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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朋友之约，我编选了一册《茅盾评说八十年》，今年4月已作为金宏达先生的“名家评说书系”的一种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在编选此书的过程中，我较为系统地浏览了多年来茅盾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对茅盾评说史有了一些粗浅的看法。现在就将这些看法写在这里与读者分享。
作为作家的茅盾被评论是自1928年2月开始的。最早评论茅盾小说创作的是白晖的《近来的几篇小说》。该文发表在《清华周刊》第29卷第2期上。从这篇文章算起，关于茅盾的评说至今已有80余年的历史。在这80余年的茅盾评说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不同意见之间的分歧和争鸣。由于茅盾及其作品与政治本来就有着不结之缘，所以这些不同意见的分歧和争鸣，虽然表面上常常是在讨论艺术方面的问题，但多数情况下却体现着评说者的政治态度。也因为此，对茅盾评价的变化以及一些争议的发生，往往也与不同时期的政治风雨有着密切的联系。
茅盾最早的小说创作是1927年至1928年写出的《幻灭》、《动摇》和《追求》。这三部中篇发表后不久，就遭到来自钱杏邨、傅克兴等太阳社和创造社成员的批评。从1928年至1930年，伴随着与茅盾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他们对《蚀》三部曲作了连续的猛烈的批评。这些批评虽然也涉及到取材和艺术技巧等问题，但毫无疑问，三部曲中流露出的作者在大革命失败后产生的幻灭悲观情绪是被批评的重点。
不久，茅盾恢复了对中国革命的信心，在1932年前后连续写成《林家铺子》、《春蚕》和《子夜》。这些作品发表后，很快得到以左翼文化人为主导的批评界的好评。最早给予《子夜》以高度评价的是瞿秋白。他在发表于1933年4月的《〈子夜〉与国货年》一文中认为：“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除了《子夜》，瞿秋白对表现了大革命中复杂政治局面的《动摇》也欣赏有加。他在就义前所写的《多余的话》中，曾动情地写道：
“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
“最后……
“……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非常有意味的是，同样将茅盾的作品与曹雪芹的《红楼梦》、鲁迅的《阿Q正传》排列在一起的还有鲁迅。他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谈到“国防文学”问题时写道：“‘国防文学’不能包括一切文学，因为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学，除非他们有本领也证明了《红楼梦》，《子夜》，《阿Q正传》是‘国防文学’或‘汉奸文学’。”瞿秋白和鲁迅对茅盾作品的这些正式和非正式的评价，足以反映出茅盾小说在当时左翼文化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当然，赞扬茅盾小说的并非只有左翼批评者。一些不抱偏见的非左翼文化人对《子夜》也多持赞赏态度。朱自清在《〈子夜〉》一文开头就说：“近几年我们的长篇小说渐渐多起来了，但真能表现时代的只有茅盾的《蚀》和《子夜》。”而在这篇文章的末尾，他对《林家铺子》、《春蚕》等小说也表示了首肯。曾是学衡派主将的吴宓也在其《茅盾著长篇小说〈子夜〉》中称，《子夜》是“近顷小说中最佳之作也”。30年代对《子夜》取基本否定态度的评论很难见到，只有已经退出“左联”的韩侍桁是个例外。他在《〈子夜〉的艺术思想及人物》一文中曾带着嘲讽口吻写道：《子夜》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他的伟大只在企图上，而没有全部实现在书里”。对此，冯雪峰很快就撰写了《〈子夜〉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一文予以反驳。
进入40年代，对茅盾的评说有了新的进展。他新创作的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腐蚀》和剧本《清明前后》发表后，很快得到较为深入的研讨。1945年6月前后，许多文化人还以祝寿形式纷纷撰文，赞扬茅盾所取得的文学成就。这一时期，只有在政治上由左翼转为右翼的郑学稼在他的《茅盾论》一文中闪烁其辞地表达过敌视茅盾的言论。
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国大陆的茅盾评说仍继续着30、40年代的评价方向。由于担任文化部长职务，茅盾不再有新的创作问世，加之建国后较为拘谨的文坛气氛和新文学史已经成为学术研究对象，茅盾评说也就由同行评论转向了学院化研究。在这一时期，除了研究茅盾的学术论文时有发表外，一些学术性或者学术与普及相结合的有关茅盾的著作也开始出现。吴奔星的《茅盾小说讲话》、叶子铭的《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邵伯周的《茅盾的文学道路》都出版于50年代。同时，在50年代出版的几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也都有对茅盾创作的较为充分的评述。
然而到了六十年代中期，茅盾和他的创作再也难以被极左思潮的容忍。1965年初，茅盾不得不辞去文化部长的职位。而到了这一年的春夏之交，报刊上就出现了大量批判夏衍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林家铺子》的文章。虽然表面上只是批判电影，但实际上小说作者也难脱干系。不久十年动乱开始，茅盾评说从此陷入停顿。
与中国大陆茅盾评说者处境困难不同，从50年代到70年代，境外的茅盾评说显得更为活跃。苏联的索罗金、捷克斯洛伐克的普实克、高利克、日本的尾坂德司等，都对茅盾及其作品进行过介绍和研究。另外，这一时期台湾的李牧、香港的司马长风和美籍华人夏志清等也在他们的著作中发表过对于茅盾及其创作的意见。
从1977年开始，茅盾研究在中国大陆得到恢复。1981年3月茅盾离世，茅盾研究却在80年代得到了空前发展。1983年中国茅盾研究学会（后改名为中国茅盾研究会）成立。此后全国性茅盾研讨会议经常性举行，盛况空前。茅盾研究高潮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而其研究成果的出版高潮则一直持续到90年代。这一时期又涌现出一大批卓有成就的茅盾研究人才，如孙中田、丁尔纲、庄钟庆、李岫、万树玉、查国华、王嘉良、李标晶、唐金海、钟桂松、孔海珠、曹万生、翟德耀等。据不完全统计，此间出版的介绍和研究茅盾的书籍已近百部。
然而历史是如此的吊诡，多年受到极左思潮压制的茅盾刚刚在思想解放的春风中重新得到大家的首肯，很快又要面对来自另一方面的责难。1988年和1989年，在“重写文学史”旗帜之下，短时间出现了一系列文章对茅盾及其作品展开猛烈批评，首当其冲的是他的代表作《子夜》。这些文章的作者指责《子夜》“主题先行”，“人物概念化”，甚至有学者称《子夜》“就像是一部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因而是一次不足为训的文学尝试”。在这些学者看来，造成茅盾作品概念化的原因是政治家的茅盾“没有建立起皈依文学的诚心”。90年代中期，又有学者在编选《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时将茅盾排斥在外。理由是他的小说“欠小说味，往往概念痕迹过重”，茅盾以往的高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术偏见”。好在历史毕竟是公正的，轻率贬抑茅盾及其作品的文章虽然产生了一定的轰动效果，但却无法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不少学者对这种轻率颠覆茅盾文学大家地位的言行进行了驳斥。被驳方无心恋战，很快偃旗息鼓。
这次贬抑茅盾的风潮虽然没能撼动茅盾的文学史地位，但作为一种学术现象是值得重视和思考的。一些学者曾批评那些贬抑茅盾的学者是“盲目求新”、“立异鸣高”。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应当看到这种“盲目求新”、“立异鸣高”与时代诉求之间的特殊关系。我们知道，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国政治思潮的变迁和社会的转型，中国知识界开始对自“五四”以来在中国逐步发展为时代主潮的左翼政治文化思潮进行反思。很自然的，人们也会对从属于这一政治文化思潮的茅盾等左翼作家产生重新审视的诉求。实际上，贬抑茅盾的学者们正是感觉到时代的这一诉求而来“重写文学史”的。但他们试图通过指摘《子夜》的艺术缺陷而否定《子夜》的做法过于简单，他们全盘否定茅盾文学地位的观点也有失公允，所以他们的观点得不到多数学者的认同。应当说，轻率贬抑茅盾的学者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的诉求，却没有很好地回应这一诉求。
回顾这80余年的茅盾评说史，或者会让当下的茅盾研究者们更能明确自己所面临的任务和自己在茅盾研究史当中的位置。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茅盾研究在资料搜集、生平阐释、思想探究、人格分析、作品解读等方面已经做了相当扎实的工作，成绩是可观的。但后来者也并非已经无事可做。除了许多研究领域仍需要深化、细化和扩展之外，我们仍然有站在时代高度对茅盾思想和作品重新认识和评价的任务。这一任务以往的茅盾研究者没有全部完成，我们更不能指望那些对茅盾进行全盘否定的“重写文学史”者来完成。它仍然摆在大家面前。然而这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要完成这项工作，尚待当下茅盾研究者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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