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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柏杨主要以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闻名海内外，他在杂文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实际上，小说却是柏杨从事文学创作后最早涉猎的一个领域。他在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后期这段时间以“郭衣洞”本名发表的几部长篇小说和多部中短篇小说，较充分地体现出柏杨小说的独特个性，并具有较高的文学成就。从内容主题来划分，柏杨小说大概可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以复杂人性为出发点的婚恋小说、“哥特派”浪漫奇情小说和带有“狂欢化”特点的幽默讽刺小说。
第一类小说主要以柏杨最早出版发行的小说集《凶手》中的12篇作品为代表，这也是柏杨以复杂人性为基础，最早集中探讨现代人多样婚恋情感的首部小说集。除了《一束花》讲述的是亲情之外，其他11篇小说均涉及到由复杂人性产生的各种类型的爱情，其中既有忠贞不渝、为情而死的真爱故事，但更多的是玩弄欺骗、自私无情的假爱及无法压抑性爱欲望的人生故事。与集子同名的短篇小说《凶手》在探讨人性的复杂和情爱的多变上最为典型。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提出了嫉妒、仇恨对人生的破坏力，以及情感对人的杀伤力等问题。具体到小说内容来说，作者用第一人称手法，写一个被失恋折磨的男人“我”对另一个炫耀自己正陷入甜蜜爱情的男人产生嫉妒之心，人性中的丑恶使他在冲动中伪造了一封后者女友的绝交信，导致后者看信后绝望跳楼自杀，而“我”此后多年生活在自己是“凶手”的悔恨中。不过柏杨的创作目的并不是把这部小说写成一个探讨由嫉妒产生仇恨的说教性寓言故事，而在深层隐藏着另一个故事——一个女人“阔易夫”的爱情悲剧故事。因此在小说的后半部分，情节结构发生了突然反转：所谓的“凶手”其实另有所指，“我”所有意仿造的绝交信，其实只是使那个自杀男人的死亡时间早降临两天而已，因为后者的未婚妻早就做好了抛弃半身不遂、穷困潦倒的未婚夫的多种准备，只是拖延到她和新男友将一起搭乘飞机去美国留学时才告诉蒙在鼓里的未婚夫。正是她的变心才是导致后者死亡的真正凶手。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明明是这个女人功成名就后有预谋地抛弃可怜的原未婚夫，她清楚地知道未婚夫离开她和她的爱情之后会一无所有，但是却以自己配不上他作为借口离开。作者不但揭露出这个女人的虚伪与狠心，同时也指出爱情并非永恒持久，而是复杂易变的事实。正是因为柏杨认识到，善心与兽性交错、爱恨情感交织而本质又复杂多变的人性是男女爱情产生的心理基础，这亦是作者持有的中国现代化的另类思想体系在文学作品中的一个体现(可参考本人的专著《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另类思想体系》中的相关观点)，所以作者在小说中客观冷静地讲述出这个爱情悲剧故事，却并不对女主人公进行伦理道德的评价。《等待》中爱情易变的主题与《凶手》相似，《夜掠》的文学史价值在于写出了人性中无法压抑的性欲挣扎，《西吉屿》《大青石》和《跟踪者》等则讲述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和婚姻。不过这些作品中有情人的命运都很悲惨，都以死亡或者生离为结局。
尽管小说集《凶手》奠定了柏杨小说的基本特色：罗曼司小说的故事模式，倾向西方浪漫主义的语言风格，爱情婚恋与多样人性的内容主题，不过最明显体现出这种基本特点的却是他的“哥特派”奇情小说。施咸荣在《西方杂草》中曾指出西方“哥特派”小说的特征：“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曾流行一种以恐怖、惊险为特点的爱情小说，文学史家称它为‘哥特派罗曼司’(gothic romance)。它流行的时间虽短，却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英国的一些大作家如司各特、狄更斯以及勃朗蒂姐妹，都受过它的影响，而现代的通俗小说如侦探小说、科幻小说、恐怖小说、罗曼司等等，所受的影响则更大。美国的严肃作家，从库柏、爱伦·坡到整个南方文学，无不带着哥特派小说的烙印。哥特派小说有它自己的模式，如渲染恐怖的气氛(鬼怪或鬼怪似的恶棍的出现)，设置神秘的环境(古堡、古寺院、荒芜的古宅等等)，描写老一套的情节(神秘的遗产继承问题、失踪的遗嘱、家族的隐私、主人公的身世不明，甚至写通奸、乱伦凶杀等罪恶行为给家族带来的诅咒)，这类模式在现代的恐怖小说里间或也有所表现，但大部分都经过花样翻新，多少结合了一些时代精神。”(施咸荣主编：《西风杂草》，漓江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页。)柏杨的“哥特派”奇情小说显然深受西方“哥特派”小说的影响。雷锐在《柏杨评传》一书中指出，台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处于西风美雨的笼罩下，西方文学和文化思潮大规模涌入，柏杨此时广泛阅读和全面接受西方小说，尤其是欧美浪漫派的小说：“他大量阅读外国名著，从《简·爱》《呼啸山庄》《飘》等长篇小说中，郭衣洞深深感到爱与恨的巨大力量。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甚至几个人的生命；由爱转化而来的恨力量更大，它简直可以摧毁一切。可贵的是，这些小说都是通过活生生的人和他们之间的纠葛表现出来的……郭衣洞就这样如痴如醉地吮吸着中外名著的营养。他觉得自己的胳膊仿佛在变粗，肌肉也膨胀起来，铺纸写作时，笔尖仿佛有人牵着往前走。”(雷锐主编：《柏杨评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79页。)正是这些西方小说从内容思想、人物形象到艺术技巧，均给予柏杨巨大的熏陶和启发，他写出了以长篇小说《莎罗冷》《矿野》等为代表的“哥特派”奇情小说，用浪漫主义的笔调描述男女之间三角、多角关系情感纠结、错综复杂的爱恨情仇故事。具体到《莎罗冷》来说，充满浓厚的欧洲异域色调、神秘冷艳的莎罗冷海湾，高大险峻的山岭、幽深莫测的大海、闹鬼的宏大庄园等外部环境景物描写，以及40年前的谋杀案，纠缠不清的三角恋爱等因素。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它深受《呼啸山庄》和《蝴蝶梦》的影响。不过这并非是说柏杨缺乏原创的能力，因为柏杨模仿的是英美浪漫主义小说的浪漫神秘情调，而故事内核则是自己独创，包含着他对社会现实人生和复杂人性的看法。概而言之，这些哥特派奇情小说均充满了浪漫主义的伤感、神秘情调，主人公爱情婚姻的结局同样是催人泪下的悲剧。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以上这两种类型小说中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情调，并不能遮掩柏杨的社会责任感。即使神秘传奇色彩如此浓厚的《莎罗冷》，在表现出冥冥宿命观点的同时，也以对复杂人性及现代中国人不同层面情感的探索与思考为己任。以作品中的杀人凶手葛医生为例，作者既突出他为了得到旧日恋人美棋的爱情，不惜设计海难谋害其夫，却又没有把他写成一个生性凶残的坏人，而是挖掘出他身上人性中的光辉——他用40年行医救人的行动来赎罪，每天都生活在忏悔之中。这种思考体现出柏杨对于人性与情感思考的理性特征。可以这样说，对善恶掺杂的人性和复杂爱情问题的讨论，始终是柏杨小说的一个中心内容，由此也使这些小说成为探讨人性和婚恋问题的“问题小说”。
如果说以复杂人性为出发点的婚恋小说、“哥特派”浪漫奇情小说体现出柏杨所受西方文学的影响，那么“狂欢化”的讽刺谴责小说则体现出柏杨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和鲁迅小说的影响。“狂欢化”的讽刺谴责小说主要包括短篇小说集《怒航》《打翻铅字架》中的作品及长篇小说《古国怪遇记》。与前面两类小说不同的是，柏杨在作品中不再编织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而是利用语言的夸张、嘲讽和戏谑风格产生的幽默、讽刺效果，对某些不良社会现象进行讽刺、批判。长篇小说《古国怪遇记》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批判洋奴政治和西崽气质。小说前八回假借孙悟空师徒回到唐朝之后的荒诞经历，讽刺、嘲弄崇洋媚外的种种社会现象，尤其是人们对西方英语国家的卑躬屈膝和无限奉迎。第十四回干脆就以《西崽国》为标题，因“敝国上下官民人等，敬的是外邦人士，尊的是东西夷人”而得名为西崽国。小说集《打翻铅字架》中的每一篇小说，也均批判、讽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糟粕部分——“酱缸文化”现象，像《魔匪》讽刺复古主义者们坚持文言文，不肯简化和拼音化的“酱萝卜”态度，《上帝的恩典》讽刺国人崇洋媚外的“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的西崽气质，《一条腿》和《古国怪遇记》中的第十一回《开会国》相似，都是对当时社会中“开会”现象的讽刺。收录在小说集《怒航》中的《七星山》《隆格》和《重逢》等12部作品亦同样属于幽默讽刺性质的小说。
柏杨之所以在这类小说中选择幽默、讽刺作为主要的表达方式，首要原因在于避祸自保，他把最尖锐的社会文化批判的锋芒，隐藏在幽默、诙谐的文字中，以便避开当时的文字检查制度，以及引起更多读者的注意和阅读兴趣。
其次，选择幽默和讽刺作为酱缸文化批判的一种方式，也是由柏杨的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另类思想体系所决定。也就是说，柏杨虽然把批判、改造酱缸文化和建设现代化的中国形象，作为最高的文化理想和最终目的，但是他也时刻不忘自己“野生知识分子”的身份，是中国现代市民社会中普通市民的代言人。因而为了尽量削弱小说中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就需要采取一种既迂回曲折又不减其文明批判与社会批判锋芒的艺术手法，也就是幽默手法，来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酱缸文化”进行批判。从审美效果来看，幽默不但能使人轻松快乐地发笑，而且包含着一种反抗权威的否定力量。鲁迅专门强调幽默拥有的反抗权威的一面——讽刺，反对幽默中那种“会把屠夫的凶残化为哈哈一笑”特点的轻松肤浅。正如鲁迅在《从讽刺到幽默》一文中认为的：“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于是虽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非倾向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柏杨的幽默观念更接近鲁迅，强调幽默具有的反抗意义与批判精神。
不仅如此，这类幽默讽刺小说产生的艺术效果和社会效果，又可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来解释。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指出：“狂欢式——这是几千年来全体民众的一种伟大的世界感受。这种世界感知使人解除了恐惧，使世界接近了人，也使人接近了人，(一切全卷入自由而亲昵的交往)它为更替演变而欢呼，为一切变得相对而愉快，并以此反对那种片面的严厉的循规蹈矩的官腔。”也就是说，“狂欢式”产生的笑声同样具有反对既定社会秩序的巨大力量，正如幽默拥有的反抗社会权威的力量。再以《古国怪遇记》为例，柏杨曾通过西崽国处理店小二死亡事件的一系列细节，对人们崇洋媚外心理加以嘲讽：“只见人山人海，鞭炮齐鸣，店小二挺尸在地板之上，妻子儿女，一个个披红挂绿，笑得像没嘴葫芦，强身向前，向八戒双膝跪倒。‘夷大人啊，’那妇人曰，‘忍蒙不弃，把俺当家的踢死在南墙之上，真是三生有幸，此恩此德，不知何时才能报也。’”按照常理，杀人凶手应该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但是死者的家属不但不责怪凶手，反而因为死者是死于夷人(外国人)之手而感恩戴德。这种对有意极度夸张的、不符合常情事理的事件和对话的描写，会产生一种幽默感。而死者家人披红挂绿、欢欣快乐的送葬情景也构成了一幅荒诞的、狂欢节式场景。这些均使读者捧腹大笑，同时却也会激发起另一种相反的审美感情，即对西崽们的鄙视和愤慨。更何况，后者会逐渐压倒前者，愤慨之情、批判之意会占据人们的大部分情感，一种反抗不合理的社会秩序和风尚的情绪也就被培养出来。这也说明，柏杨的“狂欢化”幽默讽刺小说已经取得了社会文化批判之文学效果。
需要注意的是，柏杨的幽默讽刺小说的创作时间与他的《玉雕集》《圣人集》等早期杂文几乎同时，均在60年代后期，二者在内容主题上亦非常接近，均是对社会生活中种种不合理现象与“酱缸文化”的针砭。从这个角度来说，柏杨的这类小说可看成是其杂文思想的某种补充，杂文同时也可看作是前者思想的延伸。除此之外，柏杨前两类小说中的各类女性形象，也均成为柏杨在杂文中塑造各类现代女性形象的基础，从他的早期杂文集《玉雕集》《红袖集》中美丽的现代女性，到《活该他喝酪浆》等后期杂文集中把男性玩于股掌中的“强哉骄”女性形象，以及散文集《大男人沙文主义》中追求性爱欲解放、只同居而不结婚的追求自由的时髦女性形象，均可以从中找到雏形。反之亦然，《玉雕集》《堡垒集》《红袖集》等专门探讨风花雪月男女婚恋的杂文集，其实也延续了柏杨小说对人性、情爱感情世界的探讨，可说是对后者的深入挖掘与拓展。正是经过了小说阶段对人性和现代情感的思考，柏杨不但在杂文中进一步展开对同一问题的更详尽讨论，而且在此后创作出的报道文学、旧体诗歌、史传小说等类型的作品中，日渐完善自己的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另类思想体系，终成为影响了几代中国人思想文化的一代人文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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