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冯雪峰研究进行历史的考察，那么，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16年《冯雪峰全集》未出版之前，冯雪峰研究的主要文献大致包括“作家作品类”、“作家传记类”、“研究资料类”三种。其中，“作家作品类”主要包括《雪峰文集》（四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一卷，余下三卷至1985年7月出齐）、《冯雪峰论文集》（上中下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冯雪峰选集·论文编》和《冯雪峰选集·创作编》（各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以及数种于不同时期出版的单部作品集（如著名的“湖畔诗社合集”之《湖畔》、“湖畔诗集二”《春的歌声》等）。“作家传记类”主要包括陈早春、万家骥的《冯雪峰评传》（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吴长华的《冯雪峰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陈早春、万家骥的《冯雪峰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结合著者的“修订后记”可知，该书可作为1993年版的“修订版”）；徐庆全的《周扬与冯雪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孙琴安的《雪之歌——冯雪峰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吴长华的《冯雪峰的传奇人生》（文汇出版社，2012年版）。“研究资料类”主要包括包子衍编撰的《雪峰年谱》（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种之一），和在冯雪峰逝世10周年之际（1986），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由胡愈之“作序”，包子衍、袁绍发编的《回忆雪峰》一书，内收冯雪峰生前好友撰写的纪念文章40余篇。包子衍、袁绍发、郭丽卿、王锡荣编的《冯雪峰纪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内收纪念文章近60篇，是在《回忆雪峰》一书基础上增补、调整、修订而成。值得补充的是，2016年1月，由包子衍、袁绍发编的《回忆雪峰》一书作为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的“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之一，曾于中国文史出版社再次出版。通过历史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出冯雪峰研究文献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得到长足的发展，首先与新时期之后冯雪峰重回文学史的研究视野有关。其次，各式冯雪峰研究文献的搜集、整理与出版与冯雪峰研究不断深入有关，而各种纪念冯雪峰的活动又对此起到了促进作用。1986年7月《回忆雪峰》的出版可作为是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冯雪峰逝世10周年纪念活动、举行全国性冯雪峰学术研讨会的“一种延续”；2003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推出《冯雪峰选集·论文编》《冯雪峰选集·创作编》《冯雪峰评传》《冯雪峰纪念集》显然与“纪念冯雪峰百年诞辰”的主题活动有关。而事实上，同年9月由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联合举办、召开了规格高、规模大的“冯雪峰百年诞辰纪念大会”。
从冯雪峰研究文献的“发展史”看待2016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12卷本的《冯雪峰全集》，该全集无论就规模、质量、编辑水准，还是时值冯雪峰逝世40周年，都在冯雪峰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第一，就编辑本身而言，《冯雪峰全集》编委会以和冯雪峰长期共事、多年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撰写过《冯雪峰评传》的陈早春为主任，其编委既有冯雪峰的长子冯夏熊、长孙冯烈，又有多年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资深专家如孙玉石、朱正等。就具体的编辑实践来看，《冯雪峰全集》版本与注释相结合，回避了以往许多作家全集作品不注明出处的“缺憾”——“已经发表的作品在收入全集时基本按照初版本并参照其他版本校勘，未发表的作品均根据手稿核校。在注释方面，保留作者原注及译著中的原版注释，并增加了作品刊发及版本沿革等情况的资料性、说明性注释。”（《冯雪峰全集》第1卷正文前之“出版说明”）此外，作为一种补充，《冯雪峰全集》在第12卷“附录部分”收录了冯烈和方馨未编录的《冯雪峰年谱》及《冯雪峰名录》，“概要记录了作者的生平与著译情况，为阅读及研究提供资料。”（《冯雪峰全集》第12卷正文前之“本卷说明”）第二，就内容而言，《冯雪峰全集》不仅收录了冯雪峰的诗歌、散文、小说、少儿读物、电影文学剧本、寓言故事，还收录了杂文、论文、回忆录、书信、日记和翻译作品，再者还包括政务文稿函件（笔记资料、工作报告和函电等）、外调材料和运动材料（特定时期应当时运动中各方的调查所写的历史材料及1966年之前在政治运动中的发言、检讨等文字）。这种依据作者生前所写文字（公开发表与未发表）的“全景式”收录方式，一方面全面呈现了作为诗人、作家之冯雪峰的创作实绩，另一方面则让人们看到了文艺理论家、翻译家、鲁迅研究专家之冯雪峰的文字著述。而像外调材料、运动材料以及政务文稿函件等“原始文献”的收录，更提升了《冯雪峰全集》的历史价值。“由于作者与政界、文化界甚至军界高层都有交往，这些材料涉及中国现代史，包括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因此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冯雪峰全集》第8卷正文前之“第八、九卷说明”）第三，就形式而言，《冯雪峰全集》第1卷前有“出版说明”，每卷前又有“本卷说明”，利于读者了解、阅读每一卷的内容。与此同时，《冯雪峰全集》每卷之前都配有大量关于冯雪峰本人及其文献的老照片，图文并茂、极具年代感，有助于读者在“回归”、“还原”当年场景的过程中了解历史。
《冯雪峰全集》的出版夯实了冯雪峰研究的基础，冯雪峰研究将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需要指出的是，《冯雪峰全集》虽在冯雪峰研究中占有无可替代的地位，但冯雪峰研究的文献问题却需要理解意义上的广、多、全。正如上文谈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冯雪峰的文献研究包含三个重要种类，作家传记、研究资料等都会在具体研究中拥有自身的价值、产生积极的作用，并形成新的研究视点与论域。限于冯雪峰研究中相关文献数量大、种类多，这里仅以“传记类”资料粗略探讨冯雪峰研究中的文献问题。
按照宽泛的理解，传记可以包括传主的日记、回忆录和年谱。鉴于《冯雪峰全集》中已包括这些内容，本文只谈具体的“冯雪峰传”及其与诸如《冯雪峰全集》之间应有的“文传相印”式的互动关系。从上文列举可知，成书意义上的“冯雪峰传”已有20余年的历史，其形式包括“评传”、“传”、“生平故事”以及“关系式传记”（即徐庆全的《周扬与冯雪峰》）等几种。按照学者马良春、刘增杰等的看法，作家传记可以被归纳至“现代文学史料”的范畴之中。作家传记是现代文学史料类别之一，理当成为现代作家、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具体至冯雪峰，其传记对于了解冯雪峰的性格、生活道路、创作观念、创作成就等方面常常具有重要的价值。通过阅读“冯雪峰传”，人们既可以了解冯雪峰这个浙东人百折不挠、刚强正直的性格，又能读到他如何走上创作道路与革命道路，还能读到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如何从上海来到北京，先后任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文艺报》，成为文学界重要领导以及在50年代后经历的坎坷曲折。不仅如此，阅读“冯雪峰传”还有助于拓展、深化通过学习教科书而形成的文学史观念。比如，对于冯雪峰与鲁迅的关系，许多人都知道冯雪峰是鲁迅的弟子、中国共产党与鲁迅之间的重要联络人，但很少有人能够想象到鲁迅在深刻影响冯雪峰的同时，冯雪峰也影响了鲁迅。“鲁迅后期之所以能够成为非党的布尔什维克，能够成为无产阶级文化新军的伟大旗手，主要的当然是时代的造就和他自己主观努力的结果，但也与冯雪峰的工作和影响有关。”（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评传》）再比如，对于冯雪峰和周扬之间的关系以及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两个口号之争”，也只有阅读相关传记、通过历史场景的还原，才能更为清楚地了解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相关作品的生成以及所谓书生意气和由此造成的相互之间的误会，等等。
结合惯常的经验，作家传记是作家研究的重要文献，但面对如此多的同一作家的传记如何选择，对涉及人员众多的同一事件应当如何使用传记仍是一个实践的课题。显然，作家传记作为参考文献要与作家作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后才是在搜取大量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分析得到结论，这一客观前提其实告诉我们对于作家传记的采信，既包括传记版本本身的甄别、选择，也包括同一作家不同版本传记之间的比较与“互见”，同时还涉及到相关作家传记之间的“跨版本比较”、避免孤证等。以冯雪峰和周扬的关系为例，现有的几种“冯雪峰传”都不同程度记录了两者之间的交往史，其线索大致为“相识、提携（指冯雪峰对周扬）——误会、矛盾——共同患难——和解（主要指冯雪峰晚年的寓言《锦鸡与麻雀》及由此出现的“两只锦鸡”的形象说法）”，但相比较而言，徐庆全的《周扬与冯雪峰》由于专题性的研讨自是记录两人交往史中最为详尽的一本。再比如，丁玲对于冯雪峰的爱慕之情（主要指丁玲的《不算情书》）以及超越后升华为革命同志的友谊，不仅影响了丁玲的人生道路，而且也是凸显冯雪峰作为一个理性而坚定的革命者、具有公而忘私品格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纵观现有的几本“冯雪峰传”，除吴长华的《冯雪峰的传奇人生》之外，其他几本传记出于种种原因的考虑，或是寥寥几笔带过，或是漠而置之，这一忽视历史、为尊者讳的做法，并不是一部“良传”应有的品格，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读者的视野。相比较而言，为数众多的“丁玲传”都客观公正地分析了冯雪峰与丁玲之间的情感和革命同志式的友谊。这些在“冯雪峰传”书写过程中存在的事实，至少告诉我们，孤立的阅读作家作品并不能完全理解作品背后潜藏的曲折历史和人格密码，而在参考作家传记的同时，相关作家传记之间的“跨版本比较”同样是了解传主生平的必要途径之一。由此延伸下去，必将会为作家研究打开新的空间，带来许多新的话题。
如果结合冯雪峰的研究现状，审视“冯雪峰传”的写作现状，我们可以发现“冯雪峰传”本身就可以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进而丰富冯雪峰的研究。作为作家传记之研究同时也是一种文献研究，“冯雪峰传”既可以以成书意义上的传记文本为研究对象，也可以取宽泛义，将冯雪峰的日记、回忆录、年谱纳入其中进行整体性考察，还可以与鲁迅、丁玲、周扬等人的传记文本进行“跨版本”比较研究，考证一些悬而未决的史实。在此过程中，“冯雪峰传”研究始终要以《冯雪峰全集》这样的属于作家本人原始材料的权威文献相结合，不断实现“文传相印”，而冯雪峰研究中的文献问题将由此得以激活并获得新的研究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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