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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的作品却永远和我们在一起。这是他留给世人的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孙犁曾说：“历史证明：文坛上的尺寸之地，文学史上的两三行记载，都是不容易争来的。”有鉴于此，孙犁认为自己作品的寿命，“可能是五十年”，并且认为这已经算是“中寿”了。然而孙犁的估计保守了，他的作品的“寿命”，迄今已经超过了50年。事实已经证明，孙犁的作品是具有生命力的，并且今后将继续得到证明。那么，孙犁的作品为什么能够经得住时间的检验呢？
首先，就是孙犁在创作中能够真正“从生活出发”。然则，能否坚持“从生活出发”，对于孙犁和他的同时代的作家来说，如何处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一是能否对政治和文艺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再就是有了正确的认识，能否在创作实践中坚持和体现出来。1980年，孙犁在同《文艺报》记者的谈话中这样讲过：“什么是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我这么想，既然是政治，国家的大法和功令，必然作用于人民的现实生活，非常广泛、深远。文艺不是要反映现实生活吗？自然也要反映政治在现实生活里面的作用、所收到的效果。这样，文艺就反映了政治。政治已经在生活中起了作用，使生活发生了变化，你去反映现实生活，自然就反映出政治。政治已经到生活里面去了，你才能有艺术的表现。不是说那个还在文件上，甚至还在会议上，你那里已经出来作品了，你已经反映政治了。你反映的那是什么政治？我同韩映山他们讲，我写作品离政治远一点，也是这个意思，不是说脱离政治。政治作为一个概念的时候，你不能做艺术上的表现，等它渗入到群众的生活，再根据这个生活写出作品……一部作品有了艺术性，才有思想性，思想溶化在艺术的感染力量之中。那种所谓紧跟政治，赶浪头的写法，是写不出好作品的。”
这段话主要谈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也涉及到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问题。我们可以把孙犁对于文艺和政治关系的认识概括为这样一个公式：即“生活——政治——生活”。第一个“生活”，是孙犁创作的基本原则。因为，在孙犁看来，文艺作品是对生活的反映，所以作家必须从生活出发；但政治作为国家的大法和功令，必然会对人们的实际生活产生这样那样的作用和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深远”和“广泛”的，因此，生活本身就包含着政治，或者说，政治已不可避免地渗透到生活之中，成为生活的重要因素了。这样，文艺作品在反映了生活的时候，也就反映了政治。所以文艺是无法脱离政治的，想脱离都脱离不了。从这个角度说，孙犁认为坚持“从生活出发”和作品要反映政治并不矛盾，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孙犁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明确地将“政治”区分为两种存在形态：一种是还未在实际生活中产生作用的以“文件”形式存在的法规或政策；一种是已经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即与生活融合在一起的“生活化”了的政治。倘若作品所反映的政治是已经生活化了的政治，它就符合“从生活出发”的原则，相反，它所反映的是文件形态的政治，就是孙犁所反对的“紧跟政治”、“赶浪头”的写法，因此这是写不出好作品的。所以，这一区分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在孙犁的作品中，有反映抗日战争的，有反映解放战争的，有反映解放区土地改革的，但在这些写战争，写运动的作品中，他所着力展示的，是极具时代特色和地域色彩的具体的生活风貌，是战争环境下人们的具体的生存状态，具体的人物，具体的场景，具体的矛盾纠葛，而不是对具体政策及其贯彻过程的演义和诠释。《荷花淀》是这样，《铁木前传》也是这样。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孙犁关于文艺和政治关系的上述见解，虽然是1980年才明确讲出来的，但实际上，则是他对自己多年来创作实践和经验的理论概括和总结。
孙犁生活于战争、动乱、运动频仍的年代，即所谓“救亡”压倒一切的年代。他的作品，在那种教条主义、机械唯物论盛行并大力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强调政治标准第一，强调文艺要配合当时的中心工作的年代，并非所有的同时代作家都能有孙犁这样清醒、深刻的认识，即便认识到了，缺乏坚持的“勇气”，反而违心地去迎合、去说、去写的作家，不是大有人在吗？可知，一个作家在写作时能够做到“从生活出发”，既需要见识，更需要艺术家的“勇气”，因此，它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孙犁在当时并不是走红的作家，他的作品虽然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一种清新之感，但并没有得到太高的评价，甚至有些作品还受到批评和责难。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却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光彩和魅力来，从而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读者，这从正反两方面印证了孙犁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认识是正确的，印证了创作只有“从生活出发”，才有可能获得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其次，对“美的极致”的发掘并予以诗意的表达，是孙犁作品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常读常新的又一个重要原因。经验告诉我们，大凡反面人物、批判性的作品，容易写得生动可信，而正面人物，歌颂性的作品，则往往流于一般化和概念化。而孙犁的作品，大多数恰恰是歌颂性的，而且，他所讴歌的人物，不是一般的美，而是一种“美的极致”——美的人物，美的画面，美的文字，美的艺术境界。孙犁的作品一般都很短小，又没有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这是很难吸引读者的，然而，孙犁的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作品，读之却能给人一种美的享受，并对他所表现的“美的极致”予以认同，甚至发生情感上的共鸣。而这，正是孙犁作品的独特之处，也是他的作品历久弥新的奥秘所在。
在这里，我想探讨的是，孙犁这些表现“美的极致”的作品，为什么不给人“高大全”的虚假感，反倒能赢得众多读者的信服和认同呢？有人认为在于孙犁独特的个人风格和技巧。孙犁对这样的看法并不赞同，他多次表明，决定作品深度的是“思想”，而艺术技巧是次要的。技巧既然不是主要的，那么主要的究竟是什么呢？
关于“美的极致”，孙犁是这样讲的：“我经历了我们国家民族的重大变革，经历了战争、离乱、灾难、忧患。善良的东西，美好的东西，能达到一种极致。在一定的时代，在一定的环境，可以达到顶点。我经历了美好的极致，那就是抗日战争。我看到农民，他们的爱国热情，参战的英勇，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的文学创作，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的作品，表现了这种善良的东西和美好的东西。我也遇到邪恶的极致，这就是最近的动乱的十年。”又说：“至于那些青年妇女，我已屡次声言，她们在抗日战争年代，所表现出的识大体、乐观主义以及献身精神，使我衷心敬佩到五体投地的程度。”由此看来，所谓“美的极致”，并不是作家的主观幻想，而是生活中的一种真实不虚的存在；这种“美的极致”又是作家亲眼看到和经历过的；尤其重要的是，这种“美的极致”，并不仅仅停留在理性认识的层面，而是作家被它所深深地“感动”，即通过切身的体验化为了一种内在的、刻骨铭心的“情感”体验。所以，这种感动了作家的“美的极致”，也就具有了感动读者的可能性。此其一。
其二，作家对于这种“美的极致”的“情感体验”，又是经过长时间的贮存、沉淀、忘却而最终又难以忘却的情感。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和门多萨的对话中曾说：“说实话，如果一个想法经不起多年的丢弃，我是决不会有兴趣的。而如果这种想法确实经得起考验，就像我写《百年孤独》想了十五年，写《家长的没落》想了十六年，写《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想了三十年一样，那么，到时候瓜熟蒂落，我就写出来了。”
孙犁的小说，许多篇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五千字，也都经过了这样的“丢弃”过程。孙犁的成名作《荷花淀》，反映的是白洋淀一带青年男女积极参与抗日的生活和战斗场景，但《荷花淀》却是1945年5月在延安的窑洞里写成的，其中所写的生活情状，却是他早在1936年至1937年在那里生活和工作时获得的印象和感受；《山地回忆》写于1949年12月，其中那个女孩子最初的原型，却是孙犁1944年在山西境内遇到的，从生活原型到成为书中的人物，也酝酿了五年之久，孙犁说他最喜欢短篇小说《光荣》，这篇反映抗日初期家乡军民生活的作品，则写于1948年，孙犁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在这篇小说中，充满我童年时代的欢乐和幻想。”还有中篇小说《铁木前传》，表面看，似乎是孙犁1953年下乡的产物，重点是写合作化的，但作品通过铁、木二匠友谊破裂的过程的描写，其中所表达的思想和感情，却并不仅仅局限于合作化时期，作品的时间跨度长达20多年，而实际上，它既是孙犁当时思想感情的体现，也是他“有关童年的回忆”。
经过多年“丢弃”最终又无法丢弃的“感情”，因为过滤掉了表面的浮乏的杂质，就像存放多年的老酒，质地更加纯净，更接近人性中带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的东西，从而使这种带着时代特征的情感又超越了具体的时代，所以，年轻人对《荷花淀》所描写的抗日环境或许感到遥远和陌生，但其中的人物所表现出的那种积极向上，坚定乐观的精神风貌和美好情愫，却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今天的人们，依然可以从中受到感染，得到启迪和精神上的鼓舞。
最后，孙犁的作品能够历久而弥新，还有一个容易被人们忽略的原因，那就是作家的“真诚”。
对于孙犁，过去有人说他是“小资产阶级”的，后来又有人说他是浪漫主义的，孙犁认为这都不符合实际，他认为自己属于现实主义作家。关于现实主义，孙犁指出它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真诚”。托尔斯泰论述了决定艺术感染力深浅程度的三个条件：“1所传达的感情具有多大的独特性；2传达这种感情的清晰程度如何；3艺术家真诚的程度如何。”在托尔斯泰看来，作家的“真诚”，决定着他所表达的感情的独特性；决定着感情表达的“清晰”程度；最终决定着作品的价值和艺术感染力。所以，托尔斯泰认为：“这第三个条件——真诚”——是三个条件中最重要的一个。”
孙犁不仅体味到了这一艺术“真谛”，且矢志不移地坚持它，维护它，呼唤它，这从他的创作历程和作品中，从他的理论阐述中，从他对鲁迅和其他一些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所流露出的敬重、钦佩之情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孙犁的“真诚”。这种“真诚”，具体地表现为：对待生活的真诚态度；对美好事物和美好情感发自内心的热爱；对读者、历史严肃负责的精神；对作品一丝不苟、反复修改、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一篇短短的作品，孙犁都要“改来改去”，以至于哪里改了一个标点都记得一清二楚。
反复修改作品，还不仅仅是文字上的修改。托尔斯泰说，一个事物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中必有一种最恰当、最能显现事物特征的形式。反复修改作品的过程，就是寻找这种最有表现力、最恰当的“形式”的过程。马尔克斯说他写12页稿纸的小说，要用掉500页稿纸，那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由此可见。认真地不厌其烦地修改作品，固然是为了作品的完美，但同时也说明了作家的“真诚”——即对自己所表达的感情、对描写对象、对读者、对历史的真诚。
虚伪、说假话，是真诚的大敌。艺术贵在“真实”，而虚伪的作家，是写不出真实的、能够取信于读者的作品的。孙犁的作品，一是能够“从生活出发”；二是感情具有独特性（对“美的极致”的诗意表达）；三是具有“真诚”的艺术品格。三者缺一不可：不能“从生活出发”，所谓对“美的极致”的诗意表达，很可能就变得虚假；若失去了对“美的极致”的诗意表达，所谓“从生活出发”就会失之于抽象和空洞，而孙犁的独特性也就不复存在；倘若作家不具备“真诚”的艺术品格，所谓“从生活出发”，所谓作家的独特性就无从谈起。而在孙犁的创作中，这三者则能有机地融而为一。正是因为三者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有机统一，才使得孙犁的作品具有了历久弥新的艺术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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