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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恰逢《女神》出版九十周年。《女神》的创作是郭沫若文学活动的开始，也是中国新诗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节点。九十年后阅读《女神》，研究《女神》，仍然有着说不尽的话题。
孙玉石（北京大学）：
诗集《女神》的问世，创造社“为艺术”的文学的倡导，其要义，首先是对社会文明和文学发展自由精神的尊重。这在《女神》诗作里，在郭沫若和创造社的文学主张、创作实绩中，都得到鲜明体现。他们所鼓吹之个性，破坏，创造，凤凰涅槃式的“女神”之再生，成了那个时代自由精神的象征。它给社会与文学、给人们精神世界，带来的巨大冲击，是为当时文学界所感受，也是被后来历史所认同的。
《女神》燃烧和呼唤通过高扬叛逆抗争，获取人的尊严和自由的精神，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意义，九十年过去了，在一个物质不断发展丰富的社会里，如果没有了个人的尊严，没有了人创造的自由精神，也就失去了人生命本身的价值和意义。这就是不朽的《女神》，这就是写入文学历史记忆的创造社，穿越九十年的历史沧桑，至今仍然能够留给后来者们的一份精神遗产中所蕴含的永久性的光辉！
张恩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从新诗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胡适写新诗比郭沫若要早，但胡适只是找到了新诗的门槛，没有进去，郭沫若却进去了。《女神》的价值不在于留在“文学记忆”中，而在于它的生命力，它的青春激情到现在还感染着很多人。《女神》描写了在“阴秽的世界”中“宝刀也会生锈”及各种鸟类的丑态，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相当深刻，我们今天读来，仍能产生共鸣。这些年对郭沫若评价偏低，是不公平的。以前因为政治原因，我们故意压低了胡适，现在我们不能故意压低郭沫若。《女神》和郭沫若应成为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的重要资源。
高旭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女神》要放到中国诗歌从传统向现代的文体转型的文化语境中，才能看到它的巨大价值。中国诗歌从传统向现代的文体转型从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就开始了，而真正出现与传统诗歌断裂的白话新诗，实现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是胡适等人的白话诗倡导和实践的功绩。但是，胡适倡导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及其在《尝试集》中的实验，既无视西方诗歌抑扬格等音乐性的特征，也抹煞了中国诗歌自身的韵律，同时忽视了诗歌特有的象征、隐喻等技巧。郭沫若《女神》的出现，以其激情的喷发、格式的特别以及象征、隐喻等技巧的运用，使新诗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摆脱了胡适等人早期新诗那种不死不活的尴尬状态。稍后闻一多的《红烛》、徐志摩的《志摩的诗》是《女神》而非《尝试集》的精神苗裔。就此而言，《女神》在现代中国新诗史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当然，胡适在叙事文学中批判中国以大团圆为特征的乐观主义精神，却在韵文文学中批判中国传统的悲剧精神而提倡乐观主义，并在《尝试集》中进行了尝试，这种乐观主义诗歌精神也被《女神》继承下来。而被中国新诗放逐的中国文学的悲剧精神，却被鲁迅的小说继承下来并进行了现代的转型。也就是说，当小说被纳入中国文坛的正宗时，同时具有了中国正宗文学的抒情性与悲剧精神。这是我们在反思新诗发展的经验教训时不能不正视的。
王光明（首都师范大学）：
《女神》是20世纪中国诗歌的纪念碑，是新诗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历史环节之一。1919年以前胡适等人倡导的“白话诗”，其主要成就是促进了“白话”的普及，而不是更新了诗歌的感觉、想象方式。
《女神》改变了中国诗歌的取材、想象方式和美学趣味。首先是，提供了一个中国诗歌中从未有过的“自我”形象，从而为“新诗”建立了新的抒情据点。这是一个既通向破坏旧体制又通向新的感情表达方式的据点：从诗歌话语角度看，前者，是对传统价值与话语秩序的颠覆，通向“革命”，通向“破坏偶像崇拜”，通向《凤凰涅槃》式的旧世界与旧我的自焚；而后者，则建立一种以“自我”抒情为出发点的诗歌话语交流机制，通向“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的诗学主张。这种从“自我”出发的诗歌话语交流机制，改变了传统诗歌对情境关系的重视。在诗歌“说话者”、“听者”、“说的事物”三重关系中，强调的已不是言说者的感情对事物的融入，追求物我关系的和谐；诗人考虑的也不是在“言不尽意”的宿命中，面对语言与事物亲和与疏离的辩证；而是重视诗歌抒情主体的感受和情感逻辑。其次，《女神》确立了自由诗在中国新诗的特殊地位，开拓了诗体实验的广阔空间。自由诗不是郭沫若的首创，但可以说是《女神》通过“泛神论”赋予了它精神与写作上的自由，并使之得到了当时新旧纠结的诗界的广泛认同。郭沫若是新诗形式实验最多的诗人之一，不仅是自由诗，还有诗剧、散文诗，以及一些非常讲究建行建节和重视形式感的诗。这些都在之后近百年的中国新诗中得到了继承和延续。
刘福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如果说胡适做的是破坏性工作，郭沫若做的则是建设性工作。当下有些诗歌真正实现了当年胡适的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理想，但却很难说这些东西就是新诗，所以现在有些人一提起诗人，总带着鄙夷和嘲笑的口吻，这不能不更令人对《女神》肃然起敬，《女神》中的新诗才是真正的新诗。中国20世纪文学留给了我们独特的经验，这些“记忆”是我们的财富。
魏建（山东师范大学）：
《女神》已经出版90年了。90年来《女神》留给我们的是怎样的记忆呢？最容易找到答案的地方是文学史著作上有关《女神》的叙述，是一种文学史的记忆。从近年出版的五种文学史著作，我们可以看到，整体水平比过去的文学史各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可是，关于《女神》的叙述似乎变化不大。与40多年前出版的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进行对比，又找到30年来出版的几种文学史著作进行了比照，多是陈陈相因。在这些各式各样的文学史著作上，关于《女神》的叙述，观点差不多，提到的作品差不多，连使用的词语都差不多。这些文学史著作一以贯之的问题是，《女神》的记忆莫不是相似性的残缺。它们并没有关注《女神》中的全部诗篇，而只是其中非常有限的一部分作品，并不能代表《女神》的丰富形态。要想感知郭沫若在“五四”时期对新诗的多向度探索，仅看《女神》也是不够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女神>及佚诗》（蔡震编）中所收录的郭沫若《女神》时期发表的佚诗，比《女神》中的诗篇还要多，借助这些佚作才能复原中国新诗史上一段重要的历史记忆。即使对《女神》中非常有限的那一部分作品，文学史上的叙述也是曲解的。最大的曲解是都向《女神》索求思想的力量。然而，郭沫若在这部诗集中所唤起的主要不是理性的思考，而是情感的撞击、是旺盛的感觉力和丰富的想象力。这才是《女神》留给读者的最重要的记忆。
李怡（北京师范大学）：
《女神》的传统虽然不断为我们所谈论，但是其中的不少东西还是值得我们深挖。因为，其实这样的传统被没有在后来被我们真正继承，而又因为没有获得继承也就造成了中国文学的诸多遗憾。如《女神》的浪漫主义传统问题。
中国诗歌不乏抒情的漫长历史，也不乏充分的感伤和忧愁，但是，如何建构一个雄健的自我，一个充满主体意识的新世界，却是从“五四”开始的，而且就是在五四时代也并非蔚为大观，而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体验和追求，只有在《女神》中，我们才真正目睹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崛起的景观。
一部《女神》所写的就是生命主导于外部世界控制之上的精神自由，郭沫若在对于世界与人生所采取的“运动的创造”中，实现了对于古典诗歌种种陈旧的境界的突围。《女神》的自由还是一种绝对自我的自由样式。它甚至也没有过中国古人“物是人非”的那种感伤，对于眼前的这个世界，对于人生所可能出现的变化，诗人充满了无穷的信心，满怀着挑战的勇气和进取的热望。现代中国人精神的崛起在诗歌中第一个可以追溯的对象就是郭沫若，第一可以追溯的诗集就是《女神》。世界各民族进入现代文明在很大的程度上以对人的主体性的发现和肯定为前提，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以对浪漫主义的文化传统的发扬为前提。浪漫主义的文化传统不仅之于文学发展，而且之于一个民族的意义正在于此。在《女神》已经出版九十年的今天，重提其中的浪漫主义传统不是一件多余的事。
李晓虹（郭沫若纪念馆）：
《女神》是郭沫若青春时期的心灵之歌，真实反映了其复杂的感情：既有对于压抑的环境的诅咒批判与破坏的呐喊，对于涅槃后重生的新世界的向往与赞美；同时，也有许多是直接面对生长和死亡等人类永恒主题的。后者或许并没有明显的时代意义，但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才更能超越国界、超越时间而具有历史的穿透性。从韩国文坛对郭沫若诗作的选择可印证这一点。
1922年至1923年间，韩国作家翻译家梁白华在刚刚创刊的《东明》杂志上先后翻译介绍了郭沫若、胡适、田汉、沈尹默、康白情等人新诗，其中郭沫若的作品有《司春的女神歌》、《春天来了》（此诗以日语发表于日本大阪《朝日新闻》，未收入《女神》）和《死的诱惑》，从数量上看，郭沫若作品梁白华译诗中最多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梁白华选择并介绍给韩国读者的并不是我们国内文学史中反复提及高度评价的那些表现破坏与创造的时代精神、摧枯拉朽、气势恢宏的作品，上述诗歌或者歌颂春天，赞美五颜六色的花朵、发了芽儿的种子，在大地的祝福中自由地生长的万物，一派生命的清新景象。或者直面死亡的诱惑，在小刀、大海的召唤中向往着轻轻地除却各种烦恼，亲切、轻松的口吻让死亡变得温暖诱人……这些诗作意象丰富，笔调清新，表达的情感看似简单，其实深入到生命深处的复杂体验：直面生长和死亡、生命的欢愉和痛苦这些文学的元命题，从而走向心灵，也走向世界。
《女神》中这一类作品，应当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
周靖波（中国传媒大学）：
研究《女神》，还要重视郭沫若《女神》时期的佚诗，因为《女神》毕竟是个选本，只有将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新诗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才能揭示诗人的全部创作风貌。目前已经收集整理出的《女神》时期的佚诗（见《〈女神〉及佚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不仅篇幅与《女神》相当，而且在艺术风格上也形成了与《女神》互补的格局。从佚诗中，既可以看到郭沫若对诗体探索的丰富性，美学趣味的多样性，也可以看出他从传统走向创新的创作轨迹。看到传统形式与现代情怀之间的剧烈冲突，催促着诗人去探索新形式的过程。从中我们可以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为什么《女神》的诗成了诗人表达“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的最便捷的方式。佚诗中许多表达亲情、体现科学精神等的内容也值得重视，他们是对《女神》的一种补充。而一些更加自由的形式探索，也可以放到更大的语境当中加以考察。
张勇（山东师范大学）：
郭沫若在《女神》时期创作的许多佚诗没有编入《女神》，而被弃选的篇章绝大多数是人生事态的简单感受和一些旧体诗呢，何以如此呢？《女神》真正出版的目的是什么呢？这需要考虑到《女神》的出版目的与出版过程。郭沫若选编《女神》并不是在一个充裕的时间内完成的，泰东图书局出版《女神》又有借此重振局面的考虑，而此时，亚东图书局已经占据了“新诗”出版的前沿阵地，所以从出版角度考虑，需要从诗歌的内容与创作形式都能标异求新。于是，不同于当时新诗创作简单吟唱自我情感的诗情丰沛的新诗创作便成为郭沫若编辑《女神》的首选，而那些着重表现家庭困顿与亲情的作品则基本上都在摒弃之列。为了突出显示出《女神》的特异性，郭沫若还将其命名为“剧曲诗歌集”。正是这样的变异使得《女神》出版后引起轰动，取得了出其不意的效果。所以《女神》问世的经过，也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
蔡震（中国郭沫若研究会）
《女神》是“写”出来的，不是“作”出来的，是一个在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写出来的。这一历史情境实际上表明，《女神》这样的自由体诗歌，在当时国内的文学环境中（尽管新文学在一些方面已经有了实绩）是不可能出现的，尤其是文人刻意“尝试”新诗体的创作所“作”不出来的。郭沫若写《女神》中最初的一些诗篇时，甚至没有意识是在创作新体诗歌，而只是为的宣泄内心“郁积”的情感。他在精神上享有“决端”的自由，又身处由西方文学影响而发展繁盛起来的日本大正年间的文学环境中，所以才会有《女神》的出世。与此同时，在郭沫若明确意识到自己是在运用诗歌这种文体形式来抒情言志，他也并不为自己已经写成的诗作所拘囿，不断进行各种尝试。这在《女神》，还应该包括与《女神》同一时期创作出来的郭沫若的诗作中，是可以清楚地看到的。这是《女神》留给新诗历史最重要的东西。
九十年后的《女神》已经是一个关于文学的记忆，是一个历史存在，它有文学史的意义和价值，对它的研究首先是一个文学史范畴的研究，要放在历史语境中。另一方面，当代人研究《女神》，必然有当代的价值判断与审美判断，有当代的学术语境，所以《女神》也才具有当代性。但这两者不应混为一体，也不能相互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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