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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夏天，随着《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以下简称《讨论》)，一场批判《武训传》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掀起。陈白尘的女儿陈虹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这场大批判运动，不管怎样，可算是真正地给我爸上了一课：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代里，文学创作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它必须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一丝一毫也不能有所偏离！为此，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只能听取上面的决定。” 7月下旬，为配合针对《武训传》的批判，《人民日报》刊发了《武训历史调查记》，其中提到了一位“和武训同时代、同地方的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这个此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很快便引起了读者的兴趣，“许多人希望更多地了解他和他的黑旗军的英勇事迹，许多人更要求以电影、戏剧等文艺形式来表现他们的历史”，以此来向“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武训传》予以坚决的还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在文艺界领导岗位上忙得不可开交、陷入创作停滞期的陈白尘，随即被中宣部点名叫到北京，参加电影《宋景诗》的写作。“9月初，在周扬、邓拓、李进(即江青——笔者注，下同)等同志的指导与鼓舞之下，‘宋景诗’创作组成立了。”(陈白尘：《宋景诗历史调查记·前记》)
创作组成立后的主要任务被定为“在研究了有关宋景诗的文字材料以后，前往原山东省堂邑一带进行宋景诗的历史调查，以农民群众所提供的历史材料，来创作表现农民革命英雄宋景诗的电影及舞台剧本”。这一历史调查，无疑是对此前受到高度赞扬的“武训历史调查”的效仿，同时也标志着被郭沫若赞誉为“为中国的人民史学增加了光辉的一页”的“历史调查”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个范式，在新中国史学界已经确立。在为期两个月的调查过程中，由陈白尘、贾霁、阿甲、翁偶虹等10人组成的调查组一共调查了8个县、163个村庄，访问了719位老人，记录原始谈话材料约18万字，此后又搜集了50万字以上的有关宋景诗的直接、间接文字材料，由人民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了《宋景诗历史调查记》(署名为“宋景诗历史调查组调查，陈白尘撰述”)；而陈白尘为调查撰写的“提要”，则以《农民革命英雄宋景诗及其黑旗军》为题，连载在1952年11月1日至2日的《人民日报》上。作为调查的最终目的，陈白尘和贾霁合著了电影文学剧本《宋景诗》，连载于1953年《人民文学》第九至第十一期，并在1956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此外，陈白尘还在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完成了一本“儿童读物”《黑旗宋景诗》，贾霁则撰写了一本小册子《宋景诗起义故事》。
正如毛泽东一直以来所强调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作为历史文学创作的重要准备，对相关史料的充分搜集、整理、消化本是创作过程中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当这种“调查”是建立在先有“定论”的基础上、为所谓的“定论”去寻找论据，其真实性便大打折扣了；更有甚者，为达到目的不惜歪曲、捏造“史实”，使历史调查彻底沦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则从根本上动摇了历史研究的纯洁性和严肃性。美国历史学家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对此有着理智而深刻的认识。在名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一书中，他以“注释”的形式阐述了对“宋景诗历史调查”的看法：
中国大陆曾出版过一部长篇历史著述：陈白尘的《宋景诗历史调查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该书部分是以口述史料为基础。作者是位剧作家，那次口述历史调查的目的是写一部有关宋景诗的电影剧本。该剧本与电影《武训传》相似，武训由一个鲁西乞丐变成慈善家，毛泽东曾严厉批评过该电影中的改良主义思想。实际上，宋景诗最先被一个“早期”调查组“发现”，这个调查组当时在搜集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材料……中国历史学家常跟我提到陈白尘的书，将它作为妄用口述历史资料的典型。因此，我在本书中极少引用它，它应被作为概述一次极复杂起义的—个尝试来阅读。关于这次起义的最新文章是本杰明·杨的《宋景诗和他的黑旗军》……在我看来，这篇文章似乎是毫无批判地依靠陈白尘的书籍。([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64-65页)
周锡瑞的话说得相当含蓄，但我们仍能明显从中感觉出他对调查结果真实性的怀疑，以及对陈白尘等人的不满。其实，在查阅资料和调查访问的过程中，陈白尘很快便发现了两个疑点：首先，在宋景诗起义的时候，武训还只是个少年，倘若安排二人作为对比的形象同时出现在银幕上，就会显得不伦不类；其次，则是长期以来被人们争论不休的关于宋景诗“变节”“投降”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对宋景诗的历史评价。对于这次历史调查的原因和目的，陈白尘自然是心知肚明；而在这两个关键问题的解决上，他也是煞费苦心。
对于第一个问题，陈白尘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主动回避，无论是在剧本《宋景诗》还是在“儿童读物”《黑旗宋景诗》中，以及《调查记》“提要”中，他都没有让武训露面，甚至连武训的名字都未提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樊粹庭创作并出版于1952年的豫剧剧本《宋景诗与武训》。这位“豫剧改革第一人”不仅让宋景诗和武训在戏里直接唱起了对手戏，而且严格遵照《讨论》定下的基调来设计人物形象、虚构戏剧冲突。在西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出版于1952年10月的单行本前，附有作者撰写的《编写宋景诗与武训的经过》，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急于“表态”的姿态：“……宋景诗愈可爱，武训便愈可憎；因此才激起我们编写《宋景诗与武训》的动机。一九五一年八月开始动笔，但是很难找出宋景诗与武训的关系事迹，所以也就很难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经过两个月的思考和友人的多次研究，才决定了初步意见。主要是：一、写宋景诗和武训青年时代的一段关系，从故事开始到结束时间约为两年。二、依据武训历史调查团所发表的人物事迹，除少数次要些的以外，其余都尽量容纳在故事里面尊重调查内容。……”而在登场人物表中，作者对二人的设定为：“宋景诗——起义农民，‘黑旗军’首领。28岁。”“武训——流氓，统治阶级的帮凶。21岁。”由此出发，武训在剧中第一次露面，便是哼唱着黄色小调亮相；其好吃懒做、好逸恶劳的秉性，驱使他心甘情愿地充当以杨鸣谦、杨树坊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狗腿子，甚至出卖农民起义领袖；而他兴办义学的目的，也因此被界定为“教他们(地主)瞧起我”。作者历经两个月的思考和研究，最终呈现给观众和读者的却是这样一出与历史事实相差十万八千里的闹剧。究其原因，固然与传统戏曲在表现形式、受众心理等方面的特点有关，但作者急于“配合”、大胆“领会”的意图，才是其创作的真正出发点。
前一个问题姑且可以用回避的办法敷衍过去，但宋景诗是否曾经“变节”这一原则性问题则要求作者必须严肃对待。对此，陈白尘选择与“上级”和“权威”保持一致。据陈虹回忆，陈白尘曾就此问题当面征求江青的意见，江青指示说，“宋景诗投降清廷只是他一时的策略，不必为此去否定他的一生”；进一步咨询范文澜等著名学者，得到的答复则是“既然李进同志这样说了，你就放心去写吧！”而《宋景诗》的悲剧，恰恰正如在这种不容置疑式的“权威”和敷衍了事的“保证”下酝酿出的一坛苦酒。由于审查者相互之间的观点存在极大分歧，导致影片拍摄完成后迟迟不能过审，剧本和样片陷入了无休止的修改循环之中。剧本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时，已是“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日写完。七月三十一日修改完。十月十六日三次修改完。”1954年1月27日，作者又改出了第四稿。但直到收入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陈白尘文集》时，剧本内容仍在某些方面与影片公映版本存在巨大差别。陈白尘本人并未对剧本和影片的修改作过详细说明，倒是影片导演郑君里曾写过一篇《我们在探索前进——关于“宋景诗”的修改》，发表在《中国电影》1957年第3期上。通过这篇文章，我们不难体味到《宋景诗》编创人员的苦衷和艰辛。
郑君里坦言：“《宋景诗》是我国国产第一部历史影片，我们在创作上毫无经验。在我们创作全程中，最伤脑筋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对宋景诗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据清代官书上记载：宋景诗曾一度向清朝钦差大臣胜保‘投降’。这是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宋景诗果真背叛过人民，这部影片能否成立，就是个疑问。”但是这个“根本性问题”，显然无法简单地用“是”或“否”来予以肯定或否定；宋景诗一生经历的复杂性，迫使影片编创人员不得不玩起一种“逻辑游戏”来，即在充分肯定宋景诗功绩的同时有限度地承认并批评他的“投降”：充分肯定，是因为他的经历以“造反”始，又以“造反”终，期间经历了一连串的艰难困苦、迂回曲折的斗争；有限度地承认并批评他的“投降”，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由于当时的农民运动带有“自发性的弱点”；编创人员甚至还区分了宋景诗的“投降”与“诈降”之间的区别。郑君里在文章中为读者详细对比了前后三稿剧本对“投降”问题的表现，并最终提炼出如下心得：
我们一边工作，一边在学习。就在这次工作里，我们逐步学习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复杂的史料，开始懂得把农民的阶级局限性与农民在阶级斗争中的智慧和英勇区分开来，从而赋予作为农民英雄的宋景诗以应有的风貌。我们学习了：既要展示宋景诗“投降”前后各个方面的、历史的、具体的情况(包括宋景诗的主观愿望和作为)，使观众对宋景诗有正确的评价，同时，还得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这些事件，使观众明白“投降”给当时人民带来一些什么损害。
简而言之一句话：既不能给农民革命领袖脸上抹黑，又要充分暴露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为此，在剧本的修改过程中，编创人员无一不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稍不留神便会触碰政治高压线，后果不堪设想。陈白尘那条曾被许多人所诟病的座右铭——“但求政治上无过，不求艺术上有功”——便是这种高压心态下的产物。在影片的公映版本中，政治性得到高度彰显，其中不乏生硬的口号式表达，带有浓郁的说教气息，艺术性也因此大打折扣。相比较而言，作为电影剧本的“副产品”，“儿童读物”《黑旗宋景诗》却显得更为活泼生动些。可惜的是，八卷本《陈白尘文集》中却并未收录这部不那么“畏首畏脚”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宋景诗》及其衍生文本的诞生过程，可以视为“十七年”时期文学创作状况的一个缩影。在这一时期，作家们更多地是在扮演“杂技演员”的角色，在“政治挂帅”这根保险绳的束缚下做着高难度的“规定动作”。他们渴望像跳水运动员那样，自由腾空，轻盈入水——然而，这种渴望，更像是一种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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