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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暑假，学生们陆续离校，清华园里却更为热闹。因被列为旅游景点，游人络绎而来，时常就会听到导游介绍说：“荷塘，就是《荷塘月色》的荷塘”。当然大都是晴天朗日，在明亮耀眼的阳光里，怎样遥想当年的月色，如何体会流动在花和叶之间的光与影的和谐？这肯定是一个不小的难题，但也许是不必要的担心；如果说“荷塘月色”已经成了一个象征性的符号，那么，与之相关联的具体情境渐渐消隐，也是无可如何的，何况今日清华已非昨日清华，我们哪里还找得到朱自清先生在淡淡月色下踱步的那条“曲折的小煤屑路”呢？
朱自清（1898—1948）当年描绘荷塘，应该没有想到自己会以文字构筑起清华园的一道永恒风景。而在朱自清之前，以现代语体文描写清华园风景的也颇有人在，比如梁实秋（1903—1987）就曾在1921年发表过题为《荷花池畔》的散文诗，在1923年发表过散文《清华的环境》。但那时的梁实秋还远远没有进入“雅舍散文”的境地，尽管《清华的环境》从校门之外的远山近水写到校园之内的楼堂馆舍、草木林园，鸟瞰式勾勒与特写式细描相互交错，其中不无清新笔触，但整体读来仍然像是一个大学生在做校园导游，热情可感但蕴藉不足，基本没有脱出习作的范围。
梁实秋1915年入清华，1923年毕业，和闻一多（1899—1946）有同窗之谊，但和朱自清没有交集。朱自清1920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辗转于浙江的几处中学，同时发表新诗作品，从1923年起更专注于散文，曾以与俞平伯同题写作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1923）蜚声文坛，随后又通过《绿》（1924）、《背影》（1925）等作品，锻炼了精纯的文字，为美文可以用白话写作提供了实际范例。虽然按照本科出身的惯例，直到1947年朱自清还在《我所见的清华精神》一文中说自己“不是清华人”，但清华园的风景恰恰是因为与他这位散文名家相遇，才得以成为超越时空的美的意象，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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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由胡适（1891—1962）推荐，朱自清到清华大学任教，参与创办中国文学系并担任系主任达16年之久，可以说是清华中文学科名副其实的奠基人和培育者。《荷塘月色》是朱自清到清华以后的作品，自1927年问世后传诵至今，除了文章之美，还有“文以人传”的一面。而记述朱自清这个人的文字，集中出现于他病逝之后。据钱理群先生在《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的考察和梳理，这些文字大体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集中于对‘人’的朱自清与‘知识分子（学者、文人）’的朱自清的追思”，人们赞扬他的道德文章、“最完整的人格”、“纯粹君子”的风范，也痛惜他的早逝和“惨死”。当时国共战争正酣，时局动荡，这些悼念朱自清的文字，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苦苦挣扎的知识人对自己的哭诉。第二类文字，则把重点放到朱自清晚年思想变化上，称颂其为“民主战士”，甚至是民族气概的代表，努力把朱自清的评价纳入“革命话语模式”之内。如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冯雪峰（1903—1976）的《悼朱自清先生》便明确说：“朱先生的文学遗著固然是新文学的产业，但我以为我将更着重他在思想发展上最后的苦斗的精神”。
不必说，后一类评价是朱自清和他的作品在新中国成立后能够继续受到重视、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但这类文字也存在着难于自洽的矛盾。如前面引用的冯雪峰的文章，既强调朱自清的后期思想变化，同时又说：“论到作为一个民主战士的他，我们还好像不能列举他许多值得列举的战绩”。概言之，在冯氏看来，虽然朱先生“已经从他的人本主义沿着中国现在历史发展道路而进到新的、具有明白具体的革命内容的民主主义”，但并不属于“推着历史车轮前进”的“先觉和先驱”，只是“背着包袱一步一步地”跟着走的知识人。而冯氏之所以认为这种跋涉的精神和姿态具有“很深刻的历史意义”，则因为这“对于多数知识分子的转变和前进”是“一个不同的鼓励”，具有示范意义。
作为一个具有鲜明党性立场的左翼理论家，在国共两大政治集团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进行殊死搏斗的历史时刻，冯雪峰着重从知识分子如何“走向人民革命道路”的角度分析、评价朱自清，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作为曾经深受朱自清影响和提携的学生，冯雪峰在批评朱氏“缺少思想上的革命的开路和火炬似的照明的气魄”、批评他解释文艺发展趋势缺少“阶级思想斗争”观点的时候，也表示了最大的理解和深切同情。但毋庸讳言，冯雪峰所描绘的朱自清从“人本主义”到“新的、具有明白具体的革命内容的民主主义”的思想演进过程未免过于线性，对两者前后阶段的判然划分和价值高下的评断也未免过于匆促。在这样的分析格局里，不仅必定会对朱氏“思想和政治立场的转向”（王瑶《念朱自清先生语》）之后的表现感到遗憾，也不能充分认识其“转向”之前的工作，更最要的是由此忽略了“人本主义”和“具有明白具体的革命内容的民主主义”之间的历史连续性。如果我们能够在比较长的历史时段上，从“人本主义”或曰“人文主义”的悠长传统中理解冯雪峰所说的“民主主义”，在这样的视野里考察朱自清的工作，应该能够得出更为完整而不是前后割裂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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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便查阅朱自清的传记或文学史上有关他的记载，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称号：诗人、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教育家。在不算长的人生历程中，他的业绩确实是多方面的，但总体说来，国文—中国语言文学的教育和研究，是贯穿了他一生的工作。朱氏自己对此是有自觉意识的，他说：“我是一个国文教师，我的国文教师生活的开始就是我的写作生活的开始。这决定了我的作风”。（参见朱自清《写作杂谈》，1943年）不过，以往的朱自清研究大都集中于他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一般很少关注他在中国语文学方面的贡献，这是颇为遗憾的。其原因或许确如爱德华・W.萨义德（1935—2003）所说：“语文学几乎是与人文主义相关的所有知识分支中最不赶时髦、最缺乏意味、最不现代的”（参见萨义德《回到语文学》，收《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中译本，新星出版社2006年）。
作为一个哲学系的学生，在新文学发轫时期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朱自清最初对语文学发生兴趣，可能和他毕业后从事中学国文教师的职业有关。当然，并非所有的国文教师都会把国文或语文作为学问进行探讨，朱自清幸运地在最初就职的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白马湖春晖中学遇到了一批醉心新式教育的同事，特别是他和夏丏尊、丰子恺、俞平伯在白马湖边的切磋琢磨，肯定对养成他的语文学兴趣和敏感起到了重要作用。到清华大学任教以后，朱自清继续了此前的探索和思考，且视野更为开阔，先后出版的专门著作有《精读指导举隅》（1941）、《略读指导举隅》（1943）、《国文教学》（1945，以上三书都是与叶圣陶合著的）、《语文零拾》（1946）、《标准与尺度》（1948）、《语文影及其他》（遗著）等，其对中国语文学建设的关注之深切，在现代作家和学者中是不多见的。
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朱自清的那些学术专著如《诗言志辨》、《经典常谈》、《新诗杂话》（1947）等，也都带有鲜明的语文学意识，同样可以视为语文学的著作。朱自清的语文学方法，首先体现在对文本的细读，他特别强调“咬文嚼字”的重要，认为阅读“不至于要了解大意，还要领会那话中的话，字里行间的话—也便是言外之意，这就不能太快，得仔细吟味；这就需要咬文嚼字的工夫”。（《国文教学・序》）朱自清讲求文本细读的方法，在中外学术中寻求资源。他重视中国传统的版本、校勘、训诂之学，考辩中国古典诗学概念，努力做到“一个字也不放松，像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诗言志辨・序》）；同时也积极借鉴国外学术界的成果，1930年代来清华任教的英国文学理论家瑞恰慈的著作，就曾引发朱自清“对于语言文字的意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语文影及其他・序》）。
朱自清的细读方法，是结合自己的阅读体验、参照中外的相关成果凝练而成的，特别在现代白话语体文的解读方面，可资参考的前例不多，更需要独自摸索，而朱自清在此领域的创获尤多。比如，他认为白话文有“语脉”和“文脉”之分，如果只是“看”亦即“默读”很难区别，应该通过“朗读训练”培养学生的辨识能力。朱自清还区分“朗读”与“吟诵”的不同，强调前者与白话文“文脉”的密切关系；指出白话文的使用标点和给古书“加标点”的本质差异，分析标点在白话文中“达情表意”的功用（参见《写作杂谈》）。现代白话文的形成，一般多被理解为如何写的问题，其实同时也有一个如何读的问题。就此而言，朱自清努力建立的读解方式，是应该得到高度评价的。
朱自清在语文学领域的尝试，特别是有关读写方法的探索，对技术方面颇为重视。在朱氏，这是有意为之的。他和叶圣陶合写的《国文教学・序》曾特别说明说：“‘五四’以来国文科的教学，特别在中学，专重精神或思想一面，忽略了技术的训练，使一般学生了解文字和运用文字的能力没有得到适量的发展，也未免失掉了平衡。而一般社会对青年学生们要求的，却正是这两种能力”。有鉴于此，他们有意在《国文教学》一书中“偏向技术一面”。但语言文字的技术训练，是否和思想、精神没有关系呢？朱自清没有讨论，但从他对语言文字意义的精细辨析，可以知道，他绝非为技术而技术。
萨义德在呼吁有关人文主义的讨论应该“回归语文学”的时候曾特别指出：“语文学就是对言词（words）的热爱”。“知识的前提是对语言的一种语文学关注”。“一种真正的语文学阅读是积极的，它包括进入早已发生在言词内部的语言的进程，并且使我们面前的任何文本中可能隐藏着的、不完整的、或被遮蔽的、或被歪曲的东西泄露出来”。（《回归语文学》）萨义德所说的“语文学”，和朱自清所说的“语文”、“国文”自然并不相等，但朱自清对“言词”的关注和热爱，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他对词语“多义性”的执着分析，显然是一种对知识和思想的探求，一种广义的人文主义实践活动。可以想见，在朱自清建立的语文分析格局里，即使对吸引了他“转向”的思想潮流，可能也要去做一番推敲考辩，而不会像他的学生冯雪峰那样，认定那内容是“明白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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