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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原名郭衣洞，台湾著名作家、人文大师。1920年出生于河南辉县，1949年去台湾，1950年代投身文学创作，1960年开始用笔名“柏杨”写作杂文。早在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他就已声名远扬，在其1950年—1969年出版的30本文学作品集中，包含了杂文集20本、小说9本、报道一本。如果说杂文早已奠定了柏杨在台湾文坛的重要地位，那么他的历史类著作则是他在受难之时的厚积薄发之作。柏杨于1968年—1976年因涉嫌讽喻两蒋统治下的台湾社会而锒铛入狱，在其9年26天的监狱生活中，他写作完成了三本中国历史题材作品，分别是《中国人史纲》《中国历代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和《中国历史年表》。出狱之后，柏杨又花了5年多时间将《资治通鉴》译成现代语文，并加入评语，成为《柏杨版资治通鉴》，柏杨的历史类著作主要为以上四部，分别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台湾出版，大陆于80年代末引进出版。
柏杨曾说起自己在狱中写作历史类作品的初衷，1968年3月柏杨因在台湾《中华民报》副刊家庭版上刊登翻译美国连环画《大力水手》的文字影射了当时台湾执政的蒋介石、蒋经国父子而获罪入狱，一向豪迈自由而独具风骨的柏杨一开始根本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他曾在狱中绝食21天，也想到自杀抗争，然而在经历跌宕在人生谷底的遭遇后，他突然领悟到：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自己应该顽强地生活下去，“我要活下去，好记下我的遭遇”。入狱后，有段时期狱方曾让柏杨在图书室当外役，室内千册图书中有一整套《资治通鉴》可以饱览，他由此一头扎进了历史的长河，从苦闷的狱中生活中得到了精神的超脱。这一情景颇似美国著名影片《肖申克的救赎》，影片中男主人公被冤以谋杀罪关以终身监禁，而他看起来不怒不争，同样也是在监狱的图书馆服刑，他利用机会看书学习，并为监狱长打点财务，赢得其信任，通过在图书馆工作时获得的凿子，一点一滴地完成逃跑计划，重获新生。然而，柏杨还是在监狱里的，但是他同样一点一滴地完成了自我的救赎，完成了三部历史著作，这是超越他生命的作品，柏杨后来曾在回忆录中称监狱图书馆的时期是他监狱生涯中最愉快的一段时间。
狱中的三部作品，所幸有狱友黄恒帮忙抄录两份，在柏杨出狱后，抄本经过艰难辗转回到柏杨手中，而三部出自柏杨的手稿被没收审查，最终以“根本没有那回事”作结。所以当我们今天读到这三部作品时，起码首先应该对这些著作充满尊敬和理解，因为确实来之不易。
《中国人史纲》全书近80万字，从长江、黄河的发源开讲，讲述了自盘古开天地的神话时代到20世纪初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整部中国历史。该书特色以“世纪”分章，不用传统帝王年号为序，而采用公元纪年，柏杨认为“一个现代的中国人，置身于瞬息万变，分秒必争的时代，实在没有继续埋葬在这种纠缠不清的年号迷魂阵里的必要。我们大胆地绕过年号，采用公元纪年，希望能简单迅速，而又正确无讹地立即明了历史事件的时间位置”；对史书、地名、官名，又多用现代名称予以说明；以问题分节，每章最后设“东西方世界”一节，探讨当时世界与中国的关系，让读者感叹中国的辉煌历史的同时，也深刻了解中国是何时如何落后于世界，给人一种整体史观。
《中国历史年表》和《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是两本工具书，《中国历史年表》全书以表格形式呈现，按年纪事，脉络清晰，事件分明，历朝的建立时间、地点、人物，都写得较为详细，上自开天辟地，下至中华民国成立，数千年间的重要事件和人物，一应网罗其中。《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以帝王家为研究对象，可称是最详尽的中国历代皇族家谱，同样以表格的形式详细说明，其“所作的是对中国五百五十九位帝王和若干虽没有实质上当帝王，却被加上帝王尊号的人，以及更多的皇后妃妾和他们所生的数不清的亲王、公主，作一个地毯式地搜索，将他们的头衔、年龄、在位时间以及他们在皇族中的关系位置，加以仔细的整理列出，使任何人都可以不必经过辛苦地寻觅，即可对他们的身世有一个明确的了解”，全书分七篇，包括：序表、帝王篇、皇位世系篇、皇后篇、亲王篇、公主篇、后表等，加上历代王朝关系位置表、历代王朝国号表、历代帝王数表、历代立国年数表、历代帝王籍贯表、历代建都表、建都分布表等附表，展现出丰厚内容。
《柏杨版资治通鉴》是柏杨出狱后的历史著作，主要是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完全用现代语言翻译改写一遍，所谓古籍今译，既忠于史实，又不受史书具体叙述的限制，是充分理解史料精神实质后的一种创造性的表述。柏杨称“我们的自誓，不但忠于原文，译出一部可以代替原版《资治通鉴》，还要发挥神韵，使它简单清楚，不依靠任何工具书，都可畅读”，其特色在于在“司马光曰”之后另外加一些古人的话，比如“王夫之曰”，最后加上自己的“柏杨曰”，综合表达和展现自己的史事评论和历史观。此外该作还加入了手绘地图，并将所有出现的地名也都标上了现代名，让读者看来非常了然。
总体来说，《中国人史纲》和《柏杨版资治通鉴》应属一脉相承，都是围绕《资治通鉴》为基础而完成的，带有柏杨强烈的个人写作色彩，兼具杂文的风格，文字生动有趣，引人入胜。《中国历史年表》和《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为历史工具书，完成得较为细致，表格的呈现运用明了清晰。
事实上，对于柏杨的这几部历史类作品，一直以来，无论台湾还是大陆的读者均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褒贬不一，拥趸者认为柏杨的历史作品文笔犀利，通俗易懂，无论帝王将相还是贫民百姓，都在他的笔下栩栩如生；文风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精彩之处看得人酣畅淋漓。而批评争议最大的应该是柏杨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准确度把握有偏差、写作上具有较大主观性的问题。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自序中曾写道“历史研究丛书是我在火炉般的斗室之中，或蹲在墙角，或坐在地下，膝盖上放着用纸糊成的纸版和着汗珠，一字一字地写成。参考书的贫乏使我自惭，但我别无他法。”某种程度上是对其写作历史作品时，史料不全的一种解释，因此很多历史事件和人物有所偏差也在所难免。有人将他的《中国人史纲》对比钱穆的《国史大纲》和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认为柏杨的历史作品好似“顽童涂鸦”，从思想深度上对其加以否定。然而可以明确的是，柏杨不是专门的历史学研究者，他写作历史作品有其特定环境和背景，《中国人史纲》是柏杨自己对中国史的认识和叙述，《柏杨版资治通鉴》则是借司马光之名，依旧书写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点评历史，他反对司马光一味只认帝王、为皇帝家族贴金的写作风格，他希望“中国人”要把握全局的历史观，写“群众的历史”，而非一家之言。他将繁冗的文言翻译得像小说一样，让读者容易读懂，为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普及做出了自己独有的贡献。
柏杨出生在民国时期，同那一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的教育背景和人生经历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由于亲身经历了中国近代艰难的转型，目睹了中国抵御外侮、争取民族独立的抗争，其人其文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中国人自强自立的爱国精神，这一点在《中国人史纲》中表现得极为明显。而与此同时，柏杨书中又能较为客观地反省传统中国文化存在的不足，较为肯定中国少数民族政权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则反映其人有自己独到的历史见解，并非是简单的历史故事陈述者。他将己见融入历史叙述中，以浅显直白的语言进行表述，以致有的读者对其历史作品产生一些误解，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聂华苓曾问柏杨：“你的历史感、社会使命感都很强烈。你在牢里看了很多历史方面的书，也写了很多历史方面的书。你一向就有很重的历史感，是不是？”柏杨回答：“我想每个人都会有历史感。所谓历史，就是故事嘛！”柏杨就是把历史当成故事去书写的人，好坏评判，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以民主和包容的胸襟来对待历史，重要的是，其著写历史的精神，他书写出了自己的思考和能量，他完成了自我。所有的历史作品，一同汇入了古今历史的长河，起起伏伏，只得交由时间，许它自有那沉淀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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