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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 1946年时的柏杨
柏杨先生的一生，坎坷曲折而丰富多彩：他坐过两次牢，有过三个生日，结过四次婚，五位夫人(加上一次同居经历)为他生育了五个儿女。少儿时代的柏杨经常遭受打骂，被继母举着西瓜刀追砍的经历是他心中永远的创痛。断断续续读完中小学后，柏杨投考了国民政府的干部训练学校，由此加入国民党，最终追随国民党溃逃台湾。当一名篮球健将到运动场上接受女孩子的追捧曾经是他学生时代的最大心愿，后来却被思想驱使，以著书立说而成为一代文化名人。晚年的柏杨回顾来路，曾用“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坐牢”来概括自己的半生遭逢。
“十年小说”阶段，他出版了六七部小说集，其影响之大，可以《异域》为代表。这部根据历史和新闻材料创作而成的小说，自从1961年问世，就深受台港和海外华人读者的推崇，因而创下了神话般的发行成绩：1970年代末期，在当时人口不过千余万的台湾，《异域》销售量高达100多万册，成为影响当时台湾大学生思想最深刻的书籍。1980年代，台湾民众投票选出《异域》为“40年间(1949年至1988年)影响我们的社会与生活的40部著作”之一。1990年代，《异域》被导演朱延平改编成电影剧本搬上银幕，上映之后创造了当时华语电影票房收入的最高记录。1999年，已经问世38年的《异域》，又被香港《亚洲周刊》评选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 之一。
“十年杂文”阶段，他出版了20册单行本，以犀利的笔锋“直接刺中‘敌人’的心脏”，展开深刻的文化批评。一个“酱缸”概念，招来毁誉参半：在香港，他被视为民族救星而受到拥戴；在大陆则既有掌声也有骂声；在国外，华人世界称之为最具批判性的作家，西方舆论则称他为“中国的伏尔泰”。柏杨淡然接受了这一切，他说杂文的最大贡献就是容易得罪人。因为真正的杂文家就像一个坐在司机旁边的副驾驶，不厌其烦地唠唠叨叨，提醒司机注意这注意那，不知不觉中就成了一个讨嫌的人。但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批评才获得了学者们的长久关注。比如中国社科院的雷颐先生、北大博导陈晓明博士以及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教授等人，就都对柏杨的文化批判怀有真诚的敬意，认为“柏杨的文化批评构成了中国现代性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
1968年3月，柏杨因为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有关“大力水手”父子在一个荒岛上竞选总统的漫画，被认为“侮辱国家元首”和“打击国家领导中心”，遭到台湾蒋氏政权逮捕，开始了他的“十年牢狱”生活。四围高墙之中，柏杨写出了后来奠定他作为平民历史学家的三部史学论著和一部获得世界桂冠诗人的《柏杨诗抄》等著述，之后又全力投入了对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的翻译与解读。在台湾远流出版公司支持下，从花甲之年到古稀老人，柏杨最终耗时10年完成出版了《柏杨版资治通鉴》。
1980年代中期，柏杨被读者票选为台湾“十大作家”之冠，1994年又被选为“台湾十大男人”之一。1994年，他成为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的会长，担任台湾人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开始进入他从事人权教育的10年。这10年间，柏杨和朋友们成功推动了亚洲第一座人权纪念碑的建立。晚年的柏杨更是注重吸收各种思想观念的人物。除了继续整理、修订他的中国历史著述和深化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传统历史观念的批判之外，还认真研读马克思和列宁等人的主要论著。在他的《柏杨曰》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援引两位最重要的社会主义革命导师的理论观点，来丰富他对中国历史的批判层面的笔墨。
综上所述，在笔者心目中，柏杨是一个才华纵横、思维驰骋于无限宽广天地的人文大家。在文学创作上，他用一种浅白的现代语文来撰写文章和创作小说，其文字在讽刺中饱含激情，在幽默中蕴藏哲理，在批判中深潜智慧，这一切的表达方式，都缘于柏杨认为一切作品必须具备高度可读性，才能生存，才能有销量。没有可读性的作品，不会有存在价值。在思想文化方面，他恐怕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极少数能够保持平民风格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之一。所谓平民风格，最基本的核心就是必须站在为平民言说的立场，所作所为、一言一行无不是以平民利益的得失为依归。正像他晚年说的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在历史研究领域，他对中国历史的批判，不仅有对传统文化的负面批评，其中也蕴含着对传统文化合理内核的褒扬与传播。
对于柏杨及其思想的评价，20世纪80年代就有舆论认为，柏杨鼓吹的“酱缸”文化观念，作出了100个社会学博士都赶不上的贡献，这个评价可以说是恰如其分；因为“酱缸”文化观念现在已成为民间批评精神的思想来源之一。德国汉学家马汉茂教授曾经说过，柏杨对现代化中国的民主化所作的努力及雍容坦诚的自我剖析方式，形成了令人欣喜的惊人力量，不但震撼了台湾，也冲击了大陆的青年知识分子，造成一个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全面影响。正是由于柏杨的文化批评、社会批评和历史研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力，从1999年以来，台港和大陆的高等学府为此举办过多场有关柏杨思想与文学、史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从多个层面来分析研究柏杨思想对现代中国文学、文化和社会文明的贡献。而柏杨的自我评价却是：“我只是个游击队员，我只是指出我们的文化和社会病在哪里，却没能力去治病救人。我的敌人很明确，就是‘酱缸文化’。我一直以来的努力，就是希望唤醒人们对自身文化的反思”。
柏杨这个有着河南人毛驴性格的倔强之人，一生历经磨难而无怨无悔，最终凭借着忍辱负重的韧性与气势磅礴的才华，百折不挠拼搏奋飞，直至修成正果，“成为很多读书人去台湾时都要拜码头的文化英雄”，受到世人景仰。曾经长期主持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写作计划”的著名华人作家聂华苓女士，在一次与柏杨重逢的聚会时脱口而出——“衣洞，我没有想到你会如此伟大！”
2008年4月29日柏杨先生驾鹤西游之后，台湾著名音乐人陈升为满怀敬意创作了一首歌曲《柏杨》，其中有“柏杨先生哪去了”的追问，曲调悠扬舒缓，引人怀想。借之为题，以表达笔者的思念与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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