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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一个历史人物，最好也最切实的方法，是缅怀他的生平行迹，从他有稽可查的一切所作所为中，追寻某些可资当代镜鉴的经验和启益。对鲁迅尤其如此。这不仅因为在鲁迅生前身后，人们谈论和评价他的话语实在已经太密集，以致有意无意地掩盖了他本人的言行作为，而且也因为他的人生历程，相比于附着其上的种种性质不同的繁复修辞和厚重期许，都显得过于短促和简明。
鲁迅生于1881年9月25日，卒于1936年10月19日，传统的算法是享年56岁，实足在世时间55年。这55年，依实际生活状态的逐步变迁，可分为四阶段。
最初一阶段1881-1898，历时17年，特点是人不离家。前11年基本全天候在家，其中，7年童蒙闲居，4年在家塾随族亲长辈开蒙识字；后6年，每天往返不过一里路，走读三味书屋，接受通往科举应试道路的较正式的社会教育。
第二阶段1898-1909，历时11年，特点是远走他乡、在外独立求学。前4年，先后在南京就读江南水师学堂和陆师附属矿路学堂；后7年在日本，头二年在东京弘文学院过语言关，后二年赴仙台学医，其余3年，在东京游学，自行从事译、著，致力文艺活动。
第三阶段1909-1927，历时18年，特点是谋职于教育界。前3年当教员，先在杭州两级师范，后在绍兴中学堂及山会师范学堂；后14年在国家教育部任公务员，最初两月在南京，后迁任北京，在北京期间，公余断续兼任多所大学、中学教职；最后一年专职当教员，先后任教于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
第四阶段1927-1936，历时9年，特点是无业在家，自行写作、翻译，筹划编辑报刊书籍，参与左联等文学、文化团体活动。
从“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的总体评价的高度上，俯瞰纵览上述这四个阶段，不少人可能会觉得，鲁迅这55年的生平全程，至少在外在形式层面，未免缺乏了一点拾级而上、步步登高的传奇色彩，当然，也就更谈不上有多少倒啃甘蔗、甜头在后的喜感和乐感。但依历史情境的本相而论，像鲁迅这样，只有遥隔着漫长的时光隧道，并且是距离越远而越能见其伟大的人物，在他存世的当时，要坚守自己瞩望长远的志向和事业，除去承受着不惜处境寒微、艰危重重的代价，义无反顾、正道直行，的确也没有旁逸斜出的捷径或两面通融的弯路可走。
换句话说，他本并不缺少可以拿出来从自己现实际遇中换取名位利禄的个人才具或者社会资源。鲁迅28岁到46岁18年从教从政的经历，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以往至今，学术界和舆论界一直有人饶有兴致地穷究鲁迅是否凭借了“某籍某系”的人脉背景，走了蔡元培的后门，先得了教育部的职位，后又兼了北大的教席，隔些年还领取了“中研院”的特别撰述费。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不愿在苛责鲁迅的同时，也一并贸然否认蔡元培身为鲁迅前辈乡贤和一位伟大教育家的识人之明、知人之深、容人之广，那么，鲁迅从蔡元培那里得到的这些恩待，何尝又不能看成是鲁迅的才具和人格，逢着罕有的公平合理机遇时，所赢得的一种正当合度的认可呢？
而历史更冷酷、更常有的一面，则是蔡元培式的温暖，播洒到鲁迅这里，如灵光乍现般可遇而不可求。此前、此后的更长行程和更多时候，为保持自己“时时更新”的精神生机和战斗力，鲁迅必须做出“抉心自食”的决断和牺牲，首先就是要剔除随波逐流的庸常生活方式。比照一下与鲁迅同样成名于“文学革命”中的其他那些文人，在跨入社会、政治和文化全面两极化的1930年代时，在个人社会生存方式上避重就轻甚至自我背叛的选择，就不难知道，当鲁迅选择了无业居家的“自由写作”生活时，事实上，他已经从生存基础上，把自己从现实社会的土壤里连根拔起，拒绝了跟现实中的一切魑魅魍魉妥协言和的可能，执意迈进了“埋头苦干”和“拼命硬干”的苦斗、血战的孤绝境地。
在这境地中，他全部的劳作，都集中在了貌似从文人生活的古老传统中延续下来的笔墨事业之上。表面看来，这时的他，仿佛回归到了自己生命开初那段终日不离笔墨纸砚的早年岁月。然而实质上，他这一时期的写作、翻译和编辑，已全面、彻底地漫出了不止能够流行在某一个时代里的那些纯文学范畴和纯文人生活的边界，奔涌冲击到了确实只有用“思想家”和“革命家”的称谓才能勉强指涉、涵盖的深广领域。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后人纪念鲁迅，永远需要以阅读他留下的所有著译文字为前提，但伴随这种阅读的理解、认识和评价，又绝不能仅仅是在溜光水滑而又僵化狭隘的所谓纯文学的框架内和尺度下展开。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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