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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论是从文学创作、文艺理论还是文学运动等哪个角度来讲，胡风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客观存在。然而，纵观胡风的文学生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则是他对文学刊物编辑工作的情有独钟。从中学时期的《新蕲春》小试牛刀到抗战阶段具有鲜明“同人”色彩的《七月》与《希望》诞生，再到新中国成立之初“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事发前夕，他在“三十万言书”——《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中所提出的一系列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刊物编辑工作的前瞻性设想，所有这些编辑活动均充分说明，对刊物的编辑与热爱是支撑与贯穿胡风文学生涯的重要支点。而且从胡风已有的文学活动、创作的事实来看，围绕胡风的文学评论、文学创作、文艺争鸣和文艺事件，基本上都与他的编辑活动密不可分。鉴于此，透过胡风“文学与编辑”活动的“同频共振”现象，以《七月》《希望》《海燕》等文学刊物为切口，对其编辑历程、编辑策略、编辑思想进行爬梳与探勘，不失为一条全面了解与认识胡风文艺思想、文学创作、文学论争和文学编辑活动内在关联性的有效路径。
“一本杂志也是一篇创作”
胡风最早的编辑活动可以追溯到他在武昌读中学时期因受“五四”运动影响而编辑的《新蕲春》，虽然该刊只出了两期，但胡风编刊中反帝反封建的指导思想在当时已初露端倪，而《新蕲春》也因此成为奠定胡风此后编辑功绩的第一块基石。大革命时期，胡风又在南昌编辑《民国日报》副刊《野火》《长天》，并且在这两个副刊上登载了许多不满现实、揭露国民党反动罪行的文章。1929年他东渡日本留学，又因编辑《新兴文化》而引起国内“左联”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33年胡风从日本回国后，则在鲁迅的指导与影响下，编辑出版了《木屑文丛》《海燕》《工作与学习丛刊》等文学刊物，推出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重要作家和作品，其中鲁迅的《出关》就发表于当时的《海燕》，这些刊物在当时的左翼文坛乃至全国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抗战期间,迫于战争严峻的形势，上海的杂志大多停刊，而胡风却“荷戟独彷徨”，以一己之力义无反顾地创办了《七月》《希望》，并编辑出版了《七月诗丛》《七月文丛》《七月新丛》等丛书。在胡风的努力下，《七月》与《希望》不仅冲破了当时森严文网的查封，而且还辗转于上海、武汉、重庆等抗日重镇，相继刊发了《毛泽东论鲁迅》《论主观》《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毛泽东片断》等重要文艺理论篇什和艾青的《北方》《向太阳》《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田间《给战斗者》、丁玲的《到前线去》《一颗未出膛的子弹》、丘东平的《第七连》《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S.M《闸北打起来了》等一批点燃民众抗战激情、反映民众抗战情感、忠实记录抗战史实的文学经典，这些作品对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战士气功不可没。更重要的是，《七月》和《希望》两个刊物还为解放区和国统区的联系，搭建起了文化沟通的桥梁。延安的小说家柳青、孔厥和诗人鲁藜、贺敬之、侯唯动、天兰等作家就是通过《七月》杂志而走向全国的，而很多解放区之外的读者也正是通过《七月》和《希望》这两个窗口，看到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正是由于胡风在编辑工作中的突出贡献，邵荃麟才对他做出：“他是个最好的编辑。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刊物像他那样受到作家和读者的喜爱”的赞誉。
胡风说：“一本杂志也是一篇创作，那里面的文章就是题材。”为了搞好自己的“创作”——杂志的编辑工作，胡风在编辑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操作理论：“统筹多方因素，谨慎策划出版，强化内部管理，严格控制成本，注重市场需求，拓宽发行渠道”（周觅，《胡风书信中的出版经营理念》）。在这套编辑理论的指导下，经过胡风个人不懈的努力，《七月》和《希望》两个刊物的发行量不仅逐渐扩大，而且还成为抗战阶段“既揭露黑暗，也展示光明，既鞭笞落后，也讴歌先进”的重要的“意识形态的第二战场”（王学振，《胡风编辑活动的主体性：以〈七月〉〈希望〉为例》），这在战时不仅起到宣传抗战、鼓舞人心的作用，而且为“五四”文学的启蒙传统得以延续、为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不因战争而中断起到了薪火相传的功用。新中国成立之初，胡风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困境中，还在“三十万言书”即《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第四部分《作为参考的建议》中，积极建言有领导、有步骤地采用“主编制负责制”，以期达到消除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小领袖主义和雇佣思想的目的，并且他还极力主张以“劳动合作单位的方式”运营的“群众刊物”取代“国家刊物或领导刊物或机关刊物”，胡风在当时岌岌自危面临被批斗的情况下，仍对编辑工作有如此大胆的构想，其对刊物编辑工作的用情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不是一个单纯编刊物的人”
如果胡风只是一个编辑有方、运营有道的刊物主编，那么，胡风充其量只能是万千编辑中的翘楚，他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作用与影响也将另当别论。但胡风的编辑迥异于他人之处在于：“胡风不是一个单纯编刊物的人，他是一个文艺理论家，他之所以要花费如此多的精力来编刊物，就是因为希望通过刊物寻找、团结与培养一股新兴的文艺力量”（绿原语）。所以，对于胡风来讲，编辑工作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工作”，更是他实现文艺思想的必要手段和体现其文艺思想和精神力量的“创造性”的工作，而这种“创造性”工作的重要症候之一就是发掘与举荐文学新人。
在对文学新人的发掘与举荐上，胡风“爱护不流为示恩乱捧”，“严格不流为抹杀和摧残”，始终坚持以稿件质量为中心，在选稿原则上秉持不唯上、不唯亲、不唯尊、不唯名的标准，这从而也使得艾青、田间、丘东平、路翎、曾卓、绿原、冀汸、舒芜等一大批文学新人有机会通过《七月》《希望》等杂志脱颖而出，并最终形成抗战期间流响于全国的“七月派”。相比较而言，尽管当时的《文艺阵地》《文学月报》《抗战文艺》《中原》《文学战线》等文学刊物在反映全民族抗战方面也取得了不俗成绩，但是在对新人的发掘与培养上，在坚持歌颂民族的生命强力、抒发鲜明的主观战斗激情上，这些刊物就显得有些力所不逮了。那么，胡风缘何在以刊物培养文学新人上如此用功？在彰显《七月》《希望》“同人”色彩杂志特征上如此着力？深究起来，这恐怕与胡风深受鲁迅编辑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众所周知，胡风是鲁迅思想的重要传人之一，在编辑思想上自然也不例外。许广平在《鲁迅和青年们》中曾回忆：“鲁迅先生每编一种刊物，即留心发现投稿中间可造之才，不惜奖掖备至，尚可录用，无不从宽。” 胡风在编辑思想上和鲁迅一脉相承，认为要发展新文艺,首先必须大力培养新作家，只有在中国文坛上培养一股继承“五四”传统的新的文艺势力，使他们成为“集束手榴弹”（胡风语），才能在投向“无物之阵”时产生更大的威力，进而推动中国新文学向前发展。这个理念不仅是胡风作为文艺理论家和作家的思想基石，更是作为编辑家胡风的动力之源，它鼓舞与激励着胡风在文学刊物编辑之路上砥砺前行。也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胡风始终从生活的海洋里寻找作者”（绿原语）。《七月》创刊后，胡风曾明确表示:“我无论如何不能把《七月》做成文豪们的交际沙龙”，“不给文豪们作交际的客厅”，而要“为新文学接一点元气”。因此，胡风不仅在刊物编辑工作中倾注了满腔的热情，更在约稿、审稿、评论等编辑过程中对青年作家尤其是无名作者给予了莫大的关心、鼓舞、支持与提携。究其故，这是因为在胡风看来，当时文学创作的“主观公式主义”、“客观主义”等倾向较为严重，而文学新人没有受此不良风气的浸染，在他们的身上裹挟着一股清新之风，蕴藏着无限的创作潜能和超强的可塑性，若对他们加以正确引导，他们有望形成一股足以纠正不良创作风气、营造健康文学环境的新兴力量。所以，胡风就以《七月》和《希望》为主要阵地，通过主动约稿、优先发表、公允评论他们的创作等举措使一大批文学新人走上文坛，而这批文学新人的出现不仅为当时的文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补充了新生的力量，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希望。
“愿和读者一同成长”
在胡风的编辑生涯中，《七月》与《希望》是其所编辑刊物中影响最大、流布最广的杂志。所以，这两份杂志的办刊宗旨与编辑策略也最能体现与代表胡风的编辑思想与文艺思想，而这二者也正构成了胡风文艺界精神战士的两翼，使他能够冲破层层险阻，翱翔于文学圣洁的堂奥之上。胡风在《七月》“愿和读者一同成长”的“代致辞”中指出：“在神圣的火线后面，文艺作家不应只是空洞地狂叫，也不应作淡淡的细描，他得用坚实的爱憎真切地反映出蠢动着的生活形象。在这反映里提高民众底情绪和认识，趋向民族解放的总的路线。……文艺作家不但能够从民众里面找到真实的理解者，同时还能够源源地发现实际斗争里成长的新的同道和伙友。我们愿意献出微力，在工作中和读者一同得到成长！”很明显，这段话不但写出了抗战阶段中国人民充沛的爱国热情、真实的斗争生活和《七月》杂志的办刊宗旨，而且还道出了文艺作家的革命历史功用，表露了他们要发现“新的同道和伙伴”，寻找到“真实的理解者”，然后和他们“一同得到成长”的创作理想。自然，这也是胡风文学理想的夫子自道。
绿原说：“胡风这人有个性,他是理想主义者”。而作为“理想主义者”的胡风，无论是在文学创作、文艺批评还是文学刊物的编辑中，其一以贯之的追求就是坚定自己的人道主义与反封建精神，坚守五四的“文化批判”、“思想启蒙”与“改造国民性”的立场，强调与坚持作为精神战士作家个体的主体性和文艺之于政治的相对独立性原则。而胡风要实现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文学鹄的，他深知仅凭自己单枪匹马堂·吉诃德式的冲向风车之阵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身为作家的胡风自然知晓，写文章只是作家个人的事情，其影响力与辐射力和作家群体的创作比较起来非常有限，而只有通过办刊物才能团结起大批青年作家形成合力，达到登高一呼响者四应的效果，也惟其如此，才能最终实现“由精神界之战士来为广大‘国民’启蒙，使后者从‘亚细亚的落后’（‘今天的状态’）中脱出，接近而且获得现代的思维生活”。所以说，胡风认为“只有通过刊物，才能够让他的见解化为实际的文艺创作”。（绿原语）并最终完成他在克服“主观现实主义”、“客观主义”、“五把刀子”论等流弊的基础上和发扬“主观战斗精神”、消除“精神奴役创伤”的过程中，去完成与读者一起成长的夙愿。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胡风始终带着罗曼·罗兰式的“征服苦难，追求光明”的“大无畏的英雄主义”，“带着宗教热的色彩”的“理想主义”和“农民底原始韧力”，在编辑中呕心沥血，把编辑当创作，视新人为知己。而且身为主编的胡风，在刊物编辑过程中丝毫没有凌空高蹈于读者和作者之上的傲慢姿态，没有任何蛊惑人心的炫目口号，更没有所谓标新立异的行动纲领，他有的只是对真理的热爱和对编辑工作的满腔热情与全身心的投入。显然，办刊之于胡风，此时已不再仅仅是“刺激文艺生产力与竞争力的主要途径”和“培养文艺事业生力军的重要手段”，（范际燕、钱文亮，《胡风论——对胡风的文化和文学阐释》）它已经超越了编辑单纯技术层面的意义与价值，幻化为胡风阐发自我文艺思想的内在精神诉求与自觉的行为方式。至此看来，编辑就是胡风用来完成和体现自己作为一个进步知识分子责任和使命的“干戚”。所以，即便抛却胡风“而身虽在尔头亡，枉作刑天梦一场”（聂绀弩）为文学理想殉道的牺牲精神姑且不论，仅就他对编辑工作和现代文学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以及他编辑思想的前卫性、编辑策略的创新性、编辑方法的可行性，就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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