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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鲁迅看重章太炎，其实是相信英雄人物的济世能量的。即觉得救民于苦海的，大抵是有学识、见解深的人，是可以冲向火海的斗士。那时候他崇尚拜伦、海涅，对摩罗诗人有感情，都是这样。他将此喻为知识阶级的战士。而那时候在中国能担起这个称号的，只有章太炎等少数人。
《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都是斗士的宣言体。这固然受到尼采的影响，但在东方人思维上来说，内含着章太炎《訄书》里的激情，连一些词语也和老师接近。太炎在思想上和文体上，都对其有感化作用。
太炎的文章有气象，是朗照的，周身光泽。与明清文人的萎顿文体一比，立见高下。学问与人格都有迷人的色彩时，文字也非同寻常的美。现代史上，他是个文体家，不过这样的文体不太被一般读者所接受，遂渐渐沉寂，被他的弟子如周氏兄弟所取代了。
如果没有太炎一代对文体的探索，鲁迅那代人可能不会马上找到自己的新门径。不过，章太炎的路是奇险之旅，要有很深的国学根底才行。太炎在自定年谱上说：
初为文辞，刻意追蹑秦汉，然正得唐文意度。虽精治《通典》，以所录议礼之文为至，然未能学也。及是，知东京文学不可薄，而崔寔、仲长统尤善。既复综核名礼，乃悟三国两晋间文诚有秦汉所未逮者，于是文理渐变。
章太炎对文章的敏感，有多重用意，因为是文字学大家，对词语的变化有自己的看法。另外受到了日本武岛又次郎《修辞学》影响，“见在语”“国民语”“著名语”之外，对“外来语”“新造语”“废弃语”亦多关注。太炎认为，中国古代“废弃语”很多，其实可以重新采用。它们也能够转化为新式语言。
那些恢宏的雄文，采用“废弃语”为多，一面有古风，一面又多是高远的气象。这对鲁迅兄弟，是很大的影响。他们初期文章其实就是在“废弃语”中转化新句式的努力。章太炎这个思路，颠覆了旧文人的俗套，鲁迅从中有所心得也是自然的。不过，后来周氏兄弟放弃这些文体，可能与他们翻译的实践有关。从外来句式和传统中寻找新的表达，使他们走出了章太炎的路径，有了自己的家法。
但在看似不同之中，还是有相近之处。比如都自然酣畅，精神是奔放的时候居多。语言的问题，表面是表达的问题，实则是一种思想的辐射。晚清的思想革命，从哪里开始？孔子的资源似乎有点问题，外来的精神又隔，那么只有从衔接六朝精神开始。鲁迅早期翻译外国小说，就已经从文体上告别了晚清体，自寻其路。这是太炎的启示。因为属于工具层面的选择，鲁迅自己不愿深谈其间的话题，好像被思想革命遮掩了。现在我们还原起来，则可以看到更深层的问题。
章太炎在晚清，于文章上是独树一帜的。他的许多弟子，从学理上可以继承老师的传统，但在文章学的层面，却不能继续前行，是未得真传的。但周氏兄弟不是这样，他们在白话文上，拓出新路，将文章变得好看好玩，实则太炎遗风的流转。从另一个层面沿着老师的路走，可谓现代文章的变法。真得师传的，也惟有鲁迅等人。至于黄侃、钱玄同则是学理层面的延伸，深明文章流变的奥秘者，不是很多。
能够看出这一点的，是许寿裳。他晚年赞扬章太炎的时候，也真诚地推荐鲁迅。在他眼里，师徒之间有衔接的地方，都对中国文学有推动之功。从章太炎到鲁迅，文章的气象大变，中国文化的朗然之气，已经把历史的浊气驱走了。
由文章而及人，再由人到文章，人与文的统一是没有问题的。太炎的英雄气，在鲁迅看来是一种新道德的化身。这位老师的许多东西为鲁迅所接受，其中之一就有对知识阶层的态度。恰是和旧式文人斗，才有了新的道德标尺。也就与各类文人隔开，自己另行一路。鲁迅自己后来也是有几分这样的气象的。
在章太炎看来，读书人问题多多，“朴学之士多贪，理学之士多诈，文学之士多淫，至外学则并包而有之。”《革命之道德》而儒家的“哗众取宠”则去人性的本真深远。《答铁铮》一文对知识界的众多学说提出己见，以为旧儒的思想不合实际，惟佛学可用。在儒家与墨家之间，后者亦可参照而行。所以，驱除“伪饰”之学，对知识界十分重要。鲁迅早期的思想起飞，也有些是受到老师的启示开始的。
鲁迅的《破恶声论》没有写完，但旨归明显，就是“迷信可存，伪士当去”。他看到了那时候知识界对技术的崇洋，以为走了错路。他对那些读书人的伪学问的批判，几乎也夹杂着自己的老师的声音。人不可以没有民间信仰，百姓间的纯粹的信念，是民族精神的支柱之一。如果看不到此点，则大有疑问的。
这是鲁迅批判知识界的开始，他后来与陈源战，与梁实秋战，与左联内部的文人战，都本乎诚信这一点。那些自称掌握了真理的人，多为可笑者，那原因他们的“信”，是大可疑问的。
从鲁迅的杂文和书信里可以看出，他对旧式文人是不喜欢的，对新文人中的西崽相也很反感。后来，他的文章一部分是社会批判，一部分是文人批判。与各类文人都有对话，是有锐气的。笔锋也含着章太炎的峻急，毫不留情，甚至苛刻。他对读书人的积习，多不欣赏。比如像钱玄同的唠叨、表现欲强，就很反感。至于刘半农的教授腔，就更为滑稽，落入士大夫的途径了。他一生和留学欧美的学生，关系多不好，有的甚至交恶甚深。比如对胡适的批评，就很激烈，那原因是其与政府关系暧昧，有深的问题。胡适也是新式文人，思想也不迂腐，自由和科学的精神高举着，非常人可以比肩。鲁迅刺其观点，乃觉离生民甚远，跑到庙堂里去了。以鲁迅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是放逐自己到荒原里的，不必顾及利害。1927年，在上海的一次讲演时，他给知识阶级下的定义是：
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像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只是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
许多读书人今天一个看法，明天一个观点的人。鲁迅后来诟病其文章，大概觉得与流行的东西太近，遂不见鲜活的力量。他的加入左联，其实就希望出现一个新的知识阶级，译介俄苏的作品，也是有自己的寻梦的渴望的。
鲁迅一生也错看过很多人，评价同时代的人也有失察的时候。比如对张定璜、高长虹的前后不一的感受都是。这都不影响他的个性的魅力。从晚清开始，知识界一直在斗，保皇派与革命派斗，三民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斗，左翼作家与自由文人斗，从未消失过。这里，鲁迅是个个案，他几乎与所有的文人团体都有摩擦，有时候不得不横战，与周围的世界周旋。这种紧张在晚年越来越严峻，以致对许多问题的判断，不是从学理上思之，而是以战士的姿态为之，看人看事就有了不同的视角。他晚年悼念自己的老师章太炎，不去评价其学问，置其遗产的大部而不顾，仅说其革命的意义，乃自己也是斗士的缘故吧。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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