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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作家之 舒群
舒群初次赴延安是在1938年春天。当时舒群担任《战地》杂志主编，为调研与处理办刊工作，曾在延安暂留20天左右。这次延安之行，舒群最大的收获是见到了朝思暮想的伟大革命领袖毛泽东。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宣传部副部长凯丰接待了舒群，并派朱光请舒群在城内的一家饭馆吃了饭。饭后，朱光领着舒群来到延安城内西北角凤凰山麓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热情款待了初次见面的舒群。面对着热情洋溢、和蔼可亲的领袖，舒群激动万分，不惜将自己视若珍宝的莎士比亚的4本名著《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和《仲夏夜之梦》，以及两卷本残帖《石索》和《三希堂》送给了毛泽东。这些书籍都是1937年秋至1938年春舒群于行军途中在日军轰炸的废墟中找到的。在行军途中，朱德总司令虽然曾多次提醒舒群放弃书籍，轻装前行，但他始终爱不释手，一直随身携带。然而舒群却将这些书籍倾囊赠予了毛泽东，足见其对毛泽东主席的一片深情。舒群后来曾在《胜似春光》一文中这样表达初次见到毛泽东时的深切感受：“虽属萍水相遇，却似故人邂逅。”
1940年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称“鲁艺”）副院长周扬给当时在桂林办事处的舒群发电报，以党的名义邀请舒群到延安“鲁艺”工作。于是，舒群与萧军、王德芬等人同行，再次踏上了延安之路。为了安全到达延安，萧军扮成八路军军医，王德芬扮成护士，舒群扮成战士，乘八路军办事处的军用卡车，路经国民党的重重关卡，终于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此后，舒群在延安生活了5年。在这期间，舒群与丁玲、萧军等筹办过数次“文艺月会”，并与丁玲、萧军、刘雪苇轮流担任过《文艺月报》的主编。同时，舒群还出席了延安举行的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大会，并且与艾思奇、周扬等人共同努力成立了延安鲁迅研究会。更为重要的是，舒群曾担任过延安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帮助毛泽东筹备过延安文艺座谈会，还担任过“鲁艺”文学系的主任。
《解放日报》副刊创刊于1941年，最初由丁玲担任其副刊文艺专栏的主编。但时至1942年3月3日，丁玲想专心从事创作，于是提出到“文抗”工作，并向社长博古和中宣部部长凯丰推荐舒群做《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3月9日，中央决定任命舒群为《解放日报》副刊文艺专栏主编。3月11日，《解放日报》副刊文艺专栏出满百期，专栏主编丁玲调到“文抗”，舒群正式接任主编工作。当时，年仅29岁的舒群内心压力非常大，他在发表于文艺专栏102期的《为编者写的》一文中写道：“我觉得作为一个编者是很难的；特别在边区，似乎更难。……编者的工作，应该是几种专家们集体的工作；不然，一个编者也应该有多方面的才能，始能胜任。可是在我们，又多半是作家兼任编者，那就难上加难。比方，伟大的托尔斯泰对于莎士比亚的作品，便很难成为好的编者吧。……所以我还觉得一个作家未必是一个编者。”然而，正在舒群为接任主编一事而踌躇满志之时，党中央又作出撤销文艺专刊刊头，改第四版为综合性副刊，将“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的决定。对此，舒群内心中更是雪上加霜。作为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得知舒群为办刊而忧心忡忡一事后，不仅热心地为舒群主编的第四版征稿、审稿，而且还亲自给舒群写信进行劝导：“要找这么个完全的人，这么有能力的人，你给我介绍一位。难道没有这么一个人，综合性的副刊就不办了吗？全能的人，现在没有，将来也不能有，你编文艺副刊，文艺副刊是个点，也是个面，因为你是搞文学的，所以文学是你的点，文艺是你的面。你也要由点到面嘛。你编综合性副刊，文艺是你的点，社会科学就是面了。都是先点后面，从点到面嘛。先文学的点，后文艺的面，先文艺的点，后社会科学的面，而反过来又会促进点，使点深化，只要在工作实践中学习、提高，由点到面，你就一定能胜任这项工作。”毛泽东的言行令舒群很受感动，也颇受启发，打消了内心的疑虑与惶惑，专心致志地投入到了组稿、编稿等一系列具体工作中。仅用半年的时间，舒群就已将《解放日报》副刊第四版打造成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阵地。在舒群后来的回忆中，他始终不忘毛泽东在办刊期间的亲切过问与关怀，他曾在《难以忘怀的纪念》中写下这样的文字：“他老人家很关心报纸，亲自领导和过问文艺版的工作，为此，我常常要徒步到杨家岭，或是骑着牲口到枣园去向他汇报和请示，他甚至亲自拟定‘征稿办法’。那时，毛主席的作风是很民主的，就说那‘枣园之宴’，请什么客，比如文化人的名单，他也征求我的意见。每提起一个人，他就谈一点看法。”
舒群担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期间，恰逢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筹备与召开，他参与了座谈会的筹备工作。1941年8月12日早晨，毛泽东派通讯员送信给萧军，约请舒群、艾青等人商讨文艺问题。信件内容如下：“萧军同志：昨晚未晤罗（烽）舒（群）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有必要的。此致，敬礼！毛泽东。”于是，早饭后，萧军和舒群、罗烽、艾青夫妇、白朗夫妇一同到了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此时，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宣传部长凯丰已经先到。之后，大家热烈讨论了关于文艺和有关文艺政策等问题，并打算开始筹备延安文艺座谈会事宜。1942年4月10日，毛泽东找周扬和舒群谈话，要两人正式启动文艺座谈会的筹备工作。1942年4月13日，毛泽东亲自致信舒群。信中写道：“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诸方针问题，拟代为搜集反面的意见（各种各色），如有所得，请随时示知为盼！毛泽东。”面对毛泽东的信任，舒群也不负重托。他不仅多方征集文艺界的意见，与毛泽东数十次交流感想，而且多次引荐蔡若虹、华君武等艺术家到毛泽东住处进行文艺方面的研讨，甚至帮助毛泽东草拟了关于参加文艺座谈会的人员名单，从而为毛泽东和党中央全面了解全国的文艺状况提供了充分条件，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际上，舒群不仅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筹备期间的中坚力量，而且他还全程参与了1942年5月2日至23日在延安召开的三次文艺座谈会。舒群在认真听取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在《解放日报》上对《讲话》精神进行了大力宣传。为了响应党中央要求文艺家去前方和农村进行思想改造的方针政策，舒群于1943年还亲自撰写了思想杂谈《必须改造自己》，发表在3月31日的《解放日报》副刊文艺专栏。在文中，舒群写道：“在文艺座谈会以后，我们才比较认识到另一个道理，到底什么叫作‘面向工农兵’。”“当我们从‘亭子间’来到工农群众中间，面临新的人物新的事件的时候，真好像从另一个星球掉在地球上来似的。这新的人物，新的事件，我们从前既不熟悉，今天又没有很好地去了解，以致就无从表现。写是写了，不是没写好，就是写歪了。这‘没写好’和‘写歪了’，不仅说明了我们不熟悉这些人和这些事，而且说明了我们本身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需要改造，改造我们的思想，改造我们的生活，改造我们的语言。这个改造，必须通过实际斗争才能改造得好。”舒群不仅通过撰写文章倾诉自己的感受，而且他还身体力行组织文艺家深入生活，采访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促使当时的文艺家们创作出了大量的反映抗日战争、大生产运动等相关题材的文艺作品，为延安文艺政策的顺利实施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尽管舒群受到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重用与关怀，自身也为响应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付出了很多心血，但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却没有摆脱被审查的命运。原因是：1934年舒群所在的中共青岛市委出了内奸，舒群被国民党蓝衣社逮捕，被关押在青岛的监狱中。而到了“延安整风”时期，舒群在青岛坐牢期间的政治表现没有证明人。于是，《解放日报》副总编余光生积极执行康生的指示，诬陷舒群在坐牢期间有叛变行为，并训斥他是“文痞”、“无赖”，致使舒群不得不被迫停止工作，接受党组织的隔离审查。舒群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磨难与变故，一时之间难以接受，加之又不幸染上了肺病，曾一度想自杀。1944年初的舒群，已经被折磨得瘦成了皮包骨，但他仍然坚持自己并没有叛变，自己是革命战士、共产党员。与舒群共事多年的《解放日报》社编辑黎辛曾这样写道：“舒群这条东北硬汉，是可杀不可辱的，他是受污挨斗中，我见过的惟一的硬汉。”后来，党组织决定把舒群的问题暂时保留，日后审查。于是，《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与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商量，由王震担保，调舒群到南泥湾三五九旅干休所疗养，同时让其从事开荒生产和帮助战士学习文化。在南泥湾期间，舒群结识了一大批长征军事干部和工农群众，这些人的言行给予了舒群很大触动，也更加坚定了他终生和工农大众站在一起的决心与立场。
1944年秋季，舒群的个人问题得到了澄清，党组织恢复了舒群的工作，调他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工作，担任文学系主任。舒群刚一上任，就积极吸收了来自晋察冀、太行、冀中根据地，以及国统区和敌占区的一大批学员。同时，对于前几届的老学员他也积极努力地将其从“延安整风”运动的“甄别”过程中“抢救”出来。后来，在舒群的积极努力下，文学系又增加了一批来自延中、绥德、米脂的陕北新学员，给文学院乃至整个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带来了许多鲜活的力量。舒群在工作中认真负责，有胆有识，高瞻远瞩。他非常清楚，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最后阶段，党需要的是大批能够在全国大反攻中起到中坚作用的文化干部。为了适应党的迫切需求，舒群积极扩大教员的阵容，除了文学系原有的教员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严文井、公木、天兰，又先后请来了萧军、艾青、欧阳凡海、高长虹、李又然、孙犁、邵子南等人。舒群安排萧军、何其芳、周立波、公木等负责授课，严文井负责组织创作实习，孙犁、邵子南、孔厥等分别辅导，进行作品讨论。在教员们的共同努力下，文学系的学员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作品，并且有很多作品在《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上发表。同时，舒群自身也身体力行，参与到教学实践当中。他教导学生，要真正写出有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的文学作品，必须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掌握大量活生生的材料，同时要多从中国古典文学、世界名著和民间文学中吸取文学技巧和文学语言的乳汁。他要求全系学生都要熟读《红楼梦》，并做出详细心得笔记；要求细心钻研话本《快嘴李翠莲》《碾玉观音》中那些幽默风趣、精美多彩的语言技巧。另外，为了更快地提高学员的写作水平，舒群还带领文学系师生创办了一个墙刊《文艺》。《文艺》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讨论文艺形式问题的特辑，主要刊登舒群、陈荒煤、严文井等文学系教员的文章；另一部分是文学创作，主要刊登文学系学员的优秀文学作品。墙刊在文学系张贴出来后，在延安引起了很大轰动，也调动起了学员们学习与创作的强烈兴趣。舒群在担任文学系主任期间，一直带病工作，加之工作任务繁重，导致其两次吐血，面容极度憔悴与苍老，但是他却以孱弱的身躯，为党培育了无数的精英人才。在这一点上，舒群的精神是值得称赞的，他的业绩是功不可没的。
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后，根据党中央宣传部和周恩来的指示，由“鲁艺”负责人周扬组建挺进东北的文艺工作队，编号第八中队，舒群任中队长。9月1日，周扬给东北干部团第八中队讲话，鼓励他们要不辞辛苦地前进。9月2日，第八中队全体成员在延安“鲁艺”门前集合，萧军、萧三在门口送别。自此，舒群离开了生活5年的延安，开始了他的东北之行。
舒群的延安经历，尤其是与毛泽东的亲密交往，以及毛泽东的信任与鼓励，成为了他日后在思想上砥砺苦难的坚强“柱石”，也成为了他一生中难以磨灭的宝贵而光辉的精神遗存。正如他在1949年写下的诗句：“给我一匹千里马，让我奔往圣地，/这个圣地，光辉而美丽，/这个圣地，写着毛泽东伟大的名字，/我知道，我往那去。”
经 典 作 家 介 绍
舒群 (1913.9.20—1989.8.2) 原名李书堂，又名李旭东，黑龙江哈尔滨人。1932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到上海，开始发表作品，并加入“左联”。早期较著名的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发表于1936年5月《文学》6卷5号。他描写一个失去家园的朝鲜少年在我国东北地区遭日本侵略者凌辱压迫并起来反抗的故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抵达陕北，在八路军总部任随军记者。1940年起，先后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教员、系主任，《解放日报》四版主编，东北文工团团长。胜利后担任过东北局委副主任，东北大学副校长，并筹办东北电影制片厂。任厂长，东北文联副主席。后来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文工团团长，一度在鞍山钢铁公司做党的工作。
他写过两部长篇小说：《第三战役》和《这一代人》。因为50年代后期受到错误处理，作品随着作家遭逢厄运。前者“文革”中原稿被抄，不见下落，未能出版。后者1962年出版过，印数很少。直到1982年编辑《舒群文集》时才再版问世。这部长篇小说真实地描绘了50年代初期经济建设的图景，生气勃勃的气氛跃然纸上，性格鲜明，语言练达，是一部优秀作品。
“文革”结束后，创作有新的成就，获奖短篇小说《少年Chen女》在平淡的白描中揭示现实，具有独特风格。尤其是连续发表的《毛泽东故事》，更见艺术功底，思想的深度和艺术的独创性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故事远在30年前就开始动笔，经过长期酝酿琢磨，再三修改锤炼才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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