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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命运多舛，一生坎坷，却在经历各种磨折之后，于九死一生中珍藏下一批信函，在身后由其丈夫陈明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此信札中所述陈迹，固然都早已被生活的波浪推得很远很远，但诚如她在致王中忱信中所言：“这些小小的浪花，记载着年轻时的奋斗，也不能不令人想到一个人是如何从艰难困苦中生长，而萦回于几十年的风云变幻。”而况这些信件都是他人致丁玲的“第三者说”，从“丁玲研究”角度看应比丁玲的“夫子自道”更具史料价值，故拣出几件基本以时序排列刊发于此。文字皆以原件为据；原件有残缺或实难辨认者，则以“□”代之。信后略做注释，以助解读。
杨之华致丁玲
丁玲同志：
我已到工校。很想见你，如你能来更好。你出国事如你同意，中央会批准的。听说你想写小说，我意不妨迟几个月写。想你参加土改必有所得。你来罢！快看见你！我还没有认识你心爱的人儿，据萧三说你很幸福，那我也就为你愉快。匆匆不尽，紧紧握手！
之华
五月十七
请你送我一本“乱弹”
“之华”即杨之华，瞿秋白烈士之妻，时在中央妇委担任负责工作。
1948年，第二届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议即将召开，中国解放区可组织十人代表团出席，中妇委拟提丁玲为十人之一。为此，邓颖超先后于4月29日、5月18日和5月25日制简三封，反复征求丁玲的意见。杨之华此信，即附于邓颖超第二封信中。
1946年夏天，丁玲主动要求下乡参加土改，先后去了怀来和涿鹿，在真切的现实生活中获得了鲜活的创作素材。当年10月张家口失陷，她因之撤退到晋察冀边区的阜平县红土山村，开始以这些素材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年后，即1947年11月上旬，她应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院长沙可夫之邀，参加联大师生工作队去了获鹿县农村，一边负责宋村的土改，一边充实自己的长篇创作。杨之华信中所谓“想你参加土改必有所得”，概源于此。至于“听说你想写小说，我意不妨迟几个月写”云云，则是因为丁玲在收到邓颖超的第一封信，知道让她去参加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只是组织的初步意见，“究如何”，还要看她本人“有无远行之意？”、“身体是否便于长途跋涉？”——总之由她自己决定时，在给邓颖超的回复中表现出犹豫不决：既“愿意到国外去作一些活动”，又放不下正在写作的长篇小说。杨之华知道后，始有此“迟几个月写”的建议。
信中提到“还没有认识”的丁玲的“心爱的人儿”，即丁玲的丈夫陈明。丁、陈二人在西北战地服务团相识、相爱后，于1942年结为终生伴侣。
周扬致丁玲
其一
（沙可夫同志）
丁玲同志：
来信所提意见，都很好，我想大体上都可办到。
设文工委事，华北局已同意。人选已确定，有你、萧三、沙可夫、荒煤、赵树理，请你负主责。另外，恐怕还要增添两人，部队方面的□□（他们的工作是重要的，而且有成绩的），和不在负责文艺工作的人（我预备提议巍峙来担任此工作，不知学校能否放他？）。这样七个人，代表各个大的方面，人太多了，做起工作来，反而不方便。
文艺刊物决定出，这是文委、文协最中心的工作，编委人选请你与沙可夫同志大家考虑提出，也不宜多，以能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方向与能实际负责或负一部分责为条件。艾青同志我希望他能参加，即使在不离开学校的条件下。
专门的音乐刊物，将来有需要再出。这儿剧团的许多同志都要求出“歌与剧”一类性质的刊物，这倒是很需要的，这主要看我们计划出的文艺刊物能否把戏剧音乐放在主要地位来决定。如文艺刊物上容纳不了它们，另出一个小的，也未尝不可。
文工委必须住在中央局附近，将来的形势恐怕是中央局——石家庄——大学三个据点联成一线。石家庄的文艺工作必须大大加强才行。文艺学院的活动必须跳出学校的圈子。
文艺工作者会议稍过些时再开，这样可以有一个准备的时间。
此致
敬礼！
周扬
六·一
你的长篇稿，托巍峙同志带回给你。
你何时可来？望告知，希望快一点来。
这封信，写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公用笺”上。笺纸印有红色竖条，自右向左纵向书写。台头为“沙可夫同志丁玲同志”并列两行，右边一行的“沙可夫同志”明显为后来所添加，因为其他文字均在红色边框之内而只有此五字在其外；而信中的“你”字均指代丁玲，谈到与沙可夫相关事宜时则直呼其名，说明沙氏不是直接的交流对象。
此信中所谈，基本上全是“文工委”的事情——文工委的人选、文工委的刊物、文工委的驻地。相同的内容，半月之后周扬又与丁玲当面谈过，1948年6月14日的丁玲日记里有此记载：“周扬挽留我搞文艺工委会，甚诚。”日记次日，她又在致丈夫陈明的信中写道：“周扬和我谈话主要内容就是留我搞文艺工作委员会，意思是诚恳的，他说我走了就没有人搞，无人可搞。”更多相关信息，皆在《丁玲全集》第11卷中。
此信制作时间，只署了月、日而年份缺如，综合信中内容分析后判为“1948”当不会错。信末补言中提到的“长篇稿”，应指丁玲所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部分内容。过于简短的补言，又正可与丁玲的上述日记所记当面谈话相互印证：“但当我说到我的小说已突击完工时，他不置一词。”接读此信时，丁玲应该是住在华北联合大学所在地正定县城里，与联大文艺学院院长沙可夫过从方便。周扬之所以在台头添写上“沙可夫同志”，估计此为最重要原因。
信中提到“许多同志都要求出”的《歌与剧》，是1940年底或1941年初由河北人民自卫军政治部出版的戏剧与音乐读物，何时停刊不明。此刊曾在冀中广泛流传，为广大抗日军民所喜爱，以故“这儿剧团的许多同志都要求出”。至于“稍过些时再开”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则是指1948年8月8日至19日在石家庄召开的晋察冀边区文联与晋冀豫鲁边区文联联合召开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会议决定两区文联合并，成立华北文艺界协会。周扬、沙可夫、赵树理等21人当选理事，萧三、李伯钊分任理事会正副主任。会议还决定出版《华北文艺》月刊，由欧阳山、陈企霞、康濯负责主编。
其二
丁玲同志：
赖少其同志的文章，看了，有以下意见：
一、对老舍在“龙须沟”中处理刘巡长、冯豹子两人物上的缺点，是可以批评的，但
二、不能认为老舍对黑暗人物比对光明人物更关心，应当肯定“龙须沟”的基本思想是歌颂劳动人民的，歌颂光明的，在艺术效果上也达到了这点。这也正是这个剧本的主要价值。同时
三、不能将新政权下所进行的社会改革、劳动改造、思想改造等项工作看成改良主义。批评老舍在此剧中宣传改良主义是不妥当的。
我的意见就是如此，有些已写在原稿上。请转告少其同志，此信亦可转他一阅。
此致
敬礼
周扬
十一·九
1950年9月10日，北京市文联编辑的《北京文艺》创刊，主编老舍。创刊号上刊载了老舍的著名话剧《龙须沟》。1951年2月1日，为庆祝北京市解放二周年，由焦菊隐导演、于是之主演的《龙须沟》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次上演。周扬致丁玲的这封信，应该是在剧本发表之后人艺演出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所写，时为1950年的11月9日。
《龙须沟》公演后，受到观众普遍好评。1951年3月4日，周扬作《从〈龙须沟〉学习什么？》一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文章认为《龙须沟》“是一首对劳动人民的颂歌，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颂歌”；肯定老舍“从革命吸取了新的创作精力，学习了许多新的东西”；号召“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和老舍“一同学习”并“向他学习”。显然，文章的观点与此信中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
其三
丁玲同志：
到常德已四、五天了，对当地土改情况已作了一个初步了解，三两天内即下乡正式开始工作。
回到湖南，对多年不见的故乡，很自然的有一种特别的亲切的感觉，这大概就是一种所谓故乡的感情吧！如果别了上海或延安，我想也会有同样或类似的感情的。
到常德就想到你，可惜不知你的老家在哪里，如果你同来了，那该多好。
常德是一个好地方，土地极肥沃，稻田每亩产量五六百斤左右，有多是千斤以上者。全区（常德专区辖九县，人口四百万左右）产稻年约四十亿斤，可输出六亿斤。假如说湖南是中国的米仓，那末，常德一带可算是米仓中之米仓了。棉田也不少，共种一百四十万亩，占整个湖南棉田（二百五十万亩）之一多半。解放以后，农民生活已有很大改善，□□农民购买力增加一倍以上。解放前，饿死人的现象还很多。现在未土改区，农民急切盼望土改，地主普遍疏散、隐蔽财产、收买农民。农民为地主隐藏财产，有多的乡有至百分之五十以上者。但湖南农民一般觉悟程度较高，至少比较开通，较易发动。目前农村中的斗争是很复杂、很激烈的。我现在尚未下去，还不知真实情况如何，至少没有体验，我感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把握太少。
一路接触了一些地方工作干部，我感觉他们很多是有能力的，有思想的。有些思想水平并不比北京的干部低，在我看，甚至还要高一些。这也证明，实际工作是最能锻炼一个人的。
中南区文艺干部绝大部分下乡土改，整风学习恐要等到土改回来以后了。党委的领导，据我初步感觉到的，一般是强的。强的主要表现之一，是中心工作抓得紧。对宣传工作，特别是当作部门工作的宣传就较放松了，对文艺工作就自然管得更少。
地方工作中还有一个特点，也是长处，是群众化的工作作风较多，□□下面有强迫、命令作风，但地委以上机关是注意群众路线的。我从旁观察了他们的开会、谈话以及处理问题，我觉得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还是很多。
我现在深深感觉，我自己过去工作中的最大缺点是缺少群众作风（也还有些同志也有和我同样或类似的缺点）；习惯搞干部活动，而不习惯搞群众活动；干部活动中又只限极少数，甚至极少数的干部；而对这极少数的干部，也并不能完全了解他们的情绪思想。这样，又如何能把工作做好呢？不深刻了解、充分掌握广大干部的思想情绪，如何能做好领导工作呢？如何能对事情有坚定的主见和勇敢的决心呢？即使有正确的主见和决心，又如何能使得大家都接受并坚决执行呢？我想这是我们工作作风上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你看，对吗？
在武汉看了常香玉的豫剧“白蛇传”，在长沙又看了湘剧、楚剧，可以看出旧艺人是愿意进步和改革的，问题是领导。各地在这方面的领导都比较薄弱。从中央来说，领导的最好方法是提供真正可做范本的范本。北京发表或演出的戏，各地总是照演的，这比甚么指示都有效。
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的情形，进行得还顺利吗？最主要的是要真正深入，宁可慢一点，但要深一些，否则轰轰烈烈一阵过去，许多人还是原封未动或未大动，那就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了。
关于加强电影工作的决定，不知乔木同志已阅正送中央否？请你便中催问一下，我觉得公布这样一个决定，对于促使全党注意电影事业，是大大有益的。
我离京后尚未给乔木同志写信，请为我问好，此信亦可请他一阅。陈明、默涵、文井诸同志均此。
来信可寄常德地委，周惠同志转赵英收。
周扬
十二·廿一
这封信，是周扬到湖南参加土改工作时写给丁玲的。
组织文艺界人士参加土改等社会政治活动，是全国文联1950年完成的六大工作任务之一。但作为文化界最主要领导人的周扬去湖南参加土改，显然不在1950年。因为信中提到了正在“进行”的“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而北京文艺界的整风学习开始于1951年11月24日，结束于1952年7月14日。据此推测，信末所署的“十二·廿一”，应该属于1951年。
1951年11月17日，全国文联第八次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在北京文艺界组织整风学习的决议，组成以丁玲为主任，茅盾、周扬等20人为委员的文艺界学委会。24日，北京文艺界召开整风学习动员大会。周扬在会上作了题为《整顿文艺思想 改进领导工作》的讲话。然后，他把组织整风学习的日常工作交给丁玲，自己则动身去了湖南。
湖南是周扬的故乡，也是丁玲的故乡。亲不亲，故乡人。久违的乡音乡韵最能触动与生俱来的乡情乡谊，坚强如斯的心灵也忍不住生发一丝震颤：“如果你同来了，那该多好！”
写此信时的周扬，身兼数职，责任重大，心情实难轻松。所以那种来自“故乡的感情”只是倏忽一闪，思想便马上又集中于工作。于是笔墨一转，谈深入群众，谈调查研究，谈批评与自我批评，谈对全国文化工作的思考与设想……
其四
丁玲同志：
去年接了你的信，以为你不久即可回来，就没有立刻回你的信。后来又听说你的病仍未痊愈，一时还不能回来。天天想着给你写信，因循至今，也许这封信到之时，你已离开大连了。日子过得多快呵！
这儿的工作情形，我想文井他们一定已报告你。几个月来虽然做了一些事，但情况还没有根本的改善。创作方面的问题很多，现在还没有真正展开讨论。这次召集各大区文联负责人的小会，主要也只商议了各协会及文联的今后任务，分工及组织形式，使这些团体的组织形式适合于组织和领导创作这一最根本、最中心的任务。关于创作本身的问题仍谈得很少，不过是把问题提出来而已。
中央已决定调刘芝明同志来文化部工作，他来了可以负主要行政责任，我可以腾出时间来做些研究作品的工作。希望你身体快好，快回来，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把文协工作搞出一点名堂来。其他协会也需要跟着加强，我们正在考虑干部的重新调配。没有干部，甚么也谈不到的。
“六号门”第一次和你们一起看部分样片时觉得很满意。第二次看完成片，我感觉缺点很多，几乎有些感觉失望，提了一些修改的意见。第三次看修改了的完成片，仍然满意了，我很高兴。这片子比“葡萄熟了”要好得多。听说陈明同志最近身体亦不好，甚念。电影局计划会同文协在本月内召开电影剧本创作会议，希望你和陈明同志能赶回参加主持。
前信提及祖慧学习的事，我一直放在心上，我和巍峙同志也谈过，希望他注意。这自然不只是她个人的问题，现在我们整个的艺术教育（特别像舞蹈这类部门）可以说还没有上轨道。我本来想找祖慧谈谈，详细问问她学习情况的，但她已下去学习和考察民间舞蹈去了（各地正进行民间艺术会演，听说很有些好的节目）。
一切等你回来再细谈吧。
祝你好，并问陈明同志。
周扬
二·二
1952年9月，丁玲突发腰病，在北京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于10月去旅大市疗养，并于1953年3月转鞍山市汤岗子温泉。周扬不清楚丁玲去汤岗子的具体时间，故信中有“也许这封信到之时，你已离开大连了”之语。
《六号门》是陈明改编的电影剧本，于1952年搬上银幕。解放后陈明一直在电影系统工作，系资深的电影创作与电影创作管理者，所以周扬希望丁玲“和陈明同志能赶回参加”电影剧本创作会议的“主持”。
“巍峙”即周巍峙，原名周良骥。著名音乐家，《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作者。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
其五
丁玲同志：
前寄一信，想已收到。
昨见你给乔木同志的信，知你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你想到汤山用温泉去治疗一下，我完全赞成。此间工作，虽急待你回来，但还是先把身体搞好了再说，这是急不得的，你安心地休养吧。
中央已决定调刘芝明同志来文化部，荃麟同志到文协，这样工作一定可以加强。我以后也可以多有点时间放在文协工作上。我这两三年来工作得相当苦，痛感自己在理论上和工作方法上的进步之小，始终没有能□出被动的忙乱状态。但我有决心一定要好好地整顿自己一下。我这人别的好处也许不多，但有一点自信是好处的，是在工作中从来不消极或畏难。这两三年来，我觉得你的进步是大的，我也很喜欢你那股工作的劲头。你也好强，但有原则，识大体，有分寸，而某些同志的个人积极性就不同多了。
希望你快快好，早点回工作岗位，不管是创作或组织工作。但是你自己还是不要急！
敬礼并问陈明同志。
周扬
二·十六
这封信写于1953年的2月16日，即较“二·二”之信晚半个月。
信中提到的刘芝明，原名陈祖謇。辽宁盖州人。1953年9月始任文化部副部长至1957年。“荃麟”即邵荃麟，原名邵骏运。现代文学评论家、作家。1953年始任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 党组书记、副主席，主编《人民文学》。
胡乔木致丁玲
其一
丁玲同志：
收到你四日的信，很高兴。
对于你的繁重的工作，我的帮助很少。文艺界整风学习的进展确不应估计过高，我想以前由宣传部召集的文艺工作会议，有必要在最近再开两三次。
希望你的情绪能够更加稳定，竭力不要激动，坚强地担负起你的困难的任务来。
敬礼！
胡乔木
一月五日
1951年11月24日，北京文化艺术界召开整风学习动员大会，胡乔木、周扬、丁玲在会上分别做了题为《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整顿文艺思想 改进领导工作》、《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的重要讲话。
会议结束后，周扬即去湖南参加土改，胡乔木也另有许多更重要的工作要做，组织领导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的担子，差不多全压在了丁玲肩上。工作的确“繁重”，任务也的确“困难”。一个作家，一个性情中人，面对带有为全国示范性质的重大政治任务，急躁或激动情绪有时在所难免，事实上也确曾发生过由此而来的不愉快的小小插曲。所以信中的劝慰与鼓励不是泛泛而谈，而是有的放矢。
其二
丁玲同志：
一回来以后就又忙起来了。听你说要去大连住几天，我和谷羽曾去看你，才知道你已走了。你来的信也接到很久，天天记着要回，还是直到今天才下决心。
你原来是害了增殖性关节炎。这也是蔡大姐的病，听说要用一种温泉浴，因此她出国治疗去了。不过她在北京医院的治疗也曾收到一些效果，不知大连的医生为什么认为没有办法。总之，这个病能治好，也一定得治好，否则你的工作要遇到大的困难。
文艺方面的工作，我想再找到两三个人，是可以做好的。现在的情形比以前也有了些进步。无论如何，一定要有认真的领导。宣传部现在的人力还无法促成什么根本的改善。不过这些事情，等你回来再谈吧。
你所提出的几项创作计划，我现在还难提出确定的意见。我以为三种意见都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地方，这就是说，第一种计划也有实现的可能性，如果你有最大的决心。我赞成你请创作假。
你在东北可以多看看。大连就有不少可看的。那里有一位女厂长赵志萱同志，机械十八厂的，很可以谈谈。从她这一类人身上，你才能真正看到新的女性。谷羽回来以后也改行了，现在也到一个工厂去做副厂长，不过她一切都得从头学起罢了。
敬礼！
胡乔木
十二月十九日
此信写于丁玲因腰病去东北疗养期间，时在1952年年底。
当是时，丁玲已经辞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职务，一门心思渴望着回归创作。在去东北疗养之前，她曾致信周扬诉说了自己对创作的急切向往，而其后不久写给胡乔木的信中，向往已经变成具体的创作计划，开始向收信人征求意见了。胡乔木在致丁玲的这一封信中，除了问病之外，回复丁玲关于创作计划的征询，当是其最主要的内容了。
梅志致丁玲
丁玲同志：
陪老胡从成都来此治病，虽两月有余，但一直未能痊愈，所以不能来看你，希见谅。
记得四十年前，你从延安曾寄来文稿及主席手迹。文稿以后编成《我在霞村的时候》，版税也已直接寄你。手迹一直保存至今，虽经历了许多灾难和波折，幸好还完整无缺。
五三年迁京时，本已捡出，想找一机会面交你，并听你谈谈当时情况，可因种种不愉快事，将它耽下了。
最近在藏文稿的皮包中，找出了这手迹，不能说完璧归赵，实在应该立即奉还物主。因不知你的确实地址，望来信告知寄何处为妥？
听说你曾住院动手术，近日想来身体康复了。
祝好！
胡风家属 梅志
六月十三日
通讯处：朝外小庄北区五栋中单元205号屠纪华
这封信写于1980年，有牛汉撰《重逢胡风》一文佐证：“1980年春末，胡风悄然来到北京，几年之后才晓得他刚到不久就住进了医院。当时传说他的精神又分裂了……”“他的这种精神上的病痛经过多方医疗，虽然有了些转机，但再没有恢复到1979年的健康水平。”牛汉所记正合梅志对丁玲所言，胡风“从成都来此治病，虽两月有余，但一直未能痊愈”。
信中提到的“主席手迹”，是指毛泽东主席题赠丁玲的《临江仙》：“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首词，毛主席在1936年年底用军队电报拍发给在前线的丁玲；于1937年年初又用毛笔亲手抄录以赠。1939年，丁玲将后者寄到重庆请胡风代为保管。四十年风雨过后，胡风将原物奉还了主人。1984年，老作家魏巍 “录毛主席词祝丁玲同志八十大寿”，将此词写成四尺三裁条幅，幅中将“孤城”误作“古城”，惜因未见原件而只能以口耳相传者为据所致。
刘澜涛致丁玲
丁玲同志：
你赠阅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生活·创作·时代灵魂》都收到，谢谢！我虽认识你很久，读了大作，才进一步认识了你。《桑干河上》这本书，同我们共同战斗过的晋察冀边区的勤劳勇敢的人民是血内相连的。书中说到怀来、涿鹿和阜平等英雄城镇，倍感亲切，它（们）是我的革命故乡。
《桑干河上》由受欢迎受高奖，到作为罪证被禁绝，而又大量再版，是我国近三十年来历史发展的缩影。事实证明，好事好人是说不坏的，坏事坏人也是封不好的。自然社会和人的思想都是可以改造的，但历史是不能改造的。只要忠于事实忠于历史，就会忠于真理。“心底无私天地宽”，这是我粗读后的感想，不知你以为然否。
《桑干河上》重印前言第三页上数第四行有“华北局”字样，似应为“晋察冀中央局”。“华北局”是一九四八年成立的。
专此
致以敬礼！并祝阖家安康！工作取得新成就！
刘澜涛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七日
1979年春天丁玲重返文坛之后，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即得以再版，《生活·创作·时代灵魂》也得以问世。新书到手自然要分赠朋友共享，刘澜涛即为受赠者之一。
1945年10月，丁玲随延安文艺通讯团离开陕北，徒步经晋绥解放区向东北进发，年底到达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张家口，为交通中断所滞留。此后一直到1948年6月因赴匈牙利参加世界妇女代表大会而离开西柏坡为止，丁玲始终在晋察冀中央局所辖区域活动，先后展转于怀来、涿鹿、阜平、获鹿等地。当此之时，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即为刘澜涛。刘在此信中说认识丁玲“很久”，此之谓也。
“事实证明，好事好人是说不坏的，坏事坏人也是封不好的。自然社会和人的思想都是可以改造的，但历史是不能改造的。只要忠于事实忠于历史，就会忠于真理。”信上的这些话，既是刘澜涛“粗读”《桑干河上》的收获，也是他“进一步认识了”丁玲之后的感言，其中最至关重要的一句是：“心底无私天地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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