此情况下，有关批评杂文的话，删去为好。否则，杂文作者会感到无所措手足。以编委身份讲意见，持慎重态度较宜，如何，请复决。
24/11
王蒙完全同意初审编辑的意见，于是，在将“王蒙同志”改为“编委会”，删除“这一期都喜欢，那几篇杂文，我不喜欢，我是说我不喜欢它们的锋芒所向的东西，叹一口气，不知该怎么办？”和“编辑部的同志们辛苦了”这两处后，以“让反映四化建设的作品多起来”为题，将之发表于《人民文学》1984年第1期上。
徐迟是“新时期文学”的开拓者之一，不仅表现在以《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等报告文学作品领跑新时期文学创作，还表现在文学观念上始终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就后者而言，在80年代前半期，他较早提出文学要反映四个现代化的命题，并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字是最美丽的、最新的文字”，就是很好的明证。提出新课题，呼唤新文字（语言），并身体力行地践行之，这在“四化”建设成为1980年代主旋律的整体语境中可谓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正因如此，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王蒙决定在该刊“编委会信箱栏目”中刊发此信，并采纳徐迟建议，开始重视此类作品的组稿与发表。
徐迟在这封信中的观点对今天的文学创作（特别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依然具有重大启发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创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构想，在第七部分中专门论述了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诸命题。依我们理解，要建设和繁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那么，开拓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必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而如何开拓，怎样发展，并使表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字成为“最美丽的、最新的文字”，则是一项崭新的、紧迫的、意义深远的伟大课题。
致蹇先艾：颇显性情，颇见真情
先艾同志：
您好！久违了，也没给你写信；却忘不了在沈阳发酒疯时缠住了你不放，那时就有那么多的话。今天收到了你的书，非常喜欢，写上几句，但也没什么说的。十二月理事会时再来唠叨吧。谢谢你的书，我也寄你一本，不过我的那本差劲儿，不如你的严谨和精采（彩）。读了后记，水葬等好几篇。
此致
怀念
徐迟
十一月二日武昌东湖路十五号乙门二楼一号
“先艾”，即蹇先艾（1906-1994），现代著名作家，五四时期以写乡土小说著称。短篇小说《水葬》是其代表作，也是现代文学名作。
中国现代文学馆共藏有徐迟致蹇先艾的三封书信。这是其中一封，写信年份不详。在信中，徐迟或表达问候，或回忆往事，或切磋技艺，无拘无束，若拉家常，情真意切。徐、蹇之间的深厚友谊让人艳羡！
“却忘不了在沈阳发酒疯时缠住了你不放，那时就有那么多的话”一句尤见徐迟率真品性。
致曾敏之：尽显赤子之心
敏之兄：
我收到你的10·29的信，得知你们到北京访问的报道，看到《徐迟与江南》的文章，其中“曾有第二春”说得非常好，谢谢！我现在住了医院，东湖之滨，小小散步便可从家里走到病房。高干病房安静，明亮，一人住一屋。半天打吊针，半天写作。正在写五十年代，已经写完，要写六十年代了。健康没有大问题，高血压不高且已稳定在正常之列，支气管炎引起肺气肿，正治疗着。其他都较好。九月访港是一切都听作协、作联的安排。本有几个建议，且已给你写了一封信。后想想倒是不应该寄出，免得你们临时追加项目，就未寄出。在港时，也有机会提出，忍住了没有提，以执行既定项目较为松弛，更为适宜。回来写文章觉得该提的还是要提（不该不提了）。主要就是九七的香港回归祖国怀抱，是大题目，大文章。一个作家能写这个题目，结束将近一百五十年来殖民统治的题目，实在是光荣不过的大事。不一定要写书，一篇两万字的报告文学就够我写的了。我那写出而未寄给你的信里，就想到新机场看一看，再谈一点有关经济投资，收支账目的问题，说明其利弊之所在。不是短期采访可以完成的，就没有提。那天在新华社宴会上，虽坐在张社长旁边，也忍住了不提。怕一提就打乱了预定之程序。而且要访问的项目岂止一个新机场呢。好在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从长计议。不过，现在也该考虑到这篇大文章该怎么写了。可以写这文章的人很多，有许多老香港可写。你可准备材料了。但外来的人可有许多新鲜的感觉，也可以写。大家来写，写它几十篇，可以振奋人心，垂晖千春。现在就真该作写的准备了。不要忘了金庸呢！
不过，此事不必要公开说出来，更不要成立什么回归文学创作组之类的组织。那就会流入俗套，也出不了好文章。作联应该鼓励创作，关心创作，但创作什么，怎样创作，不要去管，关心一点就会有成果的。关心就能出人才。恕我多言了。
如果我的身体能好起来，我还要作第五度的访问。
明年五六月间，三峡大坝下游还有一座悬索的长江大桥要通车，那时来最好，如我还健康，我可陪你同去，一次看两个大工程。过几天当先打听一下，下次再告诉你具体的大体时间以及设想中的往来安排，好吗？
再次谢谢你的热情接待，不知珠海的华夏诗会今天能否开成，当可再见面。届时如能到香港小居，避过冬寒，就是作非分之想了。多言乞谅，并祝近安！
徐迟
95.11.7
1995年11月7日，徐迟于住院期间给友人写了这封信，而一年后的11月25日，他又一次因病住院，不过，这一次他给国人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12月13日凌晨12点多，徐迟选择从武汉同济医院高干病房六楼跳楼自杀，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的离世及离世方式让国人震惊！死因肯定是多方面的——比如：孤独感、失落感、黄昏恋失败、病痛折磨、世纪末厌世情绪、自我迷幻（“来自身体内部的信息”）等等——但不堪病痛折磨必是其中重要原因。尽管他在信中说：“健康没有大问题，高血压不高且已稳定在正常之列，支气管炎引起肺气肿，正治疗着。其他都较好”，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高血压、支气管炎、肺气肿等各种慢性且无法彻底治愈的疾病肯定让他苦不堪言。然而，真正的现代文人对生与死的理解大都超脱出生理或物理范畴而延伸至永恒的精神空间。这一略显沉重的话题，单靠一句两句似也说不清，在此暂且略过不谈。我们公布这一封信的目的，是想为徐迟研究者和广大读者提供一份展现徐迟离世前一年文学活动和精神动态的最新资料。
自新时期以来，文学与大时代的关系始终是徐迟审美观照的重点。无论在前信中强调文学要表现“四化”建设，还是在此信中呼吁曾敏之（曾任香港作家联合会会长）及其同行要为“九七香港回归 ”写文章，都反映了徐迟扎根生活、时代与人民的创作理想，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不同平常的赤子之心。只可惜，他来不及或无心等待香港回归这一天的到来，他最终选择从高楼纵身一跃的方式而撒手西归了。
此外，徐迟在信中说“半天打吊针，半天写作。正在写五十年代，已经写完，要写六十年代了”，那么，他正在写什么？ 我们知道，徐迟在1995年这一年开始写作《江南小镇》续集，部分章节于第二年6月在《江南》发表，那么，他写的是这方面的内容吗？
（国杰单位：临沂职业学院，张元珂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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