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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与画家的交往，对于绘画艺术的关注都由来已久。上世纪20年代，在刘海粟冒传统观念之大不韪，在艺术院校里开设人体写生课的时候，郭沫若就是最早为之大声疾呼，大力维护的一分子。他对于金文甲骨的研究，更是从翻译德国学者的《美术考古一世纪》入手，借鉴了世界艺术史研究的新方法，而在中国的古文字、古代社会研究上独辟蹊径的。
他多次谈论过艺术领域中，外来思潮和民族遗产相的结合问题，认为在各个不同艺术门类中，绘画艺术恐怕是最不容易使二者融合的了，无论是精神层面还是技法层面，差别都非常大。所以他的观点是，理论探讨未必能解决问题，根本的出路在于通过实践，在画的过程中感悟探索，在创新中求得渗透和交融。
画为书祖
和父亲同时代的画家，有许多大家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徐悲鸿、傅抱石、李可染、关良，无一例外，都是学习西画的先行者，又是把中国画推向新境界的开路人。尤其是抗战时期在重庆那段时间，父亲和这些画家聚首一处，虽然条件艰苦，但是捍卫民族文化的创新意识却没有被饥饿和日军的空袭扼杀。1944年12月父亲在为李可染画展所写的一篇专论里，大胆断言：“一种新绘画正在产生之中，即整个的艺术的新时代正在开始，正如全艺术界，全文化领域的各部门，因为系统不同的思潮的接受，消化，使传统的东西都在变化，陡增提高一样”。文章以李可染为例，说：“可染本擅长西画，而近十年来则多注其心力于国画，其用力之深，格调之高，虽斯界大家，无不交口称誉，他的国画里正适当地融合着西画的精神，技法，可以看出一个新的国画的前途，也就是一个新的绘画的前途了。”
父亲不光喜欢欣赏这些画家的作品，还留下不少别具风味，相得益彰的诗画合璧之作。早些年，曾经和郭沫若纪念馆的同事们合作，编过一本《郭沫若题画诗存》。当时正好在父亲的手稿里发现一首佚诗，一首十六句的古风：
画为书祖，书为画余。先画后书，部得其居。
花束澧浦，草拟唐初。芳分秀布，王者奚如。
鼓琴鼓瑟，悠扬其音。鱼出于深，鸟飞自林。
琅玕作伴，琼浆泛澜。一拳缱绻，两仪斡旋。
开头四句，直截了当地说明题诗与绘画的关系。画是中国文字之源，题画同样如此，当以画为主，以画为先。后面的诗句，从“花束澧浦”到“琼浆泛澜”，是在谈题画的感受，谈他在画境里的神游：犹如佩戴着花环在澧水岸边徜徉，弦歌不绝于耳，秀美芬芳满目。鱼游水底，鸟飞林间，奇石作伴，醇酒飘香，落笔自有唐人意象，即便是王公贵族也未必有如此至尊的艺术享受。
这是父亲1964年秋天拟写，准备由母亲来誊写的底稿，连最后的“沫若撰辞 立群题字 一九六四年九月七日”的落款都拟好了。这种款式在母亲的书法作品中比较常见。
发现这首佚诗，真是庆幸异常，用它来作《郭沫若题画诗存》的开卷之篇，简直是再恰当不过了，甚至可以说这是父亲对整理编纂这本书的首肯和赠予。但同时，心中又不免有一丝疑惑，既然诗稿都拟好了，怎么却没有看到母亲录写的墨迹呢？……我们只能推测，而心中最期待的结果是，母亲已经把这首诗录好，然后被在场的某位朋友收藏了。如果真是这样，就可能有一天重新发现这份墨迹，把父亲当初的构想完整地呈现出来。但是现在，还是只能为《郭沫若题画诗存》的卷首加一个说明，免得误导了读者，书里这首《画为书祖》的诗是郭沫若拟的，手迹也是郭沫若本人的。
题齐白石 赠张孝骞
《郭沫若题画诗存》收录的题画作品不到80件，更多的题画作品原件已经无处可寻。为了弥补这些缺憾，书后附录了的郭沫若题画作品的存目。存目有170条，其实170这个数字也不完整。近些年，在一些画家的作品回顾展，或者拍卖会上，又有新发现，最难得的是题齐白石《九鸡图》赠张孝骞的一幅。
这幅《九鸡图》是1996年12月出现在一个拍卖会的预展上的，题画的布局很不一般，题画的经过也很有故事，至于其后的停拍撤拍，物归原主，就更加几经波折了。
其实作品原本没有标题和上款，“九鸡图”是后人根据画面内容约定俗成的，左侧只有“九十一岁白石”的落款。画的上部一枝碧桃斜垂，花枝上有点点桃红，簇簇叶绿。花枝下，九只小雏鸡有远有近，唧啾有声，春意暖暖，其乐融融。
父亲的字写在画外的绫子上。右上方写“张孝骞教授惠存”几个行楷大字，以下是双行小字，分布在左右两侧的绫边上：“教授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兼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从事医学工作已四十年，今年满六十五岁。北京协和医内科全体同志献此画为寿，嘱为题识，谨成诗一首博粲。天上碧桃红烂漫，群雏欢喜乐春风。医为仁术增人寿，济世同期进大同。一九六二年冬日 郭沫若”。
齐白石过世于1957年，这张画应该是老人1953、1954年间的作品。据说，画是1962年协和医院内科同志们自费在荣宝斋购买的，买来时就已经裱好了。但是这份礼物的挑选、构思都费了不少心思。张孝骞是长沙人，齐白石是湘潭人，给礼物平添一番浓浓湘情。张孝骞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郭沫若是中国科学院院长，由郭沫若题跋，又使画里画外多了不少时代气息和同志情意。
父亲了解齐白石的画最讲究留白，如果把字写在画面上，即便再好的书法也会破坏画的结构。所以他特意把字全部写在画外，对白石老人艺术风格的尊重，可见一斑。诗的前两句“天上”“群雏”概括了画中景物；又用“医为仁术增人寿，济世同期进大同”两句，称颂了张孝骞的学术人生，把协和内科全体同志的心意高度浓缩在了这首绝句里。一幅画，也成为齐白石、郭沫若、张孝骞三位大家的一次难得幸会。
张孝骞教授钟爱中国传统文化，这张画被悬挂在家里最醒目的地方。文革期间，张孝骞不多的几件藏画被红卫兵洗劫一空。“文革”过后退还查抄财物，《九鸡图》却不在其中。为此，张老曾向给医学院党委正式提出，希望帮助寻找下落。张孝骞说过，在被抄走的东西中最令他惋惜的就是《九鸡图》。他惋惜的不仅仅是画本身，还有这幅画所象征的被张老称之为“协和医院黄金时代”的消失。尽管各级相关部门积极配合，但是事不遂愿，直到1987年张孝骞教授病逝，《九鸡图》依然不见踪影。
张孝骞过世九年以后，《九鸡图》意外出现。1996年冬，北京一家拍卖公司举行“岁末艺术精品拍卖会”，作为重头拍品之一的就是这幅丢失多年的《九鸡图》。在临近上拍的时候，医学院及时得到公安部门的介入，制止了《九鸡图》继续上拍。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拍卖公司终于同意把《九鸡图》送交北京市公安局。
1997年3月21日，《九鸡图》交接仪式在协和医院举行。由于此前张教授的后人已经决定将《九鸡图》无偿捐献给协和医大协和医院作永久性收藏。因此，先由公安部门《九鸡图》交还张孝骞亲属，再由亲属捐赠协和医院，两次交接合并举行，仪式格外隆重。为了证实这件作品确实是原作，我还参加过一次鉴定。
诚然，无论是张孝骞、郭沫若、还是齐白石，都不会知道后来的这段曲折，但恰恰是这幅题画作品的失而复得，使它聚合了更深厚的文化内含，会把一份对艺术、对科学、对知识的尊重久远地传递下去。
论关良的戏剧人物
郭沫若与关良，在他与画家交往中是时间最长的一例了。“良公与余交二十余年矣”，这是郭沫若1941年9月30日为关良戏剧人物长卷所写跋文中话。所谓“二十余年”，要从1917年说起。关良这一年去日本留学，1923年从东京太平洋美术学校西画系毕业。这五年多时间里，郭沫若也在日本，一面继续着医学学业，一面和成仿吾、郁达夫、田汉等人掀起文学浪潮。1923年郭沫若和关良同年大学毕业，回到上海。郭沫若投入创造社刊物的编辑和文学写作，也被邀请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艺术大学去讲演。这两所学校，正好是关良回国后曾经任教的地方。同步的生活轨迹，当然，对与艺术创造和社会使命感的认同，自然是其更深一层的原因，使关良很早就成为创造社中的一员，为《创造周报》等出版物作美术编辑。
北伐时期投笔从戎的创造社同仁，不仅有父亲、成仿吾，还有关良。父亲先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关良的职务是宣传科艺术股股长。他们和政治部的全体人马一起跟随在叶挺率领的铁军后面，长途跋涉，兵临武汉，参加了攻打武昌的战役，又一番出生入死的共同经历。回忆北伐征途，父亲评价关良“非徒以蛰居艺术之宫而满足者”，他一路拿着画笔，对反动军阀“加以无情的暴露和打击”。
1940年底父亲与阔别十余年的关良在重庆重逢。由于生活艰难，油画创作所需的画布、画笔、颜料稀缺，不少西画出身的画家开始转向国画。关良从青年时期就喜爱京剧，加上幽默、辛辣的川剧味道，他在戏剧人物画上创出了属于自己的国画风格。1941年这些独创初次出现在画展上，很多人还来不及消化接受，父亲就在一幅长卷的题跋中称道：“观此长卷，以旧剧体态为题材，笔力简劲，妙能传神，可谓别开生面矣。”随后，父亲又连续为关良的一批戏剧人物画题诗、作跋，《黄金台》、《宋江与阎婆惜》、《打渔杀家》、《击鼓骂曹》……，光收入《郭沫若题画诗存》的就不下十件。
1947年1月底，关良在上海举办画展，《文汇报》刊登了父亲的《关良艺术论》。父亲借此机会阐述他对中西绘画的见解，认为中国画讲究从内在的灵境出发，在平面中蕴蓄无尽，富于潜在的神秘感。西洋画着眼于外在的实体，在立体中发挥到极致，富于外铄的印象感。中国画的部分技巧不及西洋画，而西画在意境上大体不及中国画。最后，文章落在对关良的评价上，说关良有深固的西画根底，更深入国画的堂奥。他的作品富有一种极大的创作感，“他以西画作躯壳，国画作灵魂，以西画单纯明快坚实浓郁的技巧，来表达国画恬静洒脱淡雅超逸的神韵，企图创造一种时代的，前进的，发扬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新绘画，但他决不是‘折衷主义’者，因为他的目的在创作。”“从他的作品中，可以见他的人格高，画格更高，他的作品，充满了人生感”。
关良把抗战以来积累下来的十余件父亲的题画卷轴和1947年《关良艺术论》的原稿，一直珍藏在身边，不幸这批东西却在十年文革中遭遇不测。等到落实政策的时候，归还的却不足一半了。所幸作于1941年9月的戏剧人物长卷居然还在，这是郭沫若题关良戏剧人物画的第一件，可谓不幸中的万幸。我们在翻拍时看到1977年初关良为这幅画卷补题的跋，跋中写道：“沫若同志素爱余画，为题诗跋者多卷，并有专文论余画”。“此画及论文余珍藏多年，战乱频仍，辗转流离，未感或失。惜乎四害横行之日，艺苑备受摧残，画卷及郭老论文俱已不存，所幸尚留题跋，沧海珍珠，弥足珍贵。”
1977年11月底，父亲收到关良的来信，提起抗战时为戏剧人物题诗作跋的往事。信中不仅抄来为《宋江与阎婆惜》的题诗，还寄来一幅新近完成的《水浒》人物画——鲁智深，请父亲为新作配诗。这时的父亲由于肺炎多次复发，加上脑血管硬化，笔握在手里已经不那么听话了。《宋江与阎婆惜》的原作已不复存在了，重读来信中抄录的36年前的那番嬉笑挖苦，不胜今昔——“别人并不爱你，但你偏要卖你的老气。我实在不爱宋江，他并不英雄，也不侠义，彻头彻尾，是一个假仁假义、欺己欺人的浪子。”再看关良新作的鲁智深，手提禅杖无拘无束、虎虎生机浪迹天涯，几行诗句如同一阵清风袭来：
神佛都是假，谁能相信它！
打破山门后，提杖走天涯。
见佛我就打，见神我就骂。
骂倒十万八千神和佛，打成一片稀泥巴。
看来禅杖用处大，可以促进现代化，开遍大寨花。
诗的腹稿起草好了，父亲却担心手抖，非但不能“锦上添花”，反倒“佛头著粪”，破坏了原作。所以另裁了一条宣纸，把诗写在上面，连字带画一起送还关良，方便他装裱的时候自行拼接。
这幅《题关良同志画鲁智深》是父亲书画题跋的落幕之作，作于辞世半年前。的确，从翻拍照片上看，题诗的笔迹很颤抖。可是每当重读时，“骂倒十万八千神和佛，打成一片稀泥巴”的那份痛快淋漓，还是让人感觉他心中的豪情不减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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