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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是天生的革命家，有些人是飞跃的革命家，一下子就从落后到前进了，有些人不犯错误，这些幸运儿常常是被人羡慕着的。但我总还是愿意用两条腿一步一步走过来……
丁 玲：《〈陕北风光〉校后记》
早岁慕英名女人郁积重重因君一吐
比年得顺境何事忧心忡忡令我三思
韦君宜：《挽丁玲》
1、为何提起“晚年丁玲”的话题？
本文所说的“晚年丁玲”其实也可以置换为“复出以后的丁玲”，这里的“晚年”并不仅仅具有自然年龄的意义。因为“右派”的头衔，丁玲的复出经历了一段颇为曲折的过程，1976年“文革”结束后，许多作家欢悦地重返文坛，发出新的声音，但丁玲却要到1979年3月，才得以在山西的《汾水》杂志发出一篇《致一位青年业余作者的信》，那时她已经75岁，到1986年3月4日去世，作为作家丁玲的晚年，只有六、七年时间。
在通常的历史叙述中，这一时期被称为“改革开放”时期，亦即社会主义中国谋求自身改革和加入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体系时期。社会主义中国的自身改革，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充满曲折的过程，这一过程今天仍在持续。这一改革最初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同时也延伸到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层面。各层面的“改革”既有近似一致的目标，又有不尽相同的内涵；而即使在同一领域，在不同阶段和不同的言说脉络中，“改革”也有不同的含义。即如与本文的讨论密切相关的思想文化领域的改革=“思想解放”运动，在同一概念下所展开的论述，其实就所指各异。各种“解放”的言说错综缠绕，加之理论、言说与实际行为之间经常出现的乖离和颠倒，使这一时期的历史状况变得更为复杂，需要后来的研究者进行仔细辨识和认真分析。如果仅仅把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状况理解为马克思主义与错误思潮的斗争，或描述成思想解放与僵化保守、左与右的“交锋”，把相关人物按照二元对立的线索分派角色，并把中国至今仍在进行的自改革运动描述为“思想解放”的目的实现，都会把复杂的历史状况简单化。而这种简单化的叙述，其实会障碍对中国“改革”及“思想解放”的历史进行真正的历史分析。
在上述二元对立的叙述中，复出后的丁玲或曰1980年代的丁玲曾被视为文学界僵化保守的“左”的代表人物。而这样的说法在丁玲在世的时候已经出现，但主要不是以文学批评或理论讨论的方式表现而是以“文坛内部消息”的方式口耳相传。丁玲当时曾为此而深感困扰，她在给陈登科的信说：“我又有一点落在1957年的情况之中了。不过是帽子换了一顶，右的还没有完全摘完，左的又来了。过去是大张旗鼓，现在改变了手法，是窃窃私语，谣言满天；过去是明令禁止，现在是暗暗封锁破坏……”。后来陆续披露的资料证明丁玲的感受并非神经过敏，而确实是事出有因（参见王蒙《我心目中的丁玲》等）。韦君宜在《挽丁玲》里提出的困惑，一部分就起因于此。这提示我们，文学界的“左”与“右”之说，其实还与“文坛”的历史纠葛、文坛体制内的利益分配等因素错综交织，一开始就是具有某种意识形态色彩的修辞，所以，不但不应将其简单地挪用为历史分析的概念，还应该对这样的概念及其形成过程进行分析，进而将其遮蔽的复杂历史状况呈现出来。
近些年来，已经有不少研究者努力穿越“左”“右”标签造成的迷雾，对1980年代丁玲的思想与写作进行了出色的分析。本文是在这一延长线上的继续工作，试图结合1980年代前期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重读丁玲写于这一时期的若干文本，努力揭示其被忽略、遮蔽或被误读的内涵，既指出其局限，也尝试激活潜藏其中的富有生产性的思想命题。而在进行这样的尝试时，本文作者认为应该特别注意如下史实，即在“文革”结束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丁玲的“右派”冤案非但没有获得平反，反而不断被牵扯到与已经判了政治死刑的“四人帮”的历史有关的线索上，甚至到了1978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在全国范围内“全部摘掉右派帽子”，中央组织部受理了丁玲要求平反申诉的时候，当时的文化部一位副部长仍公开刊发文章，把丁玲、胡风等定性为“长期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党和反革命集团”。1979年1月丁玲终于获准回到北京，却是以治病的名义，她的中共党员党籍和组织生活，拖延到这年10月才勉强得以恢复，而1930年代被国民党政府囚禁的所谓“历史问题”，则是到了1984年8月，亦即她逝世前一年多才有最后的组织结论。在一般所说的“新时期”文学里，丁玲是一个被迫的迟到者，是被“新时期”重新组织化的文坛放置到边缘或后卫的人物。在社会变动和思想论争颇为剧烈的时期，这也许是一个有利于回避是非的位置，但丁玲却没有回避而是直面当时的思想与文学问题，并常常率直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一些争论便由此而起。因此，当我们考察晚年丁玲思想与写作的时候，也应该注意追问，上述这些因素对丁玲的思考方式与写作方式具有怎样的影响？围绕丁玲所展开的争论，与这些因素有着怎样的关联？
2、“新时期”的“文艺与政治”
1979年1月回到北京后，丁玲开始发表作品。《杜晚香》（《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在严寒的日子里》（《清明》创刊号，1979年7月）、《牛棚小品》（《十月》第3期，1979年9月）、《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文汇增刊》1980年第2期）等，都在这一时期陆续刊出，并引起广泛关注，而在理论上引起议论的则是一篇讨论“文艺与政治”的短文，尤其是其口号式标题“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若干年后还被诟病和嘲笑。但这篇短文确实关乎丁玲的政治立场、文学观念乃至思考与表述的方式，值得认真分析，而不能只从其口号式标题望文生义而忽略了对文本的细致解读。
《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其实是丁玲1980年8月在庐山疗养院小住期间，参加全国高等院校文艺理论学术讨论会时的一篇讲话，经整理刊发于《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3期，后收入论文集《生活·创作·时代灵魂》（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出版）及《丁玲文集》第6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出版）。《丁玲文集》第9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出版）还收有《漫谈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一文，编者注明是作者“1980年8月在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学术讨论会上一次大会发言摘录”，但其实此文仅比《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多出开头的一小段，主体内容并无不同。
《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开篇便提出这样问题：“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三个口号难道不是一样的吗？这有什么根本区别呢？”了解“文革”后中国文艺思想状况的人会知道，这一提问是有其前提的。如所周知，“文革”结束后，如何重新认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调整和修改由“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论述演化或衍生而来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成为热议的话题和论争的焦点。到了1979年10月的第四次文代会上，党和文艺界领导人的主题报告都没有出现“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实际宣布了新的“文艺工作总的口号”。在这样的境况中，丁玲的提问，无疑反映了当时宽松的讨论气氛，但她对“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的执着，显然是不合时宜，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固执、保守。
不过，即使仅从这篇文字本身考察丁玲关于文艺和政治的思考，也不能只停留在这一段落上，因为接下来的文字里并没有沿着这一提问的逻辑向前展开，没有继续讨论“服务”与否的问题，而是出现了一个断裂式的跳跃，作者通过自己以及熟悉的亲友的经历，讲述了人的生活、命运如何“脱离不了政治”。丁玲首先讲到自己的一个表姐，“人很聪明，书也读得很好，比我能干得多，但在环境的逼迫下，成了地主的老婆，后来自杀了，也是逃脱不了政治”。她还写道：“一九五八年我下农场，一个同志借我的桶打了一桶水，结果挨了一顿批，说他和我这个‘右派’划不清界线。这样的生活小事也离不开政治”。
查阅同一时期涉及此话题的文字，当时人们所说的“政治”，主要指的是党和国家“所制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着力批判的是“文革”期间如何“歪曲文艺和政治的正确关系，用反革命政治奴役艺术，使文艺成为‘阴谋文艺’，成为反动政治的奴婢”（参见周扬《继往开来 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要求改变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也主要是杜绝政权机构对文艺的“横加干涉”，大都说的是狭义的政治。比较起来，《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一文所说的“政治”的内涵显然更为宽泛，实际指涉着制约、规定社会生活和人的命运的总体的结构性力量，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借用英国当代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 1943— ）的概括会说得更为清楚：政治是指“把社会生活整个组织起来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包含的权力关系”（参见王逢振译《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第281页）。
当然，丁玲不是用理论概括的语汇和方式，而是以讲述个人经验的方式来表述的，且因为这篇文字是经过整理摘录的讲话稿，中间的跳跃也比较大，但整体说来，《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还是有一个内在逻辑的，即首先说明作者所理解的“政治”是广义的“政治”，在这样的脉络上，延伸到当时正在热议的狭义“政治”。而在讨论这种狭义政治的话题时，丁玲也运用了当时通行的政治语汇，她说：“当然也有另外的政治，这就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政治。十年浩劫中，我们有多少人受过这迫害，我们的好多老一辈革命家含冤而死，那个时期真是暗无天日。这个政治当然是可怕的。这种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是压迫人民的，是永远都不能要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她举出亲身经历的实例时，则没有把这种“可怕的”“政治”仅仅限定在“十年浩劫”，而是将其历史追溯到了1950年代：
一九五四年，一位身居领导地位的人对我和周立波等人说：“作家有什么了不起，党叫你当，你就是作家，党不叫你当，你什么也不是”。难道作家是“党”叫当的，而且这里的“党”是什么含义，我当时就想不清楚，后来才从实践中知道，真有这么回事。
丁玲亲身遭遇的以“党”的名义干涉文艺的政治暴力，不仅使她对这种可怕政治的历史有深痛记忆和深刻体认，也使她对这种“政治”是否会在“新时期”以另外的形式延续下去存有警惕。所以，在同一篇讲话中她说：“我劝大家，也告诫我自己，不要听那些大话、空话，要听真话、实话。……他们造神的目的是用‘神’来为自己谋利。对这些人要警惕。有些人说的一套，做的一套，总是别人错误，自己正确”。这显然已经不是追溯历史，而是在谈论现实，从中可以看出，丁玲忧虑的是，在关于文艺和政治的讨论中，在口号、提法转换的背后，在“去掉政治”的同时，会不会有一种新的权力关系相伴而生？并且，这种新的权力既有“做的一套”，又有“说的一套”，行政权力与理论话语权威相互配合，则会继续造成“总是别人错误，自己正确”的局面。在这样的脉络上重读《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可以说，尽管丁玲在开篇部分的提问方式和使用的概念、语汇近乎老调重弹，但实际上触及到了当时及其后相当一段时间内被忽略或遮蔽的问题，表现出了相当的先见性。丁玲就此问题的思索以后也仍有继续，到了1984年筹划创办《中国》杂志时期，她甚至想过改变通行的“官办杂志”模式，想要采取“民办公助”方式，当时胡风先生还建议办成劳动者（编辑和作家）“劳动合作式的工作单位”，而非文学组织的机关刊（见胡风《我的祝愿》）。但总体说来，由于自身和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丁玲对文坛体制的反思未能形成系统，也是不能讳言的事实。当然，如果读一读丁玲在《法捷耶夫告诉了我些什么》谈及的“苏联文艺工作的组织情况”，联想到1950年代前期她参与新中国文艺体制创建的工作，则更可以推想，与文坛体制牵连过深肯定也是障碍她对之进行深入反思的原因。
3、个性、个人与作为他者的“群众”
在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脉络上，丁玲更为关注的是作家的政治立场。她正是从这一意义，断言“创作本身就是政治行动，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而在讨论作家如何确立正确的政治立场时，《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给出的方案是“培养自己热爱人民的感情”，“深入到群众里面去”。这也是丁玲复出之后反复谈论反复强调的话题，她不认为毛泽东所讲的“要到工农兵里去”这句话已经过时，也不同意“到处都有生活”的说法（见丁玲《文学创作的准备》），在丁玲看来，知识分子恢复了“劳动者”地位之后，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仍不可放弃“到群众中去”，她在《延边之行谈创作》中说：
工、农、兵、知识分子都是劳动者。作家是脑力劳动者。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必要下去呢？我说不然。知识分子是劳动者，但只是劳动者中的一部分。作家写文章，总不能只写知识分子，我们写知识分子也要写到知识分子和社会的关系，他和社会其他人的关系，和家庭里、工作单位里其他成员的关系，他和不同的思想相处或斗争的关系。每个人的问题都是很复杂的，你不能只单纯着眼他的一面，而要注意他的很多方面。这样，你要写好他，你就要到他生活的地方去。如果不去，那作品就会干巴、苍白、空洞，既不丰满，也不感人。但归根结底，作品有没有价值，要看作品体现出来的作者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你就是写你自己，你自己也是人民的一分子，就是人民的一个代表，你写你自己，也就是写人民。应该把自己化为人民的一部分，把自己融入到人民当中去，这就是改造。“改造”这两个字，被“四人帮”滥用得臭了，今天我们要有正确的理解。
了解198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状况的人会知道，丁玲上述观点是多么不合时宜，与当时的“时代潮流”有多么大的落差。如所周知，“文革”结束以后，人们对被用“革命”名义推向极端的“集体主义”所造成的对个人、个性的压抑、伤害的记忆犹新，作为对用当时的概念所说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反拨和批判，个人价值被重新发现，个性的解放与张扬，成为最鼓舞人心的口号。在这样的境况下，丁玲为什么还要固执地重提作家与“群众”的关系，甚至重提知识分子的“改造”？丁玲这样做，在当时就受到很多非议，被认为是保守、僵化，甚至被认为是为了向政权领导人表示政治忠诚等等。但这些解释，似乎也没有多少说服力，没有切中问题要害。
我尝试做一点解释。在我看来，首先要注意的是，丁玲是经历了五四思想启蒙、曾经热烈执著地追求“个性解放”而又对其作出反思、在“文革”后积极介入现实社会生活和文化、文学活动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她能从更长的历史时段和历史经验上看待包括“个人”、“个性”、“群体”等问题，当然，她和其他年代的人的历史落差也在这里出现。
其次，丁玲对个人、个性与群体、集体的思考，始终是与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不仅是在理论层面的思考，更多的是深入到她的日常生活和人生命运的经验层面。特别是到陕北以后的实际工作经历、在延安经历的思想炼狱，为丁玲在1957年以后能够坚强地生活下去提供了精神基础。正如丁玲自己多次讲述的那样，她戴着“右派”帽子到北大荒以后，在特殊的环境中和普通“群众”建立了信任关系之时，也是她关于个人/个性和群体/集体关系的思想真正确立的时刻。在很多人看来，这一思想经验很奇怪，甚至会怀疑丁玲自己的叙述是否真实可信，是否太矫情，但实际上，这样的例子在中国以外也可以看到。比如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法国思想家萨特，在这一点上就和丁玲有颇类似之处。
在1980年代作为“新思潮”引进中国的存在主义，其主要特征被归纳为“人是不能被规定的”，“存在先于本质”，“他人就是地狱”等，这些口号，在当时几乎成为人们的思想信条。但这其实属于早期的萨特思想，按照法国学者贝尔纳·亨利·列维的说法，此时萨特的存在主义是“反人道主义的”。萨特把自己的存在主义称为人道主义，是在其思想产生巨大转变之后。1940年6月21日萨特被德军俘虏，关进战俘营。
后来萨特多次谈到这次经验，认为正是在这里，“我从个人主义者，从战前纯粹的个人变成了社会的人，变成了社会主义者”。（《七十岁自画像》，1975年）按照贝尔纳·亨利·列维的描述，在战俘营“潮湿而热烈的人群中”，萨特“嗅到了一种芬芳，……那是群体的味道，是群体的意义，是兄弟情谊的功劳”。“他原曾是那么孤独，在俘虏营里学会了—我们还是引用作者的原话—‘相信人’和‘热爱人’”。（本段与下段有关萨特的引文均见《萨特的世纪》中译本）
列维对萨特的转变持否定态度，认为“1940年，萨特处于令人愕然的境况，接受了他在最天才的作品中嘲弄过的意识形态”—亦即人道主义。而在“开放”的1980年代，中国解读萨特的主要方式，是将其具有反人道主义色彩的存在主义解读为人道主义，而屏蔽了后期萨特带有“群体的意义”的人道主义思想，更屏蔽了萨特1960至1970年代作为社会活动家的一面。就此意义而言，误读萨特和非议丁玲，似乎是有共同的思想背景的。
当然，考察丁玲对个人、个性与群体、集体的思考，不能仅仅看她的讲话或理论性文字，更要看她的作品，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分析。而从她有关“作者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的表述，可以看得出来，她所说的“人民群众”，更主要的还是指与知识分子群体不同的基层甚或可以说是底层的“群众”，她在讲到前者应该“融入”或“化为”后者时，其实已经表明二者并不等同。晚年丁玲较多讲述和描述的是1957年以后自己被迫“到群众中去”的经历，但正如她在记录自己在北大荒生活的《风雪人间》里所写到的那样，尽管最初她确实是想离开北京文坛“这灰暗的环境”，但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组织化了的现代社会，已经被贴上政治标签的她不可能在底层找到“世外桃源”。丁玲的描述没有回避这些，没有把“底层群众”描述得如古风淳厚的“初民”，而是如实地描写了底层“寒冷彻骨的风雪”，但同时描述了“在风雪之中”感受到的“人间的温馨”（参见陈明《风雪人间・前沿》）。而这“人间温馨”的获得，不是来自某些人的怜悯和慈悲，而是由于丁玲真诚投身到底层群众中，以自己的行为得到了他人的理解，和底层人们建立了真正的信任。她后来说，深入生活“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要爱别人，要替别人着想。”“你如果是热爱生活的话，走到哪里都有人物，因为你爱他，他就爱你，他跟你谈心，跟你讲心里话”（丁玲：《延边之行谈创作》）。这些无疑都是她的肺腑之言。
丁玲有关个人和他者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底层群众的思考，是从她的沉重人生经验中生发出来的，包含着许多可以深入讨论的内涵，但在当时并未得到应有的理解。这当然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捷克当代学者丹尼尔·沙拉汉对西方个人主义历史谱系的分析，似乎可以为我们讨论这一问题提供参照，丹尼尔·沙拉汉说：“个人主义代表了一种长达几千年的发展，这种发展以人类经验的一个方面，即多元主义的主体间性为代价，强调了人类经验的另一个方面，即个人主体性”（《个人主义的谱系》中译本第168页）。丹尼尔·沙拉汉对西方个人主义是持批判态度的，他甚至试图从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寻找到重建“主体间性”的资源，但讲到当代中国，他则颇为犹豫。他认为，中国近三十年的经济转型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中国已经开始朝着一种更加个人主义的经济观迈进”。他担心，他这本认为个人主义“在西方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作用”但已经是一种“快要耗尽、乃至于衰竭的力量”的著作，无法被“正在经受经济个人主义第一波洗礼的读者”亦即当下的中国读者接受。似乎是为了宽慰中国读者，他特别解释说，在“非西方文化”里，“个人主义也许仍然大有可为，而中国无疑就处于这种情形当中”（《个人主义的谱系》中译本第2页）。丹尼尔·沙拉汉的担心，似乎不无西方中心主义式的偏见，也表现出了对中国的隔阂。其实，在中国“开始朝着一种更加个人主义的经济观迈进”的时候，也有对此持怀疑的思考存在，比如丁玲就是其中之一。当然，由于各种历史条件的局限，丁玲没有找到恰切表述自己思考的语汇，其思考本身也存在着容易被误解甚至被恶性利用的因素，这些都不必讳言，但是，将其具有思想生产力的因素重新解读出来，不正是今天的研究者应该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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