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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谈的是朱自清的个人经验，他个人与大学的主体关系，这种关系与当下结构性的不一样。朱自清当年读书在北大，最后在北大医院中离开人世。朱自清教了一辈子书，在好几个地方教过中学、师范，然后去清华，包括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一直教大学。朱自清的大学路，是读书人的自我完善之路，是教书人的职业之路，是一代学人体现中国现代性之路，是后代学人的比照。
朱自清在大众中最享名的是他的散文家身份，除了《背影》，影响力最大的散文是《荷塘月色》；其次是他的气节，因其“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无论是文章，还是最后的气节表现，都是在他的大学教书的任上。从1925~1948年，朱自清在清华度过了24年的大学教书生涯。《荷塘月色》的写作，是来清华大学任教两年的时候。写作散文，是一时间的主体与情感的表现方式，遏制不住地要形诸文字。当时京城周遭以及更大范围的社会动乱因素，乃至清华研究院导师王国维、梁启超的生命选择与状况都扰动人心，大学教学生活的适应过程让他不安，夜晚漫步在清华园中，终于在读书的历史与教书的本业中平静下来。在“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字，那是1947年的6月18日，朱自清应吴晗的要求领衔签字已经不是一次了。一年后的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辞世，因胃溃疡穿孔开刀治疗，瘦弱的身体已经无从获取愈合与恢复的能力。写《荷塘月色》时候的朱自清，身体很结实，但是内心时时有刹那的惶惑；签名抗议时候的他，身体拖累垮了，精神上却异常坚定。可以说，1925年到1948年在清华大学的朱自清，从一个不时地被心底波澜激动的五四诗人，成长为坚定、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他的大学道路既是校园内的书生之路，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路程。
朱自清的学术与教育的价值理念是一贯的。他教书为人的起点并不始于来清华大学，那是在北京大学打下的思想基础。他秉持蔡元培的服务社会的教育思想，文学上则以建设现代的白话文学为宗旨。从他1940年和叶圣陶合编读书指导书《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即可看出，文学的他选胡适的《谈新诗》、《胡适文选》，对青年言行道德的指导则是《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更重要的是，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朱自清，面对现实不回避，他的行事风格与闻一多有差别，郭绍虞概括比较朱自清“雍容”、闻一多“英锐”，但是二人关注与介入中国的现代化的倾向与态度是基本一致的。1925年8月，俞平伯推荐朱自清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来清华教书的第二年，朱自清写过一篇文章《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文章既体现着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也是学风与学术立场及路径的选取。他教古代文学的各种课程，进行古代与现代的学术研究，方法都不在传统的圈子里，立场更是现代的。他说：“我们生活在现代，自然与现代最有密切关系，但是最容易忘记的也是现代。……我们是最鄙弃‘现在’的民族之一。”“我所谓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就是以现代生活的材料，加入国学的研究，使它更为充足，完备；而且因为增多比较的事例，使它更能得着明确的结论。”二十多年里，朱自清的方向不变，而且更为接近人民大众的立场。1947年，他又写了一篇文章《论学术的空气》，总结战前的学术在研究院与大学中的“窄而深”的特点，现在是要“重行估定知识或学术的价值。这种估价得参照理论与应用，现实与历史，政治与教育等等错综关系来决定。”这仍然是循着五四重新估价一切的原则。照应着时代，不断地重估与调整，是朱自清的现代学术态度与原则立场。在这二十多年中，朱自清稳步地向前走。
朱自清说：“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在清华大学的日子里，朱自清的文学创作日渐少了，除了学术研究的成绩之外，文化与学术批评稍稍替代了来清华之前的文学创作的地位。他关心现实的问题，尤其是战后的《论气节》讨论知识分子问题，《论吃饭》更关心着所有中国人的当下生存权利，在真话难求的时候《论老实话》，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审视中国的知识阶层《论书生的酸气》。他对当代文学创作的批评始终没有松懈，从在南方批评《湖畔》，给《冬夜》、《蕙的风》作序，进入大学教书以后，在《清华周刊》上仍然继续当代文学的批评，他批评茅盾的长篇小说《幻灭》、叶圣陶的《夜》和鲁彦的《一个危险的人物》，总结出其共同的趋向：“以这时代的生活为题材，描写这时代的某几方面；前乎此似乎没有的。”虽然到了大学里从事学术研究与教学，朱自清根本没有脱离文学与时代。此后他仍继续着对茅盾、曹禺作品的批评，更多地是将文学的现象与时代文化相结合。他是现代批评家中比较着力于文化批评的。
将“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体现得充分而又系统的，是他的《新文学研究纲要》与《新诗杂话》。1929年春，朱自清首先在清华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的课程，然后又在师大与燕京两校讲授，直到1933年。《新文学研究纲要》便是课程的讲义，其背景上溯戊戌，一直讲到开课的三十年代。其综括总结五四新文学运动及文学创作的发展、对三十年代初的文学创作的论析，都是开拓性的工作。《新诗杂话》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对诗的意义的解析，尤其是对卞之琳那样的现代主义诗歌的分析。朱自清自己翻译介绍外国的文学前沿，并且善于运用现代理论与方法，分析现代诗的过程中，他就运用过瑞卡兹的现代语义理论。朱自清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范畴、建构起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现代解诗学。这个工作虽然是在教学规划之外，对后来者的诗歌研究的启发是不容轻忽的。朱自清自己也特别重视，书出版之后，他一天里翻了十多遍，有“舔犊情深”的感受。
朱自清在清华开始教大一国文，第二年就开始教古今诗选的课程。在大学当教授，首先是一个读书人，读书然后才能教书，教书必须集中读某一系列的专书，必须选书中的文本作为讲义。《古逸歌谣集说》、《诗名著笺》、《古诗十九首释》、《十四家诗抄》和《宋五家诗抄》这些讲义都是为课程准备的。他的选本是反复揣摩的结果，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精读以后的“选”本，而不是随意地阅览之后的“碰”本。古歌谣是现代研究开辟出来的新领域，从《诗经》中精选作品，也是他的《诗言志辨》的基础工作。余下的各种选本都为其文学史的撰著作好准备，可惜他赉志以殁。为讲好这门课程，朱自清自己还实验做古代诗词，他讲古诗则摹仿汉魏六朝诗，论词则规拟唐、五代词人，甚至用古体翻译莎士比亚和马洛，他的《敝帚集》就是这样的产物。做古体诗他还虚心地向前辈同事黄晦闻先生请教改正。朱自清先生上课，能够在抄录黑板上的不同的两首诗的比较中分别唐宋总体特征，这才是在作品分析基础上既有感性又有理性的训练过程。比较今天的大学中文系教学，凡课程都是规定了的，教材也是在主管的教育部门确定的几种当中选用。教师未必精细研究过这门课程的全部讲授对象，甚至不需要读什么书，有教材作依凭，照本宣科便是常规。最妙的是课程也象市场上的货物品牌一样，有“精品”之分，不是精品便是劣品与次品否，则没有答案。若不是普及教育，大学的课程与教材仍然应该是教授们独擅的领域与对象，就像朱自清那一代学人一样。不过这样一来，能够站在讲坛上的人就不多了。
朱自清读大学受的是哲学训练，所以在分别“意念”上特别见功力。他对中国古代批评史的概念的揭示贡献集中而又突出，这种纯粹的学术研究集中在《诗言志辨》和《〈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这样的论文中。《诗言志辨》由四篇序列性的有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的论文构成：《诗言志》、《比兴》、《诗教》、《正变》。他将中国古代从春秋到汉代围绕着《诗经》的四个意念单独拈出，形成四条诗论，中国诗学的政教的纲领与细目便在这四个概念的基础上构建而成。《〈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是在中国的“文”的脉络中，抓住重要的转折，着力在修辞层面，对中国纯文学的自觉与独立作出解释。可贵的是，朱自清有着从外来文化中借鉴的科学的思维框架，其文学批评的意念阐释的工作不仅集中于古代，他在古今之间不偏废。所以他也对流传或流行于人们口头与书面的一些意念进行科学阐释，这样的意念经阐释之后便成为富于朱自清的个人体系性的学术概念，如：“逼真”、“如画”、“雅俗共赏”、“百读不厌”等。在这一类的现代阐释中，他总是能够关心联系着文坛上的新事，《论百读不厌》就是和讨论《李有才板话》结合在一起。朱自清的这种文学理论的本土化的建设工作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几十年来的文论的研究与建设过分依赖于外来的理论，一股股的潮流随西方文论转，似乎过头了。面对朱自清先生的筚路纜缕的工作，我们应该惭愧。
朱自清研究中国古代的典籍，不论汉宋，不蹈袭乾嘉，而是以重新估价的态度，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上，给中国传统的文化典籍以新的解释与判断。一本《经典常谈》是中国传统文化史的普及，但是对专家也不乏借鉴的价值。在“序”中，他声明“这部书不是‘国学概论’一类。……‘国学’这名字，和西洋人所谓‘汉学’一般，都未免笼统的毛病。……这部书以经典为主，以书为主，不以‘经学’‘史学’‘诸子学’等作纲领。”它的价值不在于对每一个对象都作出过研究，而在于一种新的“编”写方法，因为它给了人们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的系统掌握的途径。它是普及的，更是提高的。三十多年过去后，叶圣陶在《1980年重印〈经典常谈〉序》中提出：“这样‘理想中的读本’还非常之少，非共同努力，尽快多出这种读本不可。”并建议在编的大百科全书以此为基础，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作为十三个独立的条目。又一个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没有看见可以比并朱自清《经典常谈》的理想读本，却满耳是空洞笼统的“国学”甚嚣尘上。
从上面这本书的产生过程，我不由地有所感慨。《经典常谈》得到过清华同事杨振声的鼓励，朱自清感谢同事们：“还得谢谢雷海宗先生允许引用他还没有正式印行的《中国通史选读》讲义，陈梦家先生允许引用他的《中国文字学》稿本。”他也曾经当面请求，也实际去读闻一多的手稿，即使主人不在家，也可以看上大半天，夫人会不去打扰客人。闻一多被害，清华同仁最好的纪念方法是各自投入充分的精力，为他出版全集，朱自清则为“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主任。朱自清辞世，仍然是他的同仁，为他出版全集。这种学术界的相濡以沫的风气已经不存在，为在体制中争夺“资源”而“奋斗”是今天的“经典常谈”。更有奇招迭出地陷人于不义，借用的却是学术规范。“规范”大张，学术萎缩，算是种瓜得豆。
综上所述，朱自清的“国学”为不同于传统治经史的现代学术，其特点之一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有些“驳杂”的。这种“驳杂”与他另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古今中外”、“海阔天空”有内在的一致，那是学术主体的自由。用今天的标准看朱自清，他究竟属于哪个学科？这真不好回答了。他是作家，教过大学国文，那应该是基础部的“写作”与“大学语文”公选课，那就只好委屈他了。可是他又有两年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又教授古今诗选，又讲中国古代的批评与文论，又翻译外国文学，还讲授中学语文教学，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们今天的中文系的学科分置，真象一个个鸽子笼，又好似画地为牢，各人盘踞在小小的空间里，为一方之尊，真是可怜又可笑！然而这是我们真实的学术生存环境。人们已经熟悉了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关于大学的大楼与大师的说法，西南联大的铁皮屋顶下讲课的是大师，听课的也有不少人杰。而今鸽子笼的学科体制下，肯定出不了什么象样的人物。清华大学的教授会很民主，梅贻琦校长每每从善如流，很难期望我们今天踞在鸽子笼中的教授有多少学术为天下公器的雅量。
朱自清的著作在，但全面去研读已经是对今天的学者的挑战。在各个局部，总有一些进展与超越，总体上我们已经望尘莫及。朱自清的大学路，许多学者在这条路上熙来攘往，已经是过往的景观，和《富春山居图》、《清明上河图》一样，是历史的珍本。我们画不出来。这让我们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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