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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群是“东北作家群”的重要作家之一，他的早期（30年代）创作真实、鲜活地反映了东北沦陷区的时代生活，展示了东北人民顽强抗争的文学图景。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是他的处女作，也是代表作。这篇小说中，清晰地展现出舒群早期创作的倾向和维度，同时读者也能从中看到“东北作家群”创作的共性。
王瑶先生在他的《新文学史稿》中首次以单节对“东北作家群”进行论述，让东北作家群开始以群体的姿态登上文学史的舞台，并日益成为被广大研究者所接受的文学流派。正如黑格尔指出的“每种艺术作品都有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的和其他的观念和目的”。舒群，以及与他建立深厚友谊的萧红、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罗烽、白朗等人，生于沃野千里的广袤黑土地上，1931年东北沦陷后相继流亡到上海以及关内各地，以笔为旗开始文学创作，并于30年代中期共同崛起。国仇家恨汇于笔下，日寇铁蹄下人民的悲惨遭遇、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艰苦卓绝的反抗斗争成了他们笔下共同的主题。当然，萦绕在他们笔端的还有对故土和父老乡亲的深切怀念，以及那一份无法抹去的浓浓乡愁。
“没有祖国的孩子”
“乡愁”，似乎是中国文学一个永恒的主题。“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余光中《乡愁》）余光中的乡愁是孤悬海外，浅浅的海峡虽一衣带水，但故土难归、故人难觅，于是空怀惆怅，无法释怀。
与之相比，“没有祖国的孩子”则更加凄惨，更加沉痛沧桑。日寇肆虐，铁蹄践踏让孩子失去了祖国，那份乡愁饱含国仇家恨，更加痛切，也更多无奈和义愤。落于舒群的笔端，便是泣血以告，声声呐喊。这份乡愁，是泣血的乡愁。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强调，小说家要对人的存在有本质的发现，并将其定义为“小说家的道义”。典型形象是这个本质发现最有力的体现之一，如俄狄浦斯王、《月亮与六便士》中的思特里克兰德、鲁迅笔下的阿Q，他们既是不朽的文学形象，更是作家的本质发现。“没有祖国的孩子”就是舒群，也是整个“东北作家群”笔下的典型形象。
小说中的主人公朝鲜孩子“果里”想和别的小孩一样上学念书，“也住大楼，也看电影”，却遭到了苏联小孩果里沙的嘲讽，告诉他“血统上”的不同，而当果里问为什么中国小孩果瓦列夫（“我”）可以时，果里沙告诉他“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了高丽这国家”。一切的一切，都只因为果里已经是一个“没有国家的孩子”了。
与鲁迅笔下的阿Q相比，阿Q承载的国民性更沉重，人物形象更厚实；而果里承载的苦难更真切，人物形象更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他既是东北数百万人民的群像，也是作家们的自画像。“东北作家群”的作家们在事实上都是些流亡者，他们亲身体验了故土沦丧的“黍离之悲”，是真正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没有祖国的孩子”，抗日救国和回归故土是他们心中难以化解的情结和内在诉求。
侵略者的暴行和国人的苦难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不忍卒睹的素材，在那份“泣血乡愁”的牵扯下一分为二，一面是对侵略者暴行的揭露，一面则是对人民抗争的真诚礼赞。他们的创作为现代文学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改变了正面表现反帝斗争作品比较缺乏的局面。周立波在《一九三六年小说创作回顾——丰饶的一年间》一文中，对小说的时代意义给予评价：“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等，艺术上的成就和反映时代的深度和跨度上，都逾越了我们的文学的一般标准。凭着这些新的力量的活动，1936年造成了文学上的一个新的时代。”
“对于生的坚强”和“对于死的挣扎”
鲁迅在为萧红《生死场》写的序言中这样写到：“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这份力透纸背，不仅表现在萧红笔下，也表现在“东北作家群”其他作家的笔下，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同样如此。
果里因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失去祖国和家园，父亲因带领成千上万的工人到总督府进行斗争而被残忍杀害，母亲希望果里“不要再过猪的生活”，让他逃亡到中国东北，寻找自由之路。在这里他遭到了太多的冷眼和嘲讽，但依然保持着生活的希望和坚韧。在果里“小的像我们宿舍垃圾箱”的小屋里，他双手合拢，让“我”猜里面的东西，在“我”总是猜不到后，他说
“这里有爸爸,也有妈妈”，原来“是两个从像片上剪下的人头:男人是他的爸爸,女人是他的妈妈”。相信读到这个细节的读者，都会被深深感染和触动。
在小说《邻家》中，舒群刻画了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女，朝鲜老太太的三个儿子因是“独立党人”而被捕，只能与女儿逃亡来到中国东北，以卖淫为生。面对前来寻欢的日文翻译不但不给钱，还打了姑娘的罪恶行径，也只能忍气吞声。在《海的彼岸》中，舒群描写的朝鲜贵族的儿子，在国家沦丧后逃到中国，留在故土的母亲思念儿子，来上海寻找，但在日本人的严密监视下却无法相见。失去祖国家园的飘零感和任人践踏的屈辱感，在这些历经苦难之人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清晰。
读者很容易发现，在舒群笔下有太多的朝鲜人。一方面，这样写是因为在国家被侵略的共同背景下，国家民族的不同是可以被忽略的，因为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有共同的苦难经历；另一方面，这样写有时会产生更强烈的效果。以《没有祖国的孩子》为例，全篇几乎都在写“没有祖国的孩子”果里，他说的那句“不像你们中国人还有国,我们连家都没有了”让“我”觉得“好像什么光荣似的”，虽朦胧但也能感受到“有国”的好处。但舒群立刻笔锋一转，“但是,不过几天,祖国的旗从旗竿的顶点匆忙地落下来;再升起来的,是另样的旗子了,那是属于另一个国家的——正是九月十八日后的第八十九天。”
“有国”的我和“没有国”的果里相比，虽不至于沾沾自喜，但些许的庆幸必然在情理之中，然而猝不及防下，异国的旗帜升起，虽不至变成“没有祖国的孩子”，但那片乡土再也不是曾经的家园，“我”将变得和果里没有区别，那些被“我”目睹，果里惨痛、屈辱的经历即将接踵而至，那种冲击、那种绝望是可想而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写果里这个“没有祖国的孩子”从而触及到“我”，比直接写“我”的血泪控诉更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这时，那种“对于生的坚强”和“对于死的挣扎”着实可以力透纸背了。
“插起祖国的旗帜”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鲁迅《纪念刘和珍君》），有时沉默并不代表是一潭死水，而是在积蓄能量。《没有祖国的孩子》中，当“我”要带果里去看电影时，在影场门前，守门的大身量中国人坚持不让果里进去，说果里“不是东铁学校的学生”，还讥讽道“谁不认识他，穷高丽棒子！”（这里我们不难看到鲁迅所说的“狼”与“羊”的辩证关系）“我”义愤填膺，高喊“他是我们的朋友”，果里则突然冒出一句中国话“好小子，慢慢地见”。听来虽有些拗口，但那反抗的力量已经初见端倪。
果里一直受着日本“魔鬼”的欺压，“像失了灵魂一样死板，那兵用脚踢他的头，他的头仿佛有弹力地摆动两下，鼻孔有血流出”。笔者相信，果里的“死板”绝不同于闰土的木讷。直到“魔鬼”要走，把果里带到船上，他的反抗终于付诸行动，他“只觉得一阵的麻木,刀已经插进‘魔鬼’的胸口。然后,被一脚踢下来,再什么也不知道了。”果里的反抗有其自发性，但直接、干脆，外加一份畅快。所以，甚至连曾经讥讽他的果里沙都称赞“好样的,好样的,” “这才是我的好朋友!”
确实，舒群善于刻画不同国家民族的人在侵略者统治下的屈辱与抗争。
小说《沙漠中的火花》描写了日军侵略下的内蒙边区，蒙古人被迫给日军做苦力，强壮勇敢的阿虎太和朋友们一样，一直忍受着日军的肆虐和欺凌。但在看到日本人枪杀了自己的无辜同伴后，阿虎太终于忍无可忍，开始鼓动同伴一起与日军抗争。那句“不知忍耐多少辈子啦！难道叫我们的儿子孙子还得忍耐吗？忍耐到什么时候才算完”字字铿锵。就像《没有祖国的孩子》中，苏联老师苏多瓦对果里说的，“你不能跟果里沙去的。将来在高丽的国土上插起你祖国的旗,那是高丽人的责任,那是你的责任!”
“插起祖国的旗帜”，“东北作家群”所反映的人民不屈不挠的意志和斗争，把反帝爱国文学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成为了抗日文学的先声。在《现阶段的文学》一文中，周扬肯定了舒群小说创作的主题和艺术追求，“失去了土地，没有祖国的人们，这种种的主题，在目前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最近露面的新进作家舒群，就是以他的健康而又朴素的风格，描写了很少被人注意的亡国孩子的故事，和正在被侵略中的为我们所遗忘了的蒙古同胞的生活和挣扎，而收到成功的新鲜效果，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期待。”
需要指出的是：在舒群的创作中，他很少从正面描写残酷的战争场面，而常常将笔触伸向普通民众的日常，注重表现外敌入侵给普通百姓带来的现实苦难，以及人民面对侵略奋起反抗的意志与决心。在小说《祖国的伤痕》中，舒群描写了一个流落街头的负伤军人，他穿着“不整齐而破旧的军服，惨枯的脸色，头发很长，长至颈下。在他那颓败的神情中，潜伏着一种流离的痛苦”。大家都觉得他是个临死的病人，小孩都能随便戏弄他，但他的身上珍藏着十几颗步枪子弹，心中依然坚定想着回到前线，眼中“露出不可抑止的骄傲”。这样的“避重就轻”似乎比直接描写军人在战场上如何英勇杀敌、不幸负伤更有力量，同时文学性也更强，情绪也更加饱满，相当于一笔浓墨重彩的抒情。
清末民初学者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说，北方“民尚实际，故所作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南方“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此语不可谓不准，但不可一概而论，“东北作家群”的笔下就有浓重的抒情意味。
诚然，舒群和他的朋友们以叙事为主，同时也以叙事见长，比起京派作家牧歌式的对淳朴人性、人情的赞美与讴歌，“东北作家群”的抒情显得不够细腻，分量也不足。但他们所追求和抒发的是一种国家情、民族情和故乡情，是那个风雨如晦时代的主旋律。他们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和感受，用泣血的乡愁做引，以饱满的热情从事含泪的创作，呈现出一种深沉、凝重、激昂的审美风度。
可以说，虽然舒群和他所代表的“东北作家群”是一个松散的创作群体，一个特殊的流派，他们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功绩不可磨灭。他们不刻意描写乡愁，但乡愁却是他们创作的底色和精神纽带，泣血以告、慷慨做书，呈现出独有的时代魅力。
“没有祖国的孩子”艰难远行，不断求索，带着那份回归故土的忠诚企愿。
经 典 作 家 介 绍
舒群 (1913.9.20—1989.8.2) 原名李书堂，又名李旭东，黑龙江哈尔滨人。1932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到上海，开始发表作品，并加入“左联”。早期较著名的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发表于1936年5月《文学》6卷5号。他描写一个失去家园的朝鲜少年在我国东北地区遭日本侵略者凌辱压迫并起来反抗的故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抵达陕北，在八路军总部任随军记者。1940年起，先后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教员、系主任，《解放日报》四版主编，东北文工团团长。胜利后担任过东北局委副主任，东北大学副校长，并筹办东北电影制片厂。任厂长，东北文联副主席。后来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文工团团长，一度在鞍山钢铁公司做党的工作。
他写过两部长篇小说：《第三战役》和《这一代人》。因为50年代后期受到错误处理，作品随着作家遭逢厄运。前者“文革”中原稿被抄，不见下落，未能出版。后者1962年出版过，印数很少。直到1982年编辑《舒群文集》时才再版问世。这部长篇小说真实地描绘了50年代初期经济建设的图景，生气勃勃的气氛跃然纸上，性格鲜明，语言练达，是一部优秀作品。
“文革”结束后，创作有新的成就，获奖短篇小说《少年Chen女》在平淡的白描中揭示现实，具有独特风格。尤其是连续发表的《毛泽东故事》，更见艺术功底，思想的深度和艺术的独创性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故事远在30年前就开始动笔，经过长期酝酿琢磨，再三修改锤炼才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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