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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茅盾先生逝世三十周年，也是我国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选的年头。回顾这位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望的伟大作家、文化活动家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将21世纪文学事业推向前去，是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
1916年，20岁的茅盾开始“叩文学的门”。他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学生与社会》、第一篇科幻小说的译作《三百年后孵化之卵》、第一篇文学论文《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第一篇外国文学评论《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第一篇翻译小说契阿夫的《在家里》。从这五个“第一篇”不难看出青年茅盾在初登文学舞台时的倾向性，他对“学生与社会”、“文学与现实”等问题投注了极大的关注。其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一切受新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一样，如饥似渴地吞咽着外国的新思潮、新学说，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实行拿来主义，他说过：“我从前治中国文学，就曾穷本溯源一番过来，现在既把线装书束之高阁了，转而借鉴欧洲，自当从希腊、罗马开始，横贯十九世纪，直到‘世纪末’。”（《我去过的道路》）从此，他自觉地翻译进步文学作品，而且比同时代作家站得高，能够立足于中外古今文化的交叉点上。介绍西方文艺思潮，沟通中外文学的关系，为我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借来火种，汲取异域的营养，推动了新文学运动的健康发展，这是茅盾早期不可磨灭的功绩。
1921年，在新文学史上有两件大事，一是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一是《小说月报》的革新。茅盾和这两件大事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他是文学研究会的十二位发起人之一，积极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对新文学运动产生过巨大影响。《小说月报》的革新更是需要眼光和勇气的一件事。这个刊物原是宣统年间创办的，十余年来一直被鸳鸯蝴蝶派把持，对人生抱着游戏和冷嘲的态度，是一种买办意识与封建思想杂糅的产物，显然与文学研究会的宗旨是对立的。茅盾接办《小说月报》后，对其实行了全面改革，打开了鸳鸯蝴蝶派这个顽固堡垒的缺口。茅盾曾风趣地回忆说：“我偶然地被选为打开缺口的人，又偶然地被选为进行全部革新的人，然而因此同顽固派结成不解的深仇。”（《我走过的道路》）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从内容到形式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中国文坛，成为“五四”以来我国第一本正式的大型文学期刊，不仅是文研会的一个宣传阵地，也是宣传民主思想，提倡新道德新文学的园地。
《小说月报》除发表新人新作外，特别开辟了一个新栏目叫“海外文坛消息”，目的是“介绍西洋之新说，以为观摩之助”，“兼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之动向”（《〈小说月报〉改革宣言》）。这个专栏的内容对封闭已久的中国文学界意义深远，也是和新文化运动的进程相合拍的。大量的海外文坛动态和文学信息被引进，开阔了中国文坛的眼界，缩短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距离，促进了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茅盾在回忆录中说：“《小说月报》记录了我国老一代文学家艰辛跋涉的足迹，也成为老一代文学家在那黑暗的年代里汲取营养的园地。”茅盾自己就写过大量介绍外国文学概况、文学史和文学流派等方面的文章，写过百部以上外国作家评论和作品评介。他在《小说新潮栏宣言》中提出介绍俄、英、德、法的19个写实派、自然派作家，他写过传略的外国作家近60人。
茅盾的文学生涯和文学贡献是从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开始的。后来，他出版了《小说研究ABC》、《欧洲大战与文学》、《骑士文学ABC》、《近代文学面面观》、《现代文艺杂论》、《六个欧洲文学家》、《西洋文学通论》、《希腊文学ABC》等，三十年代出版的《汉译西洋文学名著》、《世界文学名著讲话》更是影响深远。据2005年出版的韦韬先生主编的十卷本《茅盾译文全集》统计，散见的译文就240万字，这是在40卷全集之外的，覆盖面之宽、内容之丰厚为同时代作家所罕见。晚年的茅盾更是身体力行地多次率团参加国际间的和平、友好、文化的交往，不愧为20世纪一位伟大的文化使者。
在新文学史上，茅盾的文学批评是独树一帜的。他在自己的一生中坚定地、一贯地捍卫文学的现实主义原则和传统，不断丰富和完善自身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反之，又从理论上上指导了新文学运动的发展。从“五四”时期、“左联”时期、抗战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浩瀚的文论和专著中，无不浓缩着特定历史时期我国现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足迹和丰富内容，他的一些主张在今天看来虽是常识了，但在当时确是“旷野的呼声”，可谓空谷足音，是他对新文学理论建设的宝贵贡献之一。
茅盾的文学批评中最有特色的是他的作家论。他总能敏锐地发现同时代的作家并指出他们的成就，对不同流派和倾向的作家他能够指出他们不同的贡献，对文学新人，他总是热情地扶植他们成长。
第一个认识到鲁迅的深刻伟大并指出他的历史地位的是茅盾。当《狂人日记》在文坛上“遂渐渐地闪了过去，不曾在文坛上掀起显著的风波”时，茅盾及时地指出：《狂人日记》是“前无古人”的，读后“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这奇文中冷隽的句子，挺峭的文调，对照着那含蓄半吐的意义，和谈谈的象征主义的色彩，便构成了异样的风格，使人一见就感着不可言喻的悲哀的愉快。”（《读〈呐喊〉》）在《彷徨》出版的当年，茅盾指出，内中描写“老中国的儿女”的思想和生活，“这正是中国现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正是围绕在我们‘小世界’外的大中国的人生！”（《鲁迅论》）后来，“老中国的儿女”常常成为文学史家们概括一个时代及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判断语和代名词。
当“五四”运动走过了十年，长篇小说陆续出现并走向成熟的时候，茅盾欣喜地肯定了《倪焕之》这部作品。《倪焕之》的问世，改变了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的小说只反映乡村人生的偏离，通过小学教员倪焕之从乡村到都市的奋斗，更多地展示了能集中当时社会矛盾、阶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都市人生。茅盾在《读〈倪焕之〉》中指出：“把一篇小说的时代安放在近十年的历史过程中的，不能不说是第一部；而有意地要表示一个人——一个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地受十年来时代的壮潮所激荡，怎样地从乡村到都市，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团主义，这《倪焕之》也不能不说是第一部。在这两点上，《倪焕之》是值得赞美的。”这一段话，反映出作为批评家的茅盾的敏锐眼光，不仅抓住了这部长篇小说的特点，还洞察到这部小说如何弥补了新文学运动的深入和文学作品与这个深入的距离和不适应性，茅盾继而在同一篇论文里对文学创作提出了“时代性”的要求，即“时代给予人们以怎样的影响”和“人们的集团的活力又怎样地将时代推进了新方向。”这一要求，比“五四”以来信手拈来的“即兴小说”、比只问病源不开药方的“问题小说”前进了一大步。
茅盾的文学批评理论不仅要求文学作品有时代内容，还要求有相应的思想深度。“五四”落潮以后，茅盾一直在思考如何反映工业文明打碎了乡村经济以后人们的心理活动，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心的跳动”。茅盾看到，“五四”落潮了，有些作家落伍了、停滞了，这便是“庐隐的停滞”的著名论断。
女作家庐隐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写于“五四”的全盛时代，以其主题的社会意义和文笔的清新赢得了读者的喜爱。茅盾曾满腔热情地指出：“正像‘五四’是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经济的‘产儿’一样，庐隐，她是资产阶级文化运动‘五四’的产儿”，“那时候向‘文艺的园地’跨进第一步的庐隐满身带着社会运动的热气！虽然这几篇在思想上和技术上都还幼稚，但‘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这几篇虽然幼稚，但证明了庐隐如果继续向此路努力不会没有进步。”（《庐隐论》）但是，“五四”停滞了，庐隐也停滞了。虽然她的小说数量几十倍于早期，但总是停留在感情的苦闷上，思想深度毫无开掘，作家笔下的人物亚侠、丽石、露莎只是换了一身打扮而已。茅盾不无遗憾地说：“亚侠他们老了！”《庐隐论》中所提出了“庐隐的停滞”这一论断，显然不仅仅是针对庐隐一个作家的，而是针对创作界的一种现象，今天看来，是文学史上的一种现象。如果克服了这种“停滞”，文学就会向前发展。
同是被“五四”的新思潮唤醒，但和庐隐走着不同道路的女作家是丁玲。丁玲属于“五四”时期当“父与子的冲突”在一切古老的家庭爆发时从家庭中跑出来的“叛逆的女性”——茅盾这样称呼她。茅盾说：“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所显示的作家丁玲女士是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的：如果谢冰心女士作品的中心是对于母爱和自然的颂赞，那么，初期的丁玲的作品全然与这‘幽雅’的情绪没有关涉，她的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女作家丁玲》）从《韦护》到《一九三○年春上海》，茅盾认为她“更有意识地把握着时代”；从《水》到《母亲》，茅盾认为她笔下的人物不但没有衰老、没有停滞，相反可以当作“壮烈的故事的‘纪念碑’看了”。
作为批评家的茅盾，眼光不仅仅注意左翼文坛的作家、注意“十字街头”的作品，对“象牙之塔”中的诗人徐志摩也是十分重视的，对“志摩的诗”提出过深刻而中肯的批评。他在《徐志摩论》中拿志摩自己最喜欢的《我不知道风——》为例说：“章法很整饬，音调是铿锵的，但是这位诗人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就只有很少很少一点儿。……然而这是一种‘体’，——或一‘派’，是我们这错综动乱的社会内某一部分人的生活和意识在文艺上的反映。不是徐志摩，做不出这首诗！”他认为“志摩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末代’的诗人。”茅盾对志摩的诗有批评，也有重大的肯定，他认为“百年来的布尔乔亚文学已经发展到最后一个阶段，除了光滑的外形和神秘飘渺的内容而外，不能再开出新的花来了！这悲哀不是志摩一个人的。”（《徐志摩论》）但无论如何，“志摩是文坛上杰出的代表者”，到了晚年茅盾在回忆录里仍然强调“我认为在‘五四’以后的新诗人中，徐志摩有着重要的地位，他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诗人，是很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的。”我们今天治文学史，是否也应学习茅盾的这种批评精神呢？
茅盾的文学批评工作贯穿了他的一生。从知名作家到青年作家，从长、中、短篇小说到诗歌、戏剧，从文学流派到创作方法，内容厚重，视野开阔，有肯定，有批评，有比较，有希望，扶植了不止一代作家。从这个意义上讲，吴组缃称他为“中国新文学的老长年和老保姆”（《雁冰先生印象记》）是十分恰当的。
在40卷《茅盾全集》中，前17卷全是创作，前9卷囊括了长、中、短篇小说 ，份量是很重的。茅盾在理论建设中对创作提出了时代性和思想深度的要求，他的创作正是实践了他的这一理论主张的。茅盾为新文学提供了两组人物画廊，前期小说主要是“时代女性”的形象系列：《蚀》三部曲中的静女士、孙舞阳、章秋柳在大革命时期的幻灭、动摇、追求；之后如《霜叶红似二月花》里婉卿、静英的爱憎；《腐蚀》里赵惠明的堕落与忏悔；《锻炼》里严洁修、苏辛佳以及《清明前后》里的黄梦英等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时代女性的觉醒。
后期作品成功地塑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形象系列：《子夜》中的吴荪甫、《多角关系》中的唐子嘉、《第一阶段的故事》中的何耀先、《走上岗位》中的阮仲平以及王伯申、严仲平等等，把他们排列起来，他们的命运和际遇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可以构成一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命运史。对民族资产阶级形象的塑造，是茅盾对现代文学一个独特的贡献，这个贡献是别的作家所不曾提供的。遥想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子夜》刚出版的时候，因为同时期还出版有王统照的长篇《山雨》，所以被人们称为“山雨子夜季”。不过王统照写的是农村和农民的挣扎，茅盾写的是城市和民族资本家的挣扎，他们共同奠定了中国现代社会型长篇小说的基础。《子夜》以恢宏的气势、多维的结构反映了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特征和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三十年代一幅宏伟的历史画卷，文学史家刘绶松曾说：《子夜》“是我们现代长篇小说成熟的标志。”（《论茅盾的〈蚀〉与〈虹〉》）瞿秋白也曾预言：“1933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子夜〉与国货年》）事实证明，不仅此后的各种文学史都设有《子夜》的专章，20世纪末当电视文化覆盖全球的时候，《子夜》又被搬上屏幕，成为多幕电视剧而赢得相当高的收视率。
应当指出，茅盾的作品早已走出了国门，不仅是中国文学也已成为世界文学的瑰宝。茅盾的名字和生平早已记录在世界重要的百科全书中，如《法国大拉鲁斯百科全书》、《英国百科全书》、《苏联大百科全书》、《大日本百科事典》、《东方文学大辞典》中。他的创作译成外文最早的是1931年译成英文的《喜剧》，最多的是短篇小说《春蚕》、《林家铺子》和长篇小说《子夜》，包括俄、德、捷、法、西、英、美、阿拉伯、希腊、日、蒙、越、朝、泰等，这两年翻译成外文的就更多了。令人欣喜的是，去年即2010年，由我国著名世界语学者、国际世界语研究院院士、格拉鲍斯基头奖获得者李世俊先生亲自将《子夜》译成世界语，由外文出版社出版了，填补了外文译本的一个空白。我为这个译本写的序言指出：“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面对世界的多极化和文化的多元化，我们希望有更多国家的读者不分地域，不分种族和肤色，能够欣赏到我国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让这些作品成为沟通人类的桥梁，共同为构建和谐世界与美好明天而努力。”茅盾的文学作品和文化活动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是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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