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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说，郭沫若都应该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之一；与此同时，他又是在一些方面让人们感觉有巨大落差，以至被非议的人物。所以，他在给现代中国留下一笔精神财富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文化思考。
郭沫若一生走过漫长的行旅，所涉足的领域非常之多，而在每一个他所经历的时代与涉足的领域又多会搅得风生水起。这绝对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存在，是一个很难以一言蔽之的人物，也就是一个不免会见仁见智的人物。但不论怎样，要真正认识这个人物，或者说解读这一历史存在，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了解郭沫若的精神个性。
“脚踏实地而神游天外”，这是郭沫若一首以水牛为抒情形象的诗中对于其品性的概括，正可以用来描述他自己的精神个性，准确地说，是他精神个性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既脚踏实地，又总是“神游天外”。这与他笔下有着自况意味的历史人物屈原，异曲同工。郭沫若是这样解读屈原的：他，“并不是一位纯粹的思想家，而是一位卓越的艺术家。他在思想上尽管是北方式的一位现实主义的儒者，而在艺术上却是一位南方式的浪漫主义的诗人。这两者在他的作品中，在他的人格中，老实说是相合无间，并显不出怎么的矛盾的。”
郭沫若是以新诗《女神》的创作踏入文坛，开始了一生的文化行旅，但从那时起，诗之于他，便不仅仅是艺术。“我的诗便是我的生命”。诗歌就是人生，是他对于人生一种感知、体认的过程和表达、记录的方式。在郭沫若看来，“宇宙全体只是一部伟大的诗篇。未完成的、常在创造的、伟大的诗篇”。所以，他创作《女神》，为的是寻找与自己“振动数相同的人”、“燃烧点相等的人”。1940年代末，郭沫若在把抗战后期写出的诗歌作品编为《蜩螗集》时，直截了当地说：它们“作为诗并没有什么价值，权作为不完整的时代记录而已。”
郭沫若在本质上是一个诗人。这一精神特质，贯穿其一生未曾改变。在他的诗人品性中，最核心和最可宝贵的是浪漫主义精神。这并不是诗学和审美意义上浪漫，而是表现为一种具有浪漫精神的情感方式与思维方式，其主要内涵是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
在《女神》中，郭沫若借“女神”再创世的神话，热烈呼唤理想世界的创造：“我们要时常创造些新的光明新的温热”，“我们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女神》的抒情主体是一个“开辟鸿荒的大我”形象：“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效法造化底精神，我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我自己。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我萃之虽仅限于我一身，放之则可泛滥乎宇宙。”这个“大我”就是“女神”，就是创造新世界的英雄。《女神》歌唱的主旋律就是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
在郭沫若的精神世界中，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是相互依存的。理想主义表达的是诗人关于人生、社会的思考，英雄主义表达的则是关于自我的思考。英雄主义以理想主义为寄托，为追求；理想主义则靠英雄主义变为可能和现实。所以《凤凰涅槃》反复咏叹“一切的一”与“一的一切”，“生动呀”，“和谐呀”，“悠久呀”！郭沫若在那时还只是一个个性主义者，但他追求的是理想自我的实现：塑造“圆满的人格”，涵养“美的灵魂”，在“灵与肉”两方面都发展到完满的地步。有了理想自我的实现，从这里出发，才有理想社会的实现。
应该说，英雄主义是郭沫若浪漫精神中极具有个性特征的内容，没有英雄主义，也就没有了郭沫若的浪漫。它甚至凝结为一个英雄崇拜的情结，流淌在诗人的血脉中。它在郭沫若此后的文学创作、革命活动、学术研究，乃至其人生行旅的几乎各个方面，都或隐或显地发生着影响。
这样一种诗人的浪漫之于郭沫若，并非一个精神上的乌托邦。他如同自己笔下的屈原一样，在思想上又有“现实主义的儒者”的一面，即，秉承了儒家思想执著于社会人生现实的精神传统，乃至做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当郭沫若真实地接触到“水平线下”的中国社会，发现仅仅依靠理想的热情和张扬个性解放，并不能改变严酷的社会现实时，他毅然决然地“转换”了方向：“要发展个性，大家应得同样地发展个性。要享受自由，大家应得同样地享受自由。”“在大众未得发展个性、未得享受自由之时，少数先觉者倒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为大众人请命。”在凛然宣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后，郭沫若从热心从事的文学活动抽身而出，投入到国民革命的北伐军旅中。
从“神游天外”，到脚踏实地，从浪漫诗人，到一个大幅度“转身”而为戎马书生，郭沫若精神个性的两个方面，“相合无间”地划出这样一段人生轨迹。这无疑让他成为那一时代的弄潮儿，此后，这也便成了郭沫若演绎人生的特有方式。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被迫流亡日本，在作为政治流亡者被日本警方监视居住的情况下，他很快转变人生角色，沉潜于历史学与金文甲骨之学的研究中安贫乐道。“卢沟桥事变”发生，他不但别妇抛雏毁家纾难，而且中断了已臻一家之说的学术活动，全身心投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化宣传组织工作。抗战胜利之后，再到建国之后，郭沫若的人生旅途中又不断经历这样的变化。他总是能在文学（学术）与社会政治活动之间从容出入，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角色之间腾挪转换，或是兼及二者而达到一个角色的平衡。
郭沫若的精神个性，无论是浪漫的一面，还是执著现实的一面，都对人生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因而在他一生的几乎每一次社会角色担当或是转换中，人们都能感觉到他在历史进程中主动搏击的姿态。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说，郭沫若个人的每一次社会角色担当或是转换的背后，都存在有一个历史的动机：时代需要，也可以成就这样的人物；社会人生需要，也必然会塑造这样的角色。所以，郭沫若个人的人生选择，其实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他要契合于历史进程的趋势，那也是时代对于个人的选择。
郭沫若富于理想精神与英雄情怀的情感方式、思维方式，常使他在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孕育着一种巨大变化的躁动时，便敏感到这一变化的时代涵义，从而做出选择。所以他不无自豪地说：诗人是应该领着时代走的。与此同时，他对于世事变化的认知，也常是开始于情绪化的感性思维，秉持着情感化的价值标准，并据此而得出某种决断。然后，才有深入进去的理性思考，当然，也就免不了有所修正，有随后的改变。这之间自然是有得亦有失。
那么，就个人行事的动机而言，郭沫若所做出选择，是不是包含有对于时势的迎合呢？我想到抗战期间郭沫若从日本只身回国，又一次做出人生道路的选择之后写的一首诗。那时他已经就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在决定任职之前他曾十分犹豫，因为不久前他还在婉转责备老友郁达夫不应跻身官场甘当一介“俗吏”（指郁达夫在陈仪手下任职事），就任之后也有人对此有所非议，毕竟他又回到蒋介石治下（当年他是以反蒋而流亡海外）。郭沫若在诗中这样写道：“海外漂流十二载，沟壑随缘元尚在。耻食周粟入西山，誓不帝秦蹈东海。犹然俯首拜公卿，只为神州锋镝惊。豹死留皮供践踏，谁顾区区身后名。”
这可称是一首明志的诗，并且这首诗从未刊出过，至今不为人知，那么这些诗句应该是最直接地反映了郭沫若在人生旅途上做出那样一个选择的时候，其真实的精神心态。那里跃动的是一颗浪漫诗人的赤子之心。之所以以此为例，因为郭沫若在抗战时期所选择的这一条亦文亦政的道路，实际上一直延续到他的整个后半生。在建国后，乃至在十年动乱期间，郭沫若所经历的世事变迁中，我们不是可以看到相似的历史情境吗？
社会历史的进程不会一帆风顺，总是力图走在时代前沿的郭沫若，当然也就不会一直褒有“好风凭借力”的得意。他也会随着历史进程的跌宕而沉浮，甚至陷入到一种带有悲剧意味的情境中。他的浪漫精神可以演绎出崇高，也可能会遭致骂名，相距近半个世纪的两次“凤凰涅槃”即是如此。
郭沫若精神个性中执著现实的一面，使得他的理想主义从来不是停留在纸上的空洞的呼唤，而是渗透在实践意识中；他的英雄主义也不是仅仅在文学作品里“夫子自道”的自我表现，而是充盈在行动意志中。这就是他一直强调的创造精神。
青年时的郭沫若曾迷恋过尼采。尼采说：“上帝死了！”郭沫若则说：“让我们从上帝贪懒偷闲的第七日上做起。”五四时期的郭沫若是这样做的:他秉着一股“创造者”的热情，要创造新文学，开拓新诗歌，用现代思想阐扬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力图以“文艺复兴”式的努力从事现代思想启蒙，希望藉此而使中华民族获得“性灵的复活”。五四以后他还是这样做的：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投身北伐军旅，直接参加社会政治革命的实践。亡命日本时期他仍然是这样做的：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之先行者；进行古文字研究，在草创期的甲骨文研究领域成“甲骨四堂”之一……
对于传统思想文化，郭沫若主张“利用我们的优秀头脑，批判地接受既成文化精华，努力创造出更高一级的新文化”。对于外来的科学文化，郭沫若很早就提出：“翻译的时代应该已经过去了，”今天的“途径应该是科学的中国化。要使科学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从那儿发育出来，开花结实。科学的理论和实践要能和中国的现实生活配合得起来，要使他不再是借来的衣裳，而是很合身的剪裁，或甚至是自己的血肉。”纵观郭沫若一生，古今中外他涉足诸多领域，其兴奋点总在不断转移，在文学创作、文学活动方面如此，在历史学、古文字学研究方面如此，在社会活动领域同样如此。虽然他不一定在每一个涉足的领域都做到最好，但他都是怀着一种创造历史的心态和追求去做了，并且总能有所创新。
随着时间、学识、阅历，还有客观政治文化环境的改变，郭沫若曾有的冲动、孟浪、无所顾忌，渐渐被消融了，但是贯注在他浪漫激情中的创造精神依然如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郭沫若热情呼唤科学工作者：“科学也需要创造，需要幻想，……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一个人一生不能没有一点浪漫精神，不然，人生之旅就太循规蹈矩，太平淡乏味了。一个民族更不能没有一点浪漫精神，尤其是像我们这样有着太悠久的历史和厚重传统文化的民族，否则就容易失去活力，失去创造精神。这应该也是郭沫若留下的一笔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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