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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文艺，转入旧文艺；从新理论转到旧理论……”晚年孙犁不但如是总结文风的改变，他还自称伦理道德中有许多“旧观念”。所谓“旧”，即革命所否定的传统。文革期间，孙犁同事王林被专政后所写的揭发材料，也证明孙犁思想和行为中有许多“四旧”的东西，“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向来不高”（《王林的交代：关于梁斌、孙犁》）。
孙犁身上的“旧观念”，最明显不过的是他对家庭、人伦、感情的眷顾。他不大容易轻易抛弃既有的感情关系，哪怕这种关系有违“阶级立场”。当年，土改开始后他与“剥削阶级”家庭并不划清界限，还对别人好心的提醒不屑一顾（《陋巷集 <善闇室纪年>摘抄》）；他的《一别十年同口镇》，因念“朋友交情”而“忘”了对方的阶级成分，发表后受到批判。父亲在土改期间去世，他怀着愧疚想为父亲立碑，并以“弦歌不断，卒以成名”的碑文相告慰（《陋巷集 <善闇室纪年>摘抄》）。碑当然是没有立成，但孙犁对父母的孝心及尽孝的方式，却真是不革命。孙犁对父母孝，对妻子“忠”。他在婚姻和爱情上有过浪漫激情的荡漾，但最终还是“不逾矩”。1945年孙犁由冀中到了延安，当时革命阵营中流行婚姻革命，上自党的高级领导，下至普通干部，都纷纷在投身政治革命的同时，重新择偶。正值青春年华并富于浪漫诗情的孙犁此时也曾萌生爱情，可终于“发乎情”而“止乎礼仪”。孙犁一生有过几次爱情悸动，最终都被掐灭在萌芽状态中，而他为此长久地对结发之妻深怀“惭德”（《书衣文录·陈老莲水浒叶子》）；妻子去世，孙犁竟叫单位总务科帮忙订购一千元的棺材，并计划用汽车送回老家（王林交代材料）。与周围环境相比，孙犁显得“保守”；而事实上，在他优柔的行为中，人道思想支持了他在人际关系上的“保守”。儒家的“仁”与人道的爱，在孙犁身上统一成了他对人间感情的珍视。只要我们回顾一下过去几十年政治运动中经常上演的那些为表现政治忠诚而“划清界限”的夫妻离异、子女反叛、朋友出卖、情人反目的种种悲喜剧，就会感受到孙犁这种对感情的珍惜，实在弥足珍贵。
孙犁的人格心理与价值系统的形成，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五四新文学的人道主义，二是儒家文化精神；这两种新文化运动中处于对立关系的文化精神，以一种特殊的形态相互整合、共同建构了孙犁的人格与价值系统，这使孙犁具有一种现代个性意识与传统儒者中庸气质相混合的精神特征。儒家文化精神构成了孙犁道德至上、谦以自牧、人格完善以及服膺权威正统的人格心理，而人道主义则构成他以人为本、尊崇个性的价值尺度。这使孙犁精神形式显出一种既“旧”又“新”、正统与偏至共存、保守与激进兼有的独特存在。
孙犁人格中有一个核心的东西，那就是道德中心主义，这是他身上儒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道德上的“唯善”追求使孙犁的人格与人生姿态有一种独立性与坚定性，这在普遍的知识分子主体人格伴随政治气候沉浮的当代主流文化中显得十分突出。而由于他道德观念上的二元性，孙犁的独立性和坚定性，又常常伴随着对十分尖锐的矛盾的解决与无法解决的焦虑。他一生追求的是艺术与现实、作家的内在与外在生活的统一，即修身养性、人格完善与写作为文的统一，这也是中国传统文人理想的生存状态与人格模式。他早期作品对人性之善的崇敬，他文革期间反求诸己的道德深思，都体现出这个特征。“文章写法，其道则一。心地光明，便有灵感，入情入理，就成艺术”。（孙犁《论风格》）这种典型的“道德文章”论，最体现他身上的“传统”色彩；而他对文学艺术的理解与阐释，也无处不体现道德中心的意识。譬如，他认为“风格是一种道德品质”，“艺术的高潮应该是情节的发展最后达到的道德力量”（孙犁《论风格》、《论情节》）。他自称其文学追求真、善、美，而其实，只是善。他的“真”，是排斥了“伪”的“真之善”，他的“美”，是排斥了“丑”的“美之善”。他自称现实主义，但其实不是美学概念，仅仅是道德姿态。现实主义热衷于表现非理想的、充满缺陷的现实，而孙犁只写合于理想的“美”。由于是一种道德论的思维方式，孙犁有时也将“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视为一种因果范畴：“只有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才能成为真正的人道主义者。而一旦成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的作品就成为伟大的观念形态，这种观念形态，对于人类固有的天良之心，是无往而不通的。”（《秀露集·文学和生活的路》）
我们从孙犁文革中与文革后的随笔杂记中很容易辨认出他那体认正统的传统儒者心理。“三四跳梁，觊觎神器，国家板荡，群效狂愚。”（《澹定集·幻华室藏书记序》）孙犁对文革灾难的归因，在道理上符合主流政治的“林、江反党集团说”，而在语言上，则体现出儒家的正统忠诚。文革结束、新时期之初，当他感到“盛世”又现而再度“入世”时，他那正统的道德义务感使他居然不能接受丛维熙的“伤痕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的悲剧结局。正是这种儒文化心态，使孙犁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心灵磨难而终于“红尘意远”之后，呈现出的状态既不是顿悟，也不是反叛，而是中国传统文人千古不变的退隐、独善的老路，只不过，孙犁不是隐于山林皋壤或故里园田（没有这种条件了），而是隐于书斋，隐于黄卷青灯、残碑断碣的幽古世界中。他文革后期以来的相当部分随笔杂著，读书论道、谈古说今，常表现出万事参透、平淡旷达的超然之状，看似道的虚静，实则儒的退守——“忽闻精神文明决议，正在播出，心情激动。过去从未如此关心政治，晚年多虑，心情复杂，非一言可尽，慨然良久” （《无为集·书衣文录》）；“近日友人送前后出师表字帖一本，翻到：‘亲贤人，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亲小人，远贤人，此后汉之所以颓败’一节，掩卷唏嘘，几至流涕” （《孙犁书话·我的集部书》），孙犁传统的儒家人格活脱脱展现出来。孙犁医治心灵创伤的妙法，是“中国人的行为和心理，也只有借助中国的书来解释和解决。” （《孙犁书话·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
孙犁的儒家人格心理的形成，相当程度上来自家庭的教养。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儒雅、谦逊、严于律己的小商人，当时他在县城经商，每从城里回家，路过村庄必下车步行，言行颇有古风。孙犁从父亲那儿承传了“儒雅”、“里仁”一类儒者风范；而孙犁母亲对儿子的启蒙教导“饿死不做贼，屈死不告状”，则将一种刚毅与驯顺、骨气与奴性兼具的合于儒家理想道德规范的性格与原则传给了孙犁。孙犁“一直记着这两句话”，对于自己与主流文化的抵牾以及自己在这个文化中经受的心灵痛苦，他的感受是一种在下的委屈：“自己一生，就是目前，也不能说没有冤苦，但从来没有想到过告状、打官司。”[1]如果说在早期，孙犁人格心理中“儒”的因素还处于潜在的心理状态，那么文革大劫则使这种潜在心理转化成理性的复苏，他文革后期用文言陆续写下的《书衣文录》就记载了其“伤心悟道”而回归传统的心路历程。回归传统的结果，是对中国历史循环式演进有了睿智的洞见的同时，对人生产生无限悲凉的宿命感。孙犁晚年的随笔杂论，一方面对现实痼弊往往一针见血，显出几分狷介，另一方面又因“忠顺”正统而心理矛盾不得解决，最终只好舐伤自怜，追怀永逝的故情、故旧与故园，陷入不能自拔的感伤中。
纵观孙犁一生的创作，他基本没有因追求“政治正确”而放弃对人的理解和怜悯；而服膺正统的心理，使其在理想和现实发生严重冲突时，首先以自我检束的方式达到二者的调和。而当这种调和不可能时，他便像历来的文人一样，隐逸独善，保全人格。
[1] 《陋巷集·芸斋琐谈·诗外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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