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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个性主义与“革命”性格——丁玲的人格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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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女性作家数量不多,其创作堪居一流的,大概要数丁玲、萧红和张爱玲了。这三位女作家的为人为文又有很大不同,她们都显示出自己独特的个性特征。张爱玲1949年前的创作不涉政治,之后创作的政治题材小说艺术上也并不太成功。萧红虽早期靠近左翼,后来却客居香港,保持独立姿态。与萧、张二人相比,丁玲的一生是最“政治化”的,但其强烈的个性却贯穿其整个人生历程与创作过程。这使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古今中外所有女作家中的特例。

一、个性主义者的人生追求 

丁玲原名蒋冰之,湖南临澧人。她虽然后来“左转”成了“革命作家”,之前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个性主义和自由主义者。早年她曾有两次靠近和加入左翼队伍的机会:她的母亲是中共女革命家向警予的结拜姊妹,她“闺蜜”王剑虹的恋人是中共领导人瞿秋白。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丁玲与政治团体和政治活动保持着距离。她和后来成为“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胡也频开始恋爱时,胡也并非左翼人士。丁玲走上文坛,是在中国新文学正在进入第二个十年、“革命文学”逐渐成为文学主流话语的1927年,然而,她的处女作、成名作,以及《韦护》之前的小说,都不涉及政治意义上的“革命”内容,不能算是“革命文学”、“革命小说”。她早期作品的内涵仍属“五四”范畴。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小说缺乏先锋性、创新性。从处女作《梦珂》开始,《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等接连在当时全国影响最大的文学刊物之一《小说月报》的第18卷12号、第19卷2号、5号、7号、12号发表,而且不曾与之谋面的主编叶圣陶让这位青年女作家连续占据创作栏头条位置,使之甫一出手即声名雀起,不但盖过已很少创作小说或停止创作的第一代女作家冰心、凌叔华、淦女士,就连早已成名而仍在笔耕的男作家郁达夫、废名,女作家庐隐,正连载其《蚀》三部曲的茅盾,也只好在同一期刊物上屈居其后。这些小说是凭什么打动了资深小说家、严谨的编辑叶圣陶呢? 

丁玲早期作品的创作方法与更早成名的庐隐最为接近,这一特点,若将其《自杀日记》、《暑假中》分别与庐隐的《或人的悲哀》、《丽石的日记》加以比较即可见出。而丁玲初登文坛便迅速抢去庐隐的风头、获得更大成功,这恐怕不能单以读者的喜新厌旧来解释。苏雪林曾有一段有趣的解释,说的是她在庐隐去世后想买一本庐隐的书作为纪念,跑遍书店而不可得。她向店员询问其故,店员说“她的时代究竟是过去了”,“思想不前进,便一文钱不值!”然后从书架上取下几本丁玲的著作给她。这讲的是丁玲转向左翼以后的事,而丁玲前期作品却确是“五四”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的产物,它们与庐隐作品在基本性质上应当是一致的。所以,丁玲的成功,当另有缘故。 

今天看来,除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一般读者很难再对庐隐小说产生兴趣、发生共鸣,也就是说,庐隐小说基本只具有文献价值、文学史价值。但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以及《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在医院中时》、《我在霞村的时候》,不只在当时具有很强的创新性,至今也仍有一定现实意义。如果说郁达夫的《沉沦》首次直率地写到了男子的性心理,那么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第一次从主体角度袒露了青年女子于精神需求之外的肉体要求。正如日本学者中岛碧所言:“敢于如此大胆地从女主人公的立场寻求爱与性的意义,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丁玲是第一人。”“丁玲是近代中国文学史中最早尖锐地提出关于‘女人’的本质、男女的爱和性的意义问题的作家。”也就是说,丁玲首先是以创作对象的独特性取胜的。冰心、庐隐作品的主人公基本是有灵无肉,郁达夫《沉沦》之类小说曾被同时代批评家成仿吾、苏雪林指为有肉无灵,丁玲的梦珂、莎菲、阿毛等则追求灵肉的统一并为这种统一的不能实现而痛苦。梦珂曾被表哥晓淞的“态度”和声音打动,莎菲曾迷恋于凌吉士“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都足以闪耀人的眼睛”,以及“说不出,捉不到的丰仪”,凌吉士“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的嘴角”激起她难以自控的欲望与冲动。一个女作家这样坦率地写出对于男性肉体的感觉与欲望,其对于读者心灵的冲击力确实不亚于郁达夫的《沉沦》。但丁玲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是更重视灵的欲求的满足、精神的自我实现。

梦珂、莎菲最后都因自己曾经迷恋的男性灵魂的鄙陋庸俗选择了弃之而去;乡下姑娘阿毛也是死于一种对于更高级生活与爱情的精神渴求。除此之外,丁玲还表现了男女之间互相吸引与征服的复杂曲折的心理过程。特别是《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女主人公对于苇弟与凌吉士的不同感受以及由此决定的态度与取舍,显示出一定的人性深度。这有别于一般表现男女情爱的作品,使当时乃至今天的读者都感到新鲜,同时又真实可信。有的论者说莎菲是玩弄男性,若非别有用心,就是没有真正理解莎菲的心理欲求:她不喜欢软绵绵的男性,她需要一种能征服自己的强力,又需要异性对自己的真正理解,需要两性之间精神上的沟通。凌吉士做不到后者,苇弟则两者都做不到。这是莎菲悲哀消沉的根本原因。 

此外,前期的《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和发表于1941年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也属于创作对象与众不同之作。其中后两篇因其在解放区文学中的“另类”性质而受批判,已属众所周知。《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的命运则比较独特:它既不象上述几篇丁玲早期作品那样广受关注,又未被群起而攻之;但丁玲复出后自己编选的作品选集,几乎都没有舍弃或遗漏它。这说明作者本人对它还是比较看重的。笔者认为,无论在丁玲作品中还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都是很别致的一篇小说。它写的是一个妓女的日常生活,作品所描述的不是“血和泪”,象五四时期“为人生”的作品那样;也不是郁达夫小说中那些男主人公的“他者”、客体。它是从妓女阿英本人的角度写其平凡一天中的经历与感受,说到底,写的是一种日常生存状态。读者从中感受到的是活生生的生命脉动:阿英也曾做过嫁给自己中意的陈老三的梦,但醒来后又意识到自己不愿与其过那种艰苦生活,现在又不愁吃穿,与鸨母及“同事”又相处很好。最后她还是很舒服地继续过她已经习惯了的生活。 

不能认为丁玲如此描写就是肯定甚至歌颂莎菲或妓女阿英的生活态度与生存方式,因为这时的丁玲并不以有意识地宣传什么作为创作宗旨。谈到自己最初进行创作时的动机,丁玲曾说是“因为寂寞”。她还说:“我当初也并不是站在批判的观点写出来,只是内心有一个冲动,一种欲望,想写出怎样一篇东西而已。”中岛碧则断言:“当时她不相信什么文学的社会效果、实际的作用。不用说能否成为赚钱的手段,就连文学是否为现实的其他行为的代替物都与她毫不相干。写出好作品,这本身给她以精神上的满足”。虽然据丁玲本人自述以及沈从文回忆,她当初也有卖稿谋生的动机,但这一论断基本符合事实。丁玲早期创作忠实于自己的内在生命体验和直接生命感受,她这些作品的价值,就在于真实细腻地揭示了不同类型的个体生命的不同欲求、不同运行轨迹。虽然后来丁玲逐步接受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创作模式,但从《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以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成功之作中,我们仍可或多或少发现一些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东西,即纯粹源于个人生命体验而与权力话语规定的“本质”不尽一致的东西。 

丁玲转向左翼文学之前的创作无疑继承了“五四”新文学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传统。这类作品的出发点是个体生命的具体存在,探索的是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寻求的是自我实现。它们在继承“五四”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在丁玲之前,鲁迅和庐隐都已不再把关注焦点限于表现青年男女婚恋自由的要求与社会环境以及封建家长的传统观念的冲突,而把目光投向“娜拉走后”的情况:鲁迅从经济角度宣布了这种出走的失败,庐隐从命运角度抒发了走出后的悲哀。丁玲写的也大多是离开家庭以后的青年女子,但她关注的是主人公对爱情的心理要求以及这种要求与现实的男性世界的纠葛与碰撞,以细腻笔触前所未有地描绘了女性情爱心理的不同层次与辨证逻辑。一方面她以一个女作家的身份肯定了肉,另一方面又展示了女主人公更形而上的欲求。以今天的观点看,凌吉士虽算不得高尚理想的男性,但他并未象《梦珂》中的晓淞那样欺骗玩弄女主人公,似乎也并非市侩小人、“人面禽兽”,充其量是个庸人、普通人:他要找一个“在客厅中能应酬他买卖中朋友们的年青太太”,想要得到“几个穿得很标致的白胖的儿子”,难道有什么可耻吗?但丁玲和她的女主人公梦珂、莎菲、阿毛等追求的是肉体吸引基础上精神的理解、融合,是自我价值的充分确证。

笔者认为,丁玲的早期创作中,《阿毛姑娘》和《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还表现出一定的复调性或价值选择的两难:在没有进城目睹外面精彩的世界时,阿毛本来过得很幸福,与丈夫陆小二也相处和谐。但进城回来之后,她有了更多的欲望,也有了更多的痛苦,最后因羡慕另外一种生活不可得而患病,而丧命。与此同时,叙述者又揭示了阿毛愿景的虚幻性:

阿毛真不知道也有能干的女人正在做科员,或干事一流的小官,使从没有尝过官味的女人正满足着那一二百元一月的薪水;而同时也有自己烧饭,自己洗衣,自己呕心沥血去写文章,让别人算清了字给一点钱去生活,在许多高压下还想读一点书的女人——把自己在孤独中见到的,无朋友可与言的一些话,写给世界,却得来如死的冷淡,依旧忍耐着去走一条在纯物质的,趋图小利的时代所不屑理的文学的路的女人。 

若果阿毛有机会了解那些她所羡慕的女人的内部生活,从那之中看出人类的浅薄,人类的可怜,也许阿毛就能非常安于她那生活中的一切操作了。 

这里面有作者的夫子自道,更有对“启蒙”负面作用的思考。《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可看作《阿毛姑娘》的姊妹篇,它从另一面表现了作者同样的一种思考,或选择的两难心境:在城里做了妓女的阿英也一度梦见过与在故乡种田的陈老三过另一种生活,但梦醒之后:

她想了许多可怕的事,于是她把早晨做的梦全打碎了。她还好笑她蠢得很,怎么会想到陈老三来?陈老三就不是个可以拿得出钱赎她的人!而且她真个能吗?想想看,那是什么生活,一个种田的人,能养得起一个老婆吗?纵是,他愿意拼了夜晚当白天,而那寂寞的耿耿的长天和黑夜,她一人如何过?她不觉笑出声来。 

阿英与阿毛的相同之处是都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又不甘精神的寂寞;不同之处是阿英满足于现状而不做进一步的奢求,因而尚能自得其乐,阿毛却作无望的挣扎,因而抑郁而死。可以设想,若阿毛真的进城生活,她有可能成为另一个阿英。 

阿毛与阿英是低于作者丁玲的,作者是同情地描写她们的境遇与命运。但丁玲自己更像莎菲,她将精神欲求的满足看得远远高于物质,而且为此不惜赴汤蹈火。正如瞿秋白所说,她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她一方面对未来并不盲目乐观,一方面又决不放弃追求。这种性格是一种强烈要求自我实现的性格,也是一种“革命”性格。倘若不是为最低限度的生存而挣扎者或投机者,在环境艰险的年代选择“革命”的人,都有一种不羡慕或留恋世俗的荣华富贵,为理想信念、为某种精神性的东西不惜打破日常生活的坛坛罐罐,乃至拼命一搏的精神,一种特殊的“革命”性格。在参加革命、加入“左翼”队伍之前,丁玲其实早就具有了这种“革命”性格。

二、个性主义者的“革命”选择 

“革命”与“个性主义”毕竟有其抵牾之处。以塑造个性主义、自由主义者形象莎菲而成名的丁玲,在进入1930年代以后却成为左翼文学的重要代表。对于丁玲的左转,有的评论家为之欢呼,认为她走上了一条更加宽广的创作道路;也有评论家为之扼腕,为丧失了一位充满个性的世界级大师抱撼不已。那么,丁玲思想深处何以发生这种180度大转弯?这种转变的现实与心理动因到底是什么?它对丁玲这一时期小说的文学价值具有何种影响呢?  

晚年的丁玲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清醒地意识到了个性主义的“自由”与讲究纪律的“革命”之间的矛盾,并坦率地承认,自己在走向革命之前,对“自由”有过较长时间的憧憬和迷恋。为了维护思想自由和行动独立,丁玲在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时就曾拒绝加入党团组织。她说当时最不想要的“就是党组织的铁的纪律”,觉得“要服从铁的纪律,命令我干一件事,就非干不可,要我去做机器里面的一颗螺丝钉,放到哪里就在哪里,我心里自问,这个太不自由,这个不行”。于是,她拿起了笔。虽然“拿笔也不一定行,但我可以自由”。 

丁玲真正急剧左转,是在胡也频牺牲之后。而这次突转,也并非一开始就毅然决然,而是经历了艰难痛苦的思索。 

1930年5月,从济南回到上海之后,丁玲和胡也频共同加入了左联。据丁玲回忆:“五月从山东回来,和潘汉年聊了一阵天,喝了阵咖啡,就参加了左联。但因有小孩,不愿意活动。”可以看出,丁玲参加左联的方式显得很随意,也没有过度的热情;初入左联,因为怀孕,不愿参加什么活动。胡也频牺牲之后,丁玲陷入了无边的黑暗,她真正觉得:“生,实在是难啊!”这时潘汉年、冯雪峰去看望她。当潘汉年说,“明天你就跟我走,我给你看许多许多你从来没有见过的事”,“你将进入新的五花八门”时,丁玲却踌躇了。她认为自己不能一下“跨出这么大的步子”,“仍只能在纸格子上慢慢爬行。”可见,立即要丁玲做党的地下工作,她还是犹疑、不太情愿的,她还是选择写作。在内心世界中,她还是把写作放在第一位。但胡也频的牺牲毕竟为丁玲的急剧左转提供了一个契机:黑暗的现实局面,逼迫孤苦无依的丁玲做出一个选择。但若将丁玲第一次转型归结为无奈的形势所迫,也有失偏颇。笔者认为,真正使得丁玲经过十多年的磨炼和痛苦的思考,做出最终选择的根本原因,是她的人生抱负、人生理想。 

丁玲的母亲是中国现代第一代具有先进思想、不断追求解放,为改变社会而坚持奋斗的新女性。但正如向警予对丁玲所说:“她为环境所囿,不容易有大的作为,她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你身上的。”母亲希望丁玲能“为社会上做一番事业”,“找着一条改革中国社会的路”。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丁玲已成为母亲的精神寄托。背负着如此厚爱、如此沉重的希望,丁玲说“那时最怕的也就是自己不替她争气,不成材,无所作为;我甚至为此很难过。”母亲言传身教的影响和厚重的希望,使得丁玲具有了强烈的、也可说是沉重的人生抱负和事业心。她十七八岁就飞到外面的世界,从生活实践中寻找自己的人生道路。在与胡也频的同居生活中,“虽常在爱情中目眩神迷”,却仍然感到缺少了些东西。她需要思索过去,计划未来。正如沈从文所体察到的:“对于这个刊物(《红黑》)十分热心的丁玲女士,刊物引起她的倾心处,与其说是这个人为了身为作家的快乐,却不如说只是这个人对于未来生活的憧憬。”丁玲不同于普通女子、不同于一般作家的事业心,为沈从文似乎不经意间道破。

丁玲为何对那个“很丑”、“土气”的“乡下人”冯雪峰,产生了一见钟情式的倾慕、崇拜的爱情呢?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因为与这位日文老师有共同感兴趣的话题:“畅谈国事、文学”,更重要的一点是她“和胡也频都感到他比我们在北京的其他熟人——也是一些年轻的、写文章的朋友——高明!”高明在哪里呢,丁玲没有说,但不言自明,冯雪峰进步的文艺理论,共产党员对国事、局势的眼光,使不满足于和胡也频“现在”生活的丁玲窥见了另一种生活境界,而这正是丁玲内心所需要的。正是基于这种情感上的认同和信赖,丁玲很自然地接受了冯雪峰的世界观、文艺观的影响。冯雪峰的政治态度和文艺理论观点,对丁玲的人生选择和文学创作,起着不可忽视的催化促进作用。同样,丁玲的这种倾向也表现在对胡也频情感、态度和认识的变化上:丁玲对胡也频到山东之后思想左倾的变化,充满欣喜与崇拜,由先前认为胡身上有的是小孩子幼稚的热情,转而认为胡是飞跃式的成长、成熟,认为他们所做的是不计个人安危,为社会着想的事,是一份伟大的事业。 

胡也频牺牲之后,丁玲将不满周岁的爱子送回老家,交由母亲抚养,自己在上海开始新的生活。丁玲也曾一度陷入夫死子别的痛苦之中。依照生活常理,失去爱侣之后,丈夫的遗子、自己的幼子——“小频”,必然成为丁玲对丈夫的情感寄托,成为自己今后的生活依托。抚养和培育幼子长大成人是寡母第一等的甚至唯一的责任——如丁母之于丁玲。然而,丁玲很快丢下不满一周岁的小孩,投身左翼文艺运动。这对于普通的年轻妈妈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丁玲却这样做了。而且,她对自己的行为从未犹疑过,从未有过要把孩子接回来、或回到孩子身边的想法。可以说,丁玲非常看重自己的事业,她总是将自我实现放在第一位。在1947年给逯斐的一封信中,丁玲说得更为明白:“老实说,我还是更爱我的工作。假如孩子成为我工作的‘敌人’时,我宁肯牺牲孩子。”她的一生正是这样:不断地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寻求自我确立、自我实现。 

最初,丁玲是因为闯世界、寻找人生出路“无路可走”才拿起笔,以文学宣泄个人的人生苦闷,将写作作为生存的手段和“朦胧”的事业。一方面,在小说创作上的迅速“走红”使得她对自己的人生充满了信心,另一方面,高起点的创作也让她产生无法超越自我的新的苦闷与不满,同时又面临题材窄化的问题。怎样突破自己,是她创作上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她认为,自己之前的一些作品虽然受到青年的喜爱,但对青年和现实人生毫无用处,应该抛弃。她将自己文学的转向与生活道路的选择视为一体。这就是为什么有着强烈的人生抱负、有独立人生理想的丁玲,将自己的人生事业从最初的自由写作艰难却自然地转向革命事业与革命写作。个性主义、个人自由与革命“对决”的结果,是社会革命理想战胜了自由主义,也可说是她将“革命”看作了通向自我实现的具体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这也是同一时期许多青年作家的共同选择。只是在丁玲这里,这种转变更加具有戏剧性意味。 

纵观丁玲早期和过渡时期的作品,从男女人物形象的塑造、男女主人公地位强弱的变化,以及丁玲对人物认识和审美上的变化,可以看出丁玲认识的表层正在发生渐进式的改变。从苇弟、凌吉士、子彬,到韦护、望微、若泉;从梦珂、莎菲到丽嘉、美琳,可以看出丁玲由追求个人自由独立地与社会对抗,到逐渐认同社会革命、融入社会群体的思想变化。 

从作者对革命者的描写上,可以看出丁玲认识转变的轨迹。《韦护》中某些革命同志平庸无味、不懂得尊重别人,简单粗鄙令人反感。而到了《一九三0年春上海之一》,则将他们写成对“政治的认识和理解”都很好、都很“能干”,而且他们对美琳是“亲切和尊重”的。这时的革命者友好、上进、人性化。在《一九三0年春上海之二》中,一些专注、坚定的革命者,对于不太“革命”、明显“小资”情调的青年,也并无偏见,他们似乎并未对玛丽在会场的出现表现出一点反感,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带领冬妮亚出现在共青团的会议上那样;也不干涉望微的私生活。 

丁玲对于具有知识分子情调的雅致生活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韦护》中,主人公虽然也惭愧自己过于精致洁净、略显奢华的生活,但他还是不习惯那种简单甚至肮脏的生活,认为洁净舒适的生活更有利于工作。到了《一九三0年春上海》之一和之二里,“雅致”已完全变成“奢侈”和“虚荣”的代名词了。 

三、“革命作家”中保持独立个性的人 

成为“革命作家”之后,虽然要受革命纪律的约束,但丁玲并未失去自己一贯的个性。在生活上、思想上她虽然努力改造自己,但那种与生俱来的独立精神与独特个性,仍使得她不仅与别的女作家判然有别,在所有男女作家中也独树一帜。这些当然会表现在其创作之中。“左转”后的丁玲其个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在写“遵命文学”的时候,她依然也许是不自觉地保留了某些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审美情趣,也坚持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价值选择上也绝不随波逐流。 

在发表于“左联”时期的《一天》和《法网》中,那些底层工人一方面生活贫困令人同情,另一方面却又愚昧、自私、肮脏、无聊乃至残忍。这是初次接触工农的知识分子自然而然的感受。甚至到了出版于1948年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作者眼中的农村和村妇还是污秽肮脏的。笔者在此并非说污秽肮脏在农村不存在,而是说这些描写不会出现在周立波或梁斌、柳青的笔下。丁玲这些描写与革命领袖对无产阶级文艺的要求有不尽一致之处。中共领导人彭真就批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有关描写:“有的作家有地富思想,把地主的女儿写得很漂亮,却把穷人家里写得很脏,到处是苍蝇。”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检讨自己做学生时与工农的距离:“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如果说这些知识分子的生活与审美情趣在今天宽容的语境中很难说是优点还是缺点,那么丁玲“左转”后仍保持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对于其创作来说就弥足珍贵了。 

1936年丁玲逃脱国民党的囹圄到达解放区后受到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中宣部专门为之召开欢迎会,中央领导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出席,后来毛泽东还专门为她填写《临江仙》一首。从常理推断,作为一个女性、一个寻求自我实现的人、一个作家,得此荣耀当然会有极大的成就感,感激之情自不待言。所以丁玲有强烈的报效心理。但是,当她发现解放区也有官僚主义、也有等级观念,也存在对个体生命的冷漠时,就用她的杂文《三八节有感》和小说《在医院中》予以揭示和批评,并因此受到政治上的批判,被看作“暴露文学”的领军人物。她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又与众不同地揭示了解放区干部和群众也有浓厚的封建意识,而且这种意识也有可能杀人。她揭露解放区的阴暗面,实际也是出于对解放区的爱。她能发现并且难以容忍别人见惯不惊的这些,则是因她骨子里的理想主义精神。那篇过去少有人注意、新时期以后逐渐被研究者予以重视的《夜》,则采用了解放区文学中少见的人性与情欲视角,显示出与丁玲早期创作在关注焦点上的一致性。 

使丁玲获得巨大声誉却又在改革开放年代里受到质疑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其实仍然表现出丁玲独特的个性。与差不多同时面世的《暴风骤雨》以及之前的《白毛女》一类作品不同,该作中没有《暴风骤雨》中的韩老六或《白毛女》中黄世仁那样公然违反日常伦理、无法无天的恶霸地主,这是作者有意识的艺术追求。丁玲曾说,她也曾想写一个恶霸官僚地主,也知道这样“在书里还会更突出,更热闹些”,最后之所以放弃这一打算,是因她想写出“最普遍存在的地主”。因此,尽管丁玲不否认“恶霸”式地主的存在,但她把这种类型的地主“放逐”到文本时空之外了:把原居住于暖水屯的较大地主许有武“放逐”到了北京,把村里斗争他的情节放到了“去年”而没有正面描述。这一带有一个“有了名的‘胡髭’”陈武,此人与韩老六类似:“谁要在他的地里走过,谁都得挨揍,他打人,强奸女人,都只是家常便饭。他买卖鸦片,私藏军火,也是无论什么人都知道的。”可这个人也让丁玲给放在了离暖水屯七里路远的孟家沟。暖水屯公认的地主,只剩下李子俊、侯殿魁和江世荣,而他们都不是恶霸,其中的李子俊还是个非常懦弱窝囊的人。最后工作组确定的真正斗争对象,竟是一个按土地占有量来说只能算个富农乃至富裕中农的钱文贵。钱文贵被作为主要斗争对象,主要是因他品质上是“恶霸”(虽然比较隐蔽),而非因他土地、财产上是“地主”。小说中土地比钱文贵还多的顾涌,却是个老实巴交、靠勤俭发家的人。而且丁玲的艺术描写还显示出,土改干部中也有出现新恶霸的可能。有些研究者说在这部长篇中丁玲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创作个性、完全是图解政策,这是不符合作品实际的。若把该作与同时的《暴风骤雨》以及后来的“红色经典”对比来看,其独特个性不难看出,尽管它们不可避免地都受共同的意识形态框范。 

1970年代末丁玲结束政治磨难复出后的作品与言行备受争议。客观地说,《杜晚香》一类作品艺术上确实没有给人印象深刻的东西,《歌德之歌》也肯定不是诗歌中的上品。为什么在人们普遍向右转的时候她这个多年的“老右”却以“左”的姿态出现?有人用政治功利追求解释丁玲这些言行与作品,认为她此时更看重的是作品的政治效果,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但这是把丁玲庸俗化了,没有触及其性格和人格最深处的东西。从人格结构来说,我们判断一个作家是否有个性,主要不是看他或她是否在语言文字中标榜个性主义,而是要参照其所处的时代大环境。在1970-1980年代之交的文艺界,对过去的政治信念和意识形态表示怀疑和否定的思潮占据了主流,高层政治领导人虽然对这一潮流的大方向和颠覆原有权威话语体系的分寸有所控制,但总体是支持的。此时丁玲所持的立场,确如有些批评者所说,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可是,这“不合时宜”恰恰就是丁玲的个性!丁玲左转后放弃了“个性主义”,却依然保持了自己独特的“个性”!这一点,她与自己在木樨地22号楼的邻居姚雪垠有些类似:在大家都“左”的时候,她和他被划成“右”;而在大家都向右转的时候,她和他却显得“左”!可见,这种“左”并非政治投机。作为在社会上、在政治风浪中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老作家,他们对现实环境与时代的大趋势不会那么不敏感,但他们不同流俗的选择,恰恰反映了其一贯的个性、一贯的观点和信念,这种观点与信念不因环境改变而轻易改变。这种做法与“风派”恰恰相反。对丁玲的具体观点大家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杜晚香》一类作品里确实没有了“五四”个性主义的声音,但,就丁玲的性格和人格精神本身而言,她的早年和晚年却有其一贯性,那就是追求某种信仰和精神性的东西,并且为此无怨无悔、不惜牺牲一切,而不肯随波逐流。这可能在如今物质欲望至上的人看来有些不可思议,但丁玲却仍然是忠于她的自我,仍然是在自我实现。也许我们可以说她为了政治信念牺牲了艺术,也许我们可以说丁玲的有些观点陈旧落伍、不够“前卫”了,但从丁玲本人来说,她生涯的起始阶段就一直是把政治和文学都看作自我实现的途径或方式,自我实现本身才是其终极目的:早期的有意与政治保持距离和晚年的坦承是“政治化了的人”,都没有超出其性格逻辑。在《杜晚香》发表的1979年,要求尊重个人利益、个人欲望的思潮代表了时代的要求;但在城市和乡村社会都已全面商品化的今天,道德主题却又显得并不“过时”,反而很有现实意义了!丁玲那种为理想信念飞蛾扑火的精神,虽不必、也不可能人人做到,但它却值得尊敬。我们不应用世俗的日常理念衡量它。 

丁玲就是丁玲。她成不了萧红、张爱玲,萧红和张爱玲也取代不了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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