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

在沈从文那高2.8米的五彩石墓碑背面，刻有张充和撰联并书的十六个字：“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这应是沈从文人生和创作最精辟的写照。

巴金说：沈从文是他最佩服的三个最有才气的作家中的一个。他笔下“湘西世界”的历史民俗风情和鲜活的乡土文化，吸引着无数读者和研究者的青睐和思考。中篇小说《边城》，把他的小说创作和人物塑造发挥到了极致，同时也为中国的现代文学画廊留下了一部不朽的传世名作。

文学馆收藏的作家手稿不少，且不乏大家名家的，唯沈从文先生的手稿不多。据我所知只有两部：

一部叫《跑龙套》，是一篇3400字的散文，用毛笔竖行书写，字迹工整娟秀，曾在1957年《人民文学》7月号上发表过。沈从文在这篇文章中说：“为避免滥竽充数的嫌疑，我常自称是个‘跑龙套’脚色。我喜欢这个名分，除略带自嘲，还感到它庄严的一面。……一个跑龙套的角色，他的待遇远不如专家，他干的工作却可能比专家还扎实些、沉重些。”这些文字体现出沈从文坦言直率的品质，也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境和心态。

另外一部手稿是关于鼻烟壶的，没有篇名，是我国鼻烟壶内画的著名工艺美术大师王习三先生2002年春天捐赠给文学馆的，这其中还有一段故事。

王习三原名王端成，1938年5月出生在衡水阜城县，1957年考入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分配到内画组，在著名的京派内画艺人叶祺和叶晓峰门下当学徒。从师三年，王习三熟练掌握了“叶派”内画技法，初步形成了厚朴古雅、浑厚大气的京派内画艺术风格。出徒后调北京工艺美术厂搞内画创作。正当崭露头角之时，“文革”来临，他被遣返原籍。在衡水阜城老家的岁月里，他没有放弃喜爱的内画艺术，多年来一直广泛借鉴京、鲁、粤内画流派之长，并将国画中的米皴、撕毛等画法和油画肖像技法引入内画，形成了浑厚高雅、轻盈飘逸的冀派内画艺术风格。

1979年8月，王习三作为冀派内画艺术的创始人，在北京参加“中国工艺美术创作及设计人员代表大会”，刚巧和沈从文先生分在一个小组。这次大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工艺美术界召开的最隆重、高规格的盛会。小组讨论时，沈从文发言提到了故宫的精美工艺品和早年藏品失窃的事（包括鼻烟壶），引起了坐在旁边的王习三的兴趣和好奇，他很想了解更多宫内有关鼻烟壶的情况，沈老讲完，王习三想向他请教，又怕打扰别人，就拿出随身携带的便笺写道：“沈老：请您把上次讲的关于“盗鼻烟壶”之事的大约时间、地点等情况简写一下”。之后递了过去，于是，沈从文便用流畅潇洒的文笔做了详尽的解答。这份珍贵的手迹一共6页，王习三珍藏了20多年，2001年两会期间，王习三和部分政协委员前往参观了新建成不久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看到馆中收藏了那么多珍贵的现代作家手稿文物，感触很深，回去后他觉得由文学馆来保存这份珍贵文稿更为妥善，也更有意义。于是，2002年3月来北京开会时，王习三先生亲手把它捐献出来。

沈从文这篇文稿写在“河北省衡水地区特种工艺厂便笺”上，内容很是精彩，这里不妨摘录一段：

我注意的，只是鼻烟壶（所谓料壶）仿翠玉的成就，因为涉及玻璃发展史的问题。以平板玻璃而言，到乾隆时还不曾普及，主要似乎是加工过程必需吹大再加热碾平，再镀水银。但较大的金鱼缸，则已能生产，不仅红楼梦上提到，我还有机会见过。当时不过四元钱即可得到。式如下（沈从文先生在此画一小鱼缸图——笔者注）约一尺径近磨料，因为不是一般平玻璃，是加工磨成小冰片而成。至于玻璃珠子则三千年西周已出现。战国已大量生产。东晋才发现吹成瓶类，隋才正式生产瓶子类（李静训墓出土），但唐代正式设官（在甄官署下设冶局），专烧五色玻璃珠装饰佛像。到宋还是大量出口品之一。但已有琉璃灯，照东京梦华录，梦梁录等均提及。技术上似仍不普及，所以明代宫中才大量制造“明角玻璃灯”。不太透明，但较结实。宋元重点都用在作假玉假宝石，清代则普及大量用到官服顶带上。鼻烟壶较早可能造办处烧造，作为赏赐用，记载相当多。但逐渐转为皇亲贵戚手头欣赏品，争奇斗胜，如汉人对于带勾的说法“宾客满室视钩各异”，因此各个料壶的品种，千奇百异，造办处以外，苏杨广都有新产品出现。但在加料上却彼此保密，在品种上为进展，在技术上则因保密而失传。 

只上面一段文字已可以看出沈从文作为一个文学大家、一个历史文化研究专家的广博知识和深厚功底，融会贯通深入浅出的比较研究，仿佛探囊取物信手拈来，绝非一般的文学家或文物专家所能比及的。

在这篇文稿里，沈从文提出了许多历朝历代可以引为内画题材的图谱、名画资料线索，如“赤壁图”、“兰亭雅集图”、“唐人会乐图”、“唐宋明人打马球图”，以及几十种儿童画类，还有黄庭换鹅、陶靖节种菊、周敦颐爱莲图、周处斩蛟图、西园雅集图等等供王习三参考。如借鉴用到内画鼻烟壶上都会有新意效果。沈从文还告诉王习三：自己曾过手上千种鼻烟壶，许多是在东安市场买的“处理品”，很便宜。有朋友带到英国，有些还上了英国的鼻烟壶杂志。

作家汪曾祺曾在一篇名为《沈从文转业之谜》的文章中说，沈先生之所以能在文物研究领域取得巨大成绩，是因为他“能把抒情气质和科学条理完美地结合起来”。

沈从文对文物产生兴趣要早于对文学的兴趣，年轻时在一个统领官身边作书记时就接触了大量的古瓷字画碑帖铜器等，这颗“棋子”对他后半生转而研究古代文化文物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当形势促迫他不得不重新选择人生之路时，他选择了文物研究。离开文学界后，沈从文一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后来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告别了喧闹的文坛，潜心于古代历史文化的海洋，让他在中国古代文物研究方面取得了斐然成果。留下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学术专著。

进入文物界后，沈从文曾几次有机会重返文坛。1953年他作为美术组代表参加第二次文代会，毛泽东在询问了他的工作身体后说：你还可以写点小说嘛。沈从文只以微笑作答。1958年，他参加了一次宴请文艺界人士的宴会，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也曾想请沈从文出山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被他婉拒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重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他曾想以张兆和堂兄张鼎和的事迹为创作原型，用长篇小说的形式表现一个共产党员在二三十年代的人生传奇，他已经开始深入生活，构思故事，终因难以割舍文物研究和无法面对当时的客观环境而放弃了。远离文坛种种，潜心文物世界，这一选择让他的内心既痛苦又轻松。他山之石，亦可攻玉，他想用后半生的才智和心血证明自己，“不是个吃白饭的公民”。

汪曾祺曾说：沈从文对文物的兴趣，自始至终是出于对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深爱。他的文学创作、文物研究，都浸透了爱国主义的感情。 一颗炽热真诚专一的心，是沈从文在几个领域都能取得斐然成就的最大要素吧。

沈从文还是个古道热肠的人，他愿意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为他人铺路架桥，“为各方面打打杂”。从王习三先生捐赠的沈从文文稿上，同样验证了这一点。

最后还想顺便提一句，文学馆还收藏有沈从文的十几封信，都是写给作家的，其中写给巴金9封，给巴金夫人萧珊1封，给丁玲两封，给沙汀1封，给师陀1封，给林湄1封。虽然数量不多，但这些信都是收信作家本人或亲属捐给文学馆的，写信的时间基本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和打倒“四人帮”前后两个时期，这也正是沈从文人生历程中“改行”和“归队”的重要年代，从这些信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家当年离开文坛的因由和30年后重返文坛的心境，是研究沈从文现象的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