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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中的延安保卫战，在革命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解放战争进程的转折点。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是反映这段历史最为重要的战争小说。作家从宏大的视角把握中国革命历史，从对局部和细微的革命战争叙事转向对宏大的革命战争的叙事，这标志着战争小说获得了巨大的突破。小说以高昂的激情、宏大的规模、磅礴的气势，从正面描绘了解放战争中著名的延安保卫战。
杜鹏程在论及《保卫延安》的创作时这样说过：“我要用笔反映这场伟大的人民战争，歌颂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歌颂人民解放军、陕北人民的光辉业绩，表达我对彭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热爱之情。”可见，杜鹏程之所以写《保卫延安》，与其说是要“塑造为人民造福、使大地生辉的一代英雄的形象”，不如说是站在当时的政治立场上表达“对彭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热爱之情”更为符合作家的实际情况，这才是“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起码的职责”。这一写作动机潜在地设定了杜鹏程战争小说展开的疆域，直接显示出自我的文化立场，尤其是站在政治的立场上对英雄人物带有顶礼膜拜的心理情结，这就使得那些经过“典型化”处理而塑造的英雄形象，已经剔除了与政治话语不甚吻合的部分，使英雄形象更加意识形态化了。对此，杜鹏程曾说过：“这一场战争，太伟大太壮烈了。随便写一点东西来记述它，我觉得对不起烈士和战争中流血流汗的人们。”因此，当他“一想到延安保卫战的日日夜夜，想起自己一生中最不平凡的岁月，热血就冲击胸膛。我在战争年代只想写长篇报告文学，后来也确实写了，但不满意。此时，我下决心写一部反映延安保卫战的长篇小说，歌颂人民战争的光辉胜利，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解放军指战员的丰功伟绩，以告慰烈士在天之灵，教育年青一代。”由此可见，“告慰烈士在天之灵”和“教育年青一代”便成了杜鹏程创作战争小说的核心。
杜鹏程的战争小说《保卫延安》，较为全面地塑造了敌我双方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塑造了我军英雄群谱——从高级将领到中层领导再到普通士兵这样一个个带有鲜明个性的英雄形象，丰富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
杜鹏程在战争小说创作之前，由其“身份”而来的文化立场，对其战争小说起到了制导作用。与此同时，作为这一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的亲身经历者，又使其在创作战争小说时，通过活生生的现实获得了反观自我战争小说的机缘。对此，杜鹏程说过：“干部、战士们的英雄行为，思想品质，深深地教育和感染了我。我深切地爱他们，他们的音容笑貌在我脑海中都是活生生的，经久不忘。我能讲出许多干部、战士的出身、经历、性格特点、生活习惯，特别是他们的战斗经历等。”“《保卫延安》中的周大勇连队的故事就是以这个连队为基础的。”“我和他们相处多年，对他们的思想感情、风俗习惯、生活语言等等，虽然没有深入研究，但还是有一定的了解。可以说，假设没有这几年的生活基础，也是写不出《保卫延安》中陕北人民群众的形象的；写不出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斗争和生活状况。就是在语言方面，我也深受陕北人民的影响。”他深深感到“在大时代中结识各种人，认识各种事物。作家丰富的阅历，人生的经验，是他创作的财富”。这一切都清晰地表明，杜鹏程在对政治的皈依中，依然凸现自我独立的感知，这使他得以完成了从生活到理念、再从理念到生活的还原。
杜鹏程从生活到理念、再从理念到生活的还原的过程中，既有对艺术规律的深刻体会，又有对自我偏离艺术规律的修正。对此，杜鹏程曾经这样说过：“作品有其本身的规律，并不是你随意支配它，而是它强有力地支配你。如果违反了这些规律，你会找来一大堆麻烦，你会写出连自己也不愿意多看两遍的章节。……实际上这正是活生生的辩证法的无所不在的巨大力量。”这说明杜鹏程还是注重对人物内在性格的把握，并按照自己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来塑造英雄形象。
当然，对战争生活的深刻体验，使得杜鹏程的战争小说倾向英雄业绩罗列，人在文学中的主体地位自然被削弱了。在《保卫延安》中，我们看到的英雄，很多就是没有私人情感的战争中的人。他们除了对敌人的恨和对人民、对领袖的爱这截然分明的两种情感之外，似乎就再没有什么更为复杂的个人化的情感了。从某种意义说，单一的歌颂视角或单一的批判视角，必然要限制作家的立场和情感，其英雄叙事也就只能在“好者恒好、坏者恒坏”的怪圈中演绎，脸谱化、概念化等弊端也就在所难免。因此，杜鹏程的单一歌颂视角，就把英雄叙事限制在一个既定的理念框架之中，这和开放多元的生活框架截然不同，它不具有文化上的包容性。如此一来，不但艺术形象，而且连作家本人也成为这既定框架的附庸。
在创作《保卫延安》的过程中，杜鹏程既注重文学作品的新闻属性，又注重文学作品的艺术属性，这为他全面展示丰富而真实的战争场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杜鹏程的记者“身份”，对其从事战争小说创作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杜鹏程从事战争小说创作正可以看作其记者身份驱使的结果。“1947年初，西北新闻队伍要扩大，到处物色干部。组织上看我对文学有兴趣，而且经常写东西，就调我到边区群众报社工作。”随军记者的生涯，使得杜鹏程能够远距离地观察和体验生活，尤其是记者对新闻事件提炼时所注重新闻的“价值”，就与小说创作所需要的“典型性”具有了某种同构性。这既为杜鹏程创作《保卫延安》奠定了丰富的生活基础，也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点。对此，杜鹏程曾这样说过：“1948年以后，情况好转了，发了许多材料，又看了许多军事著作和重要文件，如西北战场的战斗总结等，这样，我就可以把感性的认识提高到一定的理性高度来认识，真正理解战争胜利的精神和力量，真正研究和掌握战争的全面情况及其发展过程，培养分析、概括生活的能力。”至于杜鹏程在写作新闻时汇集整理战士的先进事迹材料，“仅日记就有一二百万字之多。这些材料都综合着自己的感受与体会，为《保卫延安》的创作做了必要的准备”。实际情况也显示，杜鹏程的记者“身份”对其创作战争小说，也的确具有一般“身份”不可取代的作用。如《保卫延安》的雏形，便是因其记者“身份”而来的“长篇报告文学”，该作品从延安撤退写起，直到进军帕米尔高原为止，记述西北解放战争的整个过程。但杜鹏程对自己所写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并不满意。在此情况下，他“才下决心写一部反映延安保卫战的长篇小说”。从1949年开始动手创作，到1953年终于完成，长篇战争小说《保卫延安》“在工作之余，一年又一年把百万字的报告文学，改为六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又把六十多万字变成十七万字；又把十七万字变成四十万字，再把四十万字变为三十多万字……在四年多的漫长岁月里，九易其稿，反复增添删削何止数百次”。由此说来，杜鹏程创作战争小说《保卫延安》之初，不仅其“身份”是记者，其“工作性质”隶属于新闻范畴，而且其创作报告文学也隶属于新闻范畴，只是随着对主题的提升，某些新闻的属性开始弱化，小说的虚构内容开始彰显而已。但是，这对《保卫延安》这一文本的属性还是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那就是《保卫延安》因为其一开始的报告文学属性，以至于在向战争小说演变的过程中，因其恪守了现实的真实原则，从而使现实主义的原则获得了有深度的凸显，为其“史诗性”特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生活的真实体验，弥补了杜鹏程战争小说的局限性，这也是《保卫延安》一发表就受到较高评价的重要原因。“《保卫延安》一发表，就受到读者的好评，在国内外引起反响。对于这部以战争实感见长的小说，我们周恩来总理曾给予这样的评价：‘我们部队打仗就是这样，彭总这个人也就是这样。’”
杜鹏程的战争小说《保卫延安》，在借鉴中国传统小说注重情节这一优点的同时，又借鉴了俄罗斯战争小说的写作方法。杜鹏程的战争小说，从所受的文学的影响而言，主要集中在那些叙述历史事件的文学。这使其战争小说深深地打上了偏重于历史过程的痕迹，至于组成这历史过程的个人，则相对地退之于幕后。杜鹏程对此说过：当时，“写我人民解放军作战的作品，除了个别长篇和中篇小说之外，还有一些短篇小说及报告文学作品。我反复读过这些作品，并且从中获得不少教益和启示”。“在描写革命战争方面，既要求助我们当前已有的成就，而更多地是求助于以鲁迅先生为首的中国新文学，以及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和苏联革命初期的文学名著等。”杜鹏程说的已有的成就和经验是不够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其所谓要求助于以鲁迅先生为首的中国新文学，就有点令人难以理解了。因为从《保卫延安》来看，鲁迅所开创的重在解剖国民灵魂的文学传统，并没有获得很好地继承，而与其所说的当时的“写农村生活和土地改革的长篇”倒是有着更多的契合点，如单一的政治视角下的历史过程的叙述。至于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其继承更多的是体现在对故事性的追求上，如在周大勇和部队失去联系后的英勇作战等故事，甚至带有传奇特点。这显然和《三国演义》《水浒传》所开创的文学传统有着渊源关系。至于其所表现出来的敌我立场，则比这些文本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在《三国演义》中曹操被白脸化的话，那么在《保卫延安》中，很多敌方人物已经是奸佞化了。这都进一步限制了其所追求的“史诗品格”。
俄罗斯有关战争的文学作品对杜鹏程创作《保卫延安》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战争与和平》《铁流》《毁灭》《夏伯阳》《恐惧与无畏》《日日夜夜》等。杜鹏程说过：“这些作品对人物的刻画、结构、布局，对战争场面的描写对我都有很大的借鉴作用”。但是，值得关注的是，杜鹏程的借鉴主要体现在“这些作品对人物的刻画、结构、布局，对战争场面的描写”等方面，而对其文学精神的继承还存在着某些不足。这使杜鹏程除了对战争小说整体上具有较强的驾驭能力之外，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或重铸其战争小说的文化品格。如果再进一步比较的话，我们还可以发现，杜鹏程对俄罗斯文学作品的借鉴主要体现在对外在战争过程的描写上，至于苏联的《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等注重人的命运的作品，并没有深刻影响到他的文学创作。
总的来看，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一方面，杜鹏程要努力把《保卫延安》写成反映西北战场乃至全中国战场的史诗，要体现出解放战争中的一些规律性的文化底蕴，使其对宏大的战争格局有着深度把握；另一方面，为了忠实历史和自我感知到的真实生命体验，他强化和凸现了自我的独特体验，并由此确保了《保卫延安》具有史诗般的文学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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