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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孙犁，四十年了。说来格外幸运，我的老家，虽为山乡僻壤，因为家父是农民诗人，拥有整整一碗橱的藏书。其中大部分，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发表家父新民歌刊物的编辑留下部分稿费代为选购来的。他们想的周到，书籍对一位农民诗人来说，真的并不比金钱次要。如获至宝的父亲，给碗橱上了一把好锁。十来岁看书识字，眼瞅着碗橱铁将军昼夜把守，心里越发痒痒，有了非看不可的冲动。趁着大人不在家，连拉带撬，我把两扇木门的榫铆弄活动了，木门上下各形成一道三角形缝隙，上以木棍拨拉，书从下边出溜下来，头一拨儿有诗集《王贵与李香香》、《红柳集》和《复仇的火焰》，随后有小说集《白洋淀纪事》。由此早早记住了诗人李季、李瑛和闻捷的名字，更记住了孙犁。《白洋淀》一篇，一看就沉醉其中，看来看去，刻骨铭心：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绕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
此刻，把这精美的文字默写于此，拿来《孙犁文集》，还经得住核对。
近二十年来，我数次前往白洋淀，也总是冲着《荷花淀》。亦曾试着写过一首长诗《白洋淀》，有些意象，从《荷花淀》中感受而来，有些则是化来，甚至是搬来，趁便抄录一节看个究竟：
我看见古老的木船/吃水很浅/而水上的道路越走越宽/那些桨/一点也不像水鸟儿的翅膀/它们本身就是水鸟儿/远处的芦苇和更远处的芦苇/也一一凫到你的面前//野鸭子野/红鲤子红/白云白鸟/水净天秋//两重天空之间/那绝世的美人儿/水做的美人儿/屏住一生的呼吸/将手指间揉滑的苇眉子/编入经典/她的身子下面一片洁白/天使和女儿在她身旁/她称之为荷//她不看我/也不看云/要看她就顺便看看/远和近
我对文学基本常识最初的了解，除了父亲耳濡目染，就是来自孙犁先生。儿时懵懂看热闹，但是直觉告诉我，先生文章的美，肯定意味着什么。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学习写作，正巧赶上人民日报接连推出先生多篇谈创作的文章，随后又陆续读到其《亡人轶事》和《报纸的故事》等等新作。把先生的文艺理论与创作实践一一比对，写什么，怎样写，就大体看出门道来了——看似来自生活的文字，已经不是生活本身；眼见有什么从世俗中来，转眼到了灵魂中去……
我通读过的作家全集，除了《莎士比亚全集》，便是《鲁迅全集》和《孙犁文集》了。读先生文章，读研究先生的文章，随手记下一些感受，今儿个拣些“大词”抄在这里：文字，性情，秉性与风骨，内力和价值。
除了鲁迅，在中国近代作家里，孙犁先生的文字谁人能敌？
先生曾经说，他的语言，第一源泉来自母亲，第二源泉来自妻子。对此我深信不疑。在我们家里，就能印证。家父写了一辈子，我也写了大半辈子，常常不如我妈妈的家常话生动。前几年我妈妈用“土话”写了一本《人生一本帐》，谁见了谁夸，那么朴素，亲切，感人。确是最诚恳的话最让人感动，最朴素、明快的话最能把事物本质的东西表现出来。逐字逐句，仔细考察，先生的语言又不全是家常话，那是创造。它近似口语，但不能被口语转换，时有文白相间，但能充分、准确表达思想、感情和感觉，看上去很美。当年我办文论报等报刊，就连写征稿启事、更易栏目或变更周期启事和编辑后记之类，也都参照先生的相关文字，妄图和先生一样，插笔与众不同，令人过目不忘。可惜总也学不来，不明白那不是语言文字上的事，是先生有着和我们的母亲一样且真且善且美的心灵，同时有着比我们的母亲更优雅的诗性直觉、诗性意义的表达。
一篇《删去的文字》，足见先生性情。
1977年，先生写了一篇怀旧文章，文中提到几个女人，发表时因不合时宜被编者删去，1978年大年除夕，先生一字字捡回来，和他一起过年。其中有这样一段：
“在我处境非常困难的时候，每天那种非人的待遇，我常常想用死来逃避它。一天，我又接待一位外调的，是歌舞团的女演员。她只有十七八岁，不只面貌秀丽，而且声音动听。在一间小屋子里，就只我们两人，她对我很是和气……我和她谈了很久，在她要走的时候，禁不住问：
‘你下午还来吗？’
回答虽然使我失望，但我想，像这位女演员，她以后在艺术上，一定能有很高的造诣。因为在这种非常时期，她竟然能保持正常表情的面孔和一颗正常的心……”
《删去的文字》，还使我想到先生笔下的另外几个人物，如《风云初记》中的李佩鈡和蒋俗儿，《铁木前传》中的小满儿。有人说先生对她们“有着不甚合理的偏爱”，我倒是觉得那么合理，因为合情，但须体会写作背景和先生那“一颗正常的心”。在《风云初记》的末尾，先生忽然又想起李佩鈡来，尽管李佩鈡“并不是头等重要的人物……有些细心的读者，也许还关心着她的命运。”最后一笔，落在了“她的名字已经刻在了她们县里的抗战烈士纪念牌上。”有人批评说此乃累赘，实则回味无穷。李佩鈡们的经历、性格愈是复杂，作为艺术形象愈是鲜活，作为“抗战烈士”愈是纯粹愈是深刻。
两件事最见先生秉性与风骨。
一是在拨乱反正开始不久，中央点名要几位全国知名作家到北京开座谈会，想听听他们关于改进文艺工作的意见。被点名的就有先生，并规定不准请假。有关方面知道他一向怕热闹，又不愿见官，便让他的老朋友去动员他。老朋友郑重地对先生说：“这回可不是一般的会，只邀请了几个人，去吧，不去不好交代。”先生勉强答应了，但提出要带一个助手同去，好随身照顾他。经请示，上边也同意了。可是谁也没想到，到了该动身的那天，先生依然若无其事地在窗前摆弄花草。上边追问下来，他说“头晕”，算是交代。
再是1980年先生同文艺报记者的谈话。先生毫不含糊地指出：“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毫不例外的。他们是富于人情的，富于理想的。他们的作品，反映了他们对于现实生活的这种态度。把人道主义从文学中拉出去，那文学就没有什么东西了。我们的作家，要忠诚于我们的时代，忠诚于我们的人民，这样求得作品的艺术性，反过来作用于时代。”
先生一向示弱示软，让人信以为真，有人甚至说他软弱、脆弱。其实错了。
如此外柔内刚，理性，智性，敢于旗帜鲜明地宣扬人道主义，在当时的中国，还有第二个人吗？
时间证明了先生的内力和价值。
近些年来，似乎先生已经被“重新发现”，正在“升值”。对诸如先生等业已经典化的现代作家的“当代化”，有人称之为“当代复活”，理由是当代文化环境需要这样的作家与时代的对话。依我看，不存在复活不复活的事，敢于正视，他们就那么活生生存在着，一时被遮蔽也在暗中保持着与人生的有效对话。丰厚的传统元素、求真的艺术趣味和对文学信念与文学核心价值的智慧坚守，在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受到质疑和反思的时代，彰显先生的价值，显然不是被发现，而是水落石出。
没有什么是凭空的，注定都有来源。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先生的早期重要著作不是小说，也不是散文，而是针对性很强、深入浅出的文艺理论。早在1938年，先生就创作了《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现实主义文学论》、《鲁迅论》等。1941年，先生结合《冀中一日》的实际写作状况，撰写了长达十万字的《文艺学习》（又名《怎样写作》、《写作入门》），深入阐述文艺创作的各个方面。从1942年到1964年，从战地到上海再到北京，油印、铅印、胶印不断重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旺盛的需求，也意味着积极的评价。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是并不过时不可多得的文艺指南。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把1945年5月出自延安的经典之作《荷花淀》，看成是先生的一个示范动作，是其文艺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完美结合。这是必然，不是偶然，亦非所谓集体化背景下的一个“意外”。因此我不认为孙犁先生的写作是“去左翼化”的边缘书写，或曰“去政治化的政治”，其文学史价值，并非“体现在他与主流文学的疏离乃至对抗，代表了其所处时代文学的新的被压抑的可能性。”先生何曾不见容于时代？其创作和作品气血的源远流长，恰恰告诉我们什么才是主流。关键要看那些当年所谓的“主流文学”，是不是打着文学的幌子。在任何历史转折或巨变的时代，真正对时代有独到理解并且敢于面对、敢于承担心灵责任的写作总是少数，对文学不失基本信念对语言不失敬畏的也是少数，诚实保持与灵魂一同欢乐一道悲伤的更是少数。多数是平庸的，赶浪潮或洪水泛滥，有可能成灾，怎么能称流。
我也不认同针对先生的所谓“民间隐形结构”、“传统隐形结构”、“个体无意识结构”等等判断。先生的“独特”，有个性、气质方面的原因，但主要还是思想和文化传承方面的原因，关键在于他的思想与文化传承达成了有机结合。作为党员作家，他拥护党的文艺方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只是不盲从，尤其不搞遵命文学。在先生那里，文件、会议或标语、口号，如果不作用于人民生活，那就说不上政治。他只着眼于人民生存状态，终生保持思想上的独立性，按照艺术规律写作，以他自己的方式加入传统。这是清醒的自觉，自觉的深刻。
或许先生给我们的真正启示在于，即便是在“非常时期”，在烈焰腾腾的革命大熔炉里，写作也有可能给人带来一颗心那么大的宁静的自主空间——作为揭示或回应历史的个性化场所。拥有传统内力和创造力的人，诸如先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成为作家并无愧于作家，而且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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