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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沈从文的作品，就让人想起湘西那片热土，想起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在她们之中，既有纯情稚嫩的少女，又有饱经磨难处于社会底层的妓女，但在她们身上，通体闪耀着善良纯朴的人性。其中，少女形象尤其表现得鲜活透彻。
在沈从文的作品中，以少女为描述对象的作品有《雨后》、《阿黑小史》、《媚金·豹子·与那羊》、《萧萧》、《三三》、《边城》、《长河》等，尤以《边城》最为著名。温顺乖巧、多情执著的边城少女翠翠，集中了湘西自然、民族、人情中最为优美的成分。翠翠甫一出场，作品中就有一段精彩的描写：“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的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在这里，湘西少女翠翠生活在自然中，恬静的生活环境陶冶了少女的性情。翠翠常年随祖父在渡船上生活，祖孙二人渡着过往行人，过着清淡而孤苦的生活，皮肤也在常年劳作中变得黑中泛红，显示出力与美。作者把翠翠与自然山川灵气融为一体，使翠翠更加焕发出青春的气息。在边城，她的情感自然地涌向傩送，并不因为对方是富有的船总顺顺的儿子，而当大老二老同时出现在她的眼前时，她依然选择的是心仪的二老傩送，选择的是悲情的悠悠地等待下去。这种优美、自然的人生，展现出朴素动人的人性，在翠翠身上得到了真实的流露。
美丽的湘西大地养育出一个个勤劳、善良、精明、纯洁的少女，沈从文以《边城》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向我们呈现出一幅富于浓郁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风俗画，那种尊崇自然、敬畏生命、赤诚至爱的民族文化基因，充分体现在他笔下少女身上，更着重体现在懵懂的爱情面前，她们表现出的是矜持而又真诚的品性。最为典型的特征是苗族少女以对歌表白爱情的形式，这种在土家族、苗族青年男女中广泛流行的传情方式，淳朴自然，将一切美妙的话语都寄托在歌声里。作品《萧萧》中，萧萧的真正爱情诞生在花狗的歌声中“山大人小，到处是树林蒙茸，平时不知道萧萧所在，花狗就站在高处唱歌逗萧萧身边的丈夫；丈夫小口一开，花狗穿山越岭就来到萧萧面前了。……坐到萧萧身边来，要萧萧听他唱那使人开心红脸的歌。……终于有一天，萧萧就这样给花狗把心窍子唱开……。” 《月下小景》中的姑娘情愿与小寨主傩佑在歌声中幸福地死去，也不愿受土司王的野蛮而生活。《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等作品中都写到青年男女的真情如何在歌声中凝结成纯洁的爱情。《长河》和《三三》中，夭夭和三三在朦胧的爱情中表露出对新生活的憧憬，而这种向往似乎与凡世的物欲无关。沈从文通过笔下人物对自己生命的自由支配寄托了他对自然人性的礼赞。
这样的礼赞也给我们带来更多关于文化意义上的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就在沈从文笔下的少女形象身上得到充分体现，融化在湘西那片原生态般的苗族风俗与乡村生活交融的河流中，是湘西的温柔之水给了沈从文灵性，他便把这水的灵性重新嫁接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少女们，她们长得水灵，却从并不缺乏内心的坚韧。《边城》里的最后“翠翠辫子上扎了白绒，……忙把身子背过去拉船”，继续等待“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的二老。倔强的少女三三“好象不曾听到这个话，站起身来又跑出去了”。萧萧在经过一番“丢脸事情”后，日子仍在继续，最后的她“抱了自己新生的毛毛，在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通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 沈从文将烂漫多情、耽于幻想、本性率真的自然秉性全部赋予在了湘西少女身上，她们身上充盈着隐忍、悲哀、茫然，或喜或悲、或爱或憎，在封闭的湘西世界里，她们悄无声息地生，默默无闻地死，对生活似乎毫无还手之力，只能在朦胧的想象和默默的反抗与承受之中。她们虽然是自在的，自然的，却也是蒙昧的，在“不知有汉”的桃花源里，她们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沈从文对少女追求自由的人性表示出了深切的悲悯。
沈从文的作品富有如此的生命力，其中独特的自然美和奇特风情来源于湘西一带一直流淌着楚巫文化余风。鼎盛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文化，包含着巫风的独特精神文化风貌。从楚辞中就能透出楚国人民天真浪漫、崇尚热情自由的个性，这与楚地信鬼好巫的盛行有关。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提到：“楚信巫鬼，重淫祀。”巫，本来是原始的宗教活动，浪漫的楚人在过程中加进了艺术特征，因此大大丰富了楚文化的艺术境界，并且显得比儒家文化更具人情味和人性美。湘西这个稍显闭锁的特殊地理环境下保留了一部分楚巫文化的原生态。沈从文曾说：“湘西的敬神谢神仪式是诗核戏剧音乐的源泉，也是它的本身。声音颜色光影的交错，织就一片云锦，神就存在于全体。”沈从文的笔下，举凡经典的形象必是源于洒脱自由的灵魂，其不羁的行为中伴随的是真诚热烈的情感。他对湘西少男少女的爱恋采取的直观面对的态度，以肯定人的本性、肯定追求自然淳朴的爱为前提。少女的爱情在这里被诗化，这爱中带着坚韧执著，伴随着神性与魔性的人性内容，成为一种生命元气强盛和人性健全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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