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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鲁迅曾经有过一个著名的表述：“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这一表述被我们反复引证，尤其当做“为艺术”的对立面，这，并不一定符合鲁迅的逻辑。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先锋派与学院派以及海外汉学界的鲁迅研究的日益“红火”，“为人生”这一表述则被视为了“文学功利性”追求的典型，人们不仅较多地谈论着其中的局限性，而且也怀疑了它所传达的鲁迅思想的准确性。于是，在鲁迅研究进入新世纪的今天，我们似乎很难听到有多少人在理直气壮地重申“为人生”了。然而，“为人生”就真的那么简单，那么充满了破绽，那么具有“历史局限”？
在我看来，如果“为人生”之于鲁迅的意义被我们所忽略，那才是真正的认知误区。在鲁迅的全部著述中，“人生”、“为人生”都反复出现，可以说已经构成了鲁迅的核心语汇，它们与鲁迅文学追求及思想追求的密切关系是不言而喻的。例如他批评传统的文学：“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坟·论睁了眼看》谈到文学的差异，他说：“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要全面理解鲁迅的“为人生”，就必须回到鲁迅自己的语言方式中去，回到鲁迅自己所建构的艺术世界中去。
因为“为人生”，鲁迅道出了我们文学活动与人类自身的现实联系，道出了所有文学活动的“原点”，特别是道出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得不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的生命问题，正是这样一个现实生命的问题决定了现代中国人的其他所有问题，人生问题几乎可以说是现代中国众多命题的“原命题”。
出于“为人生”的需要，鲁迅建立了属于他自己的文学主题、感受方式，“直面惨淡的人生”是鲁迅文学区别于许多现代中国文学的独特的一以贯之的追求，是他与现实世界密切对话的同时坚持自己思想艺术个性的最好的方式。
为了现代的人生，鲁迅以自己的语义编码传达着与当时许多艺术旨趣的差异，他的艺术不是空虚的幻景而是现实人类生存的需要，“并非人为美而存在，乃是美为人而存在的”《二心集·〈艺术论〉译本序》。只有深味于传统中国文学艺术空幻的人才能体验到鲁迅以“为人生”强调现实生命观照所具有的真正的“现代性”。鲁迅说得好：“以前的文艺，好像写别一个社会，我们只要鉴赏；现在的文艺，就在写我们自己的社会，连我们自己也写进去；在小说里可以发见社会，也可以发见我们自己；以前的文艺，如隔岸观火，没有什么切身关系；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一到自己感觉到，一定要参加到社会去！”《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为了人生，甚至一切传统的艺术模式都可以被打破，小说是如此的奇异，而杂文这一独特的方式也进入到了文学的世界，不理解鲁迅“为人生”的思维，就不能意识到鲁迅杂文这一最独特的鲁迅文体的现代性与艺术性。海外汉学家轻视鲁迅杂文的根本原因即在于他们还没有真正进入到鲁迅的艺术世界中去。
为了中国的人生，鲁迅寻找着几乎就仅仅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学样式——一种与当时形形色色的“先进”思潮与艺术流派都有所区别的鲁迅自己的“形式”，这是一种兼有强烈的现实写照又包含突出的自我精神特征的书写方式因为，现实的关注与精神的观照对于“人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鲁迅的精神性追求使你很难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概念来概括，它显然具有突出的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的特征，然而一旦你将鲁迅文学纳入到所谓的西方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的艺术框架之中，就又会同样觉得那是一种同样勉强的分析。与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的追求所不同的在于，鲁迅更关注的还是现实中国人的生存，《狂人日记》《野草》并不就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中国版，更不是西方的存在主义。鲁迅：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存在主义？传统研究强调了第一、第二，当代研究又在极力突出他“并不落伍”的后面几点。他激进否？先锋否？抑或保守？落后？在当年创造社、太阳社的青年看来他属于后者，而今天的某些新保守主义者与海外的汉学家又将前者作为鲁迅的“局限”加以攻击。其实，所有这些意见的分歧恰恰说明鲁迅他不属于任何一个既定的框架。鲁迅，在现代中国数十年的纷争与纠缠之后，仍然屹立着，因为，他仅仅属于他自己！
在我看来，认真阅读和理解鲁迅文学世界中的“为人生”的实质意义，将有利于我们对于鲁迅文学基本思维的细致勘探，有利于我们从鲁迅自己的文学基本姿态出发，来清理鲁迅留给现代中国文学与现代中国文化的重要遗产，这种遗产既不是任何政治家的学说能够代替的，也不是任何“新锐”的西方思想所能包含的。随着我们对于“为人生”及其他“鲁迅概念”的解读，新世纪的鲁迅研究有可能打破近年来的沉寂，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四川鲁迅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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