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爱的哲学
1923年夏在太平洋的舟中，冰心回忆起往事。一个除夕的酒后，她曾对父亲说她的理想是“看守灯塔”。她说：“灯台守的别名，便是‘光明的使者’。他抛离田里，牺牲了家人骨肉的团聚，一切种种世上耳目纷华的娱乐，来整年整月的对着渺茫无际的海天。”“我晚上举着火炬，登上天梯，我觉得有无上的倨傲与光荣。” （《往事二之八》）冰心希望在海军部工作的父亲能帮助她谋到灯台守这个职位，她要“牺牲自己，服务社会”。可惜，按规定灯台守是男性从事的工作。父亲安慰她说：“清静伟大，照射光明的生活，原不止灯台守，人生宽广的很！”（《往事二之八》）冰心没有谋到现实中看守灯塔的工作，但是，她却用一生的创作为我们点燃、守护了一座“爱”的灯塔。
冰心一生的创作时间很长，青年、中年、晚年都有精品问世，但是她对时代文化思想和时代文学影响最大的时期，应该是她集中建构“爱的哲学”（阿英《谢冰心》）的青年时期。她晚年的创作，质问社会不合理现象，体现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锋芒，但其中仍然一脉相承地熔铸着歌唱爱的精神特质。
1917年至1927年的“五四”时期，冰心只是一个未出校门的女学生，却已写下了《笑》、《超人》、《繁星》、《春水》、《寄小读者》等让同时代人和后人传诵不已的散文、小说、诗歌经典作品，成为新文学第一代最富有影响力的女作家。她那“冰心体”的文字，清新优美，珠圆玉润，是现代白话文最早的典范之作。青年冰心从形而上追问和现实思考两个层面构筑其艺术化的“爱的哲学”。在对生命作形而上思考的时候，冰心以“万全之爱”来抵御终极的虚无。时光永恒、人生有限，人难免为生命的短暂感到无奈和惶恐。冰心便从印度哲学中汲取智慧。在散文《“无限之生”的界线》中，她借人物之口表明死亡不过是生命“越过了‘无限之生的界线’”罢了。想象中，死去的宛因对活着的冰心说：“我同你依旧是一样的活着，不过你是在界线的这一边，我是在界线的那一边，精神上依旧是结合的。不但我和你是结合的，我们和宇宙间的万物，也是结合的。”（冰心《“无限之生”的界线》）冰心在有差别的生命中看到了生死之间、万物之间的内在统一性，由此超越死亡给生命带来的恐惧，甚至赋予死亡以一层宁静的诗意美，并且在思辨中给孤独的个体生命带来宇宙大家庭的融融暖意。在她眼里，灵魂是先于生死而永恒存在的；不仅人有灵，万物也均有相互感应的灵魂，因而“万全的爱”是世界的本质（《“无限之生”的界线》）。这一艺术想像缓解了死神给生命带来的压迫感、慰藉了个体生命在世的孤独感。直面现实人生，冰心把抽象的“万全之爱”，落实、展开为平凡的人间亲情，从周遭生活中寻找生命的暖意。“母亲呵！我们只是互相牵连，永远不互相遗弃。”（《超人》）“写到‘母亲’两个字在纸上时，我无主的心，已有了着落。”（《寄小读者·通讯十三》）母亲的爱，“不因着万物毁灭而变更”（《寄小读者·通讯十》），是每个个体生命中永远的慰藉。冰心是中国文学中集中歌唱母爱的代表作家。“施者比受者更有福”（《施者比受者更有福》），冰心不仅引领去承受母爱的温存，而且还启迪读者敞开心怀，去爱儿童、爱小动物、爱自然。儿童小说《寂寞》中，她细细体会两个小朋友一起玩耍时的快乐心情和分别所产生的寂寞感，她甚至逼真地做着顽皮孩子的梦，梦见雪花公主提着鸟笼走。她无比珍爱童真之心，曾对小读者说：“为着要保守这一点天真直到我转入另一世界为止，我恳切的希望你们帮助我，提携我，我自己也要永远勉励着，做你们的一个最热情最忠实的朋友！”（《寄小读者·通讯一》）她不仅爱猫，而且还“为一头折足的蟋蟀流泪，为一只受伤的黄雀呜咽，”为伤害一只觅食的小鼠而痛苦、自责，因为她明白“一切生命，在造物者眼中是一般大小的”。（《寄小读者·通讯二》）病中抛开俗务与自然相对，她感到“如蛾出茧，如鹰翔空”。她“爱听碎雪与微雨”，也“爱看明月与星辰”（《寄小读者·通讯九》）；她为“被人轻忽”的蒲公英加冕（《寄小读者·通讯十七》），也为白莲的亭亭傲骨而歌唱（《繁星·二四》）。冰心建构的爱的精神世界广博纯真，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二、冰心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化建构中的意义
“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播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迷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掉，也不是悲凉。”（《寄小读者·通讯十九》）这些早年写给小读者的美丽词句，正是冰心一生的自我写照。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冰心绝不是不知道人生有荆棘、不知道人生有痛苦的小姐，而恰恰是感觉到了荆棘、痛苦的存在，她才要用爱和同情来温暖人生。这里就涉及到这样的理论问题：我们自己需要不需要这种温暖和慰藉？我们应该不应该给予别人这种温暖和慰藉？这种爱与同情在我们的生命到底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
也许有人要说，感觉到了荆棘，感觉到了痛苦，就应该迅速拔去荆棘、去除痛苦的根源，那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爱和同情并不能解决问题。然而，人不是纯粹理智的动物，拔去荆棘、去除痛苦的根源固然重要，但心灵的呵护也同等重要。首先，拔去荆棘、去处痛苦的根源需要坚强的心理力量才能完成，这种心理力量要靠爱与同情来涵养；其次，拔去荆棘、去除痛苦的根源之后，人的心灵仍然需要爱与同情来排除那荆棘与痛苦留下的阴影；再次，人生的某些困境，诸如个体生命有限、人总有一天要死之类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无法解决的，那么，爱与同情的温暖对于人生来说就分外重要了。
也许，与鲁迅创作进行对照最有利于我们清晰地界定冰心创作的文化价值。鲁迅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最执著于拔去荆棘、去除痛苦的作家。他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挚爱，往往通过憎的方式来表达。鲁迅渴望中华民族繁荣昌盛，就特别憎恨我们民族精神中病态的东西。他一生都怀着“爱愈深，其恨愈切”的痛苦心情，从各种角度揭示民族的精神病痛，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揭露中国历史文化和历史制度有“吃人”的一面，他批判国民的“精神胜利法”，他批判庸众对别人的生命麻木不仁的看客心态。然而，鲁迅这样一个执著于批判的作家，他的作品同时也从正面表达了对爱与同情的强烈渴求。他一生都感激藤野先生对自己的关爱，一生都怀念自己与少年闰土的无间友谊，故乡迎神赛会上富有人情味的“无常”也让他一想起来就感到特别温馨。这些“好的故事”，一直是他的精神支撑。这正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爱与同情对于富有情感的人类来说是多么重要。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作家冰心存在的意义。
冰心正以歌唱爱这种鲜明的文化立场，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最初建构。中国现代文化现代性的核心内涵，就是关爱生命、尊重生命。这种重视生命价值的现代性追求，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批判那些压抑生命的力量，诸如批判封建礼教、批判社会等级制度、控诉外族侵略等；另一方面是直接从正面呼唤对生命价值的尊重，诸如歌唱母爱、歌唱儿童之爱、体察弱小者的内心世界、尊重受剥夺者受侮辱者的人格等。这反面批判与正面建构，缺一不可。它们不仅各自构成现代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面，而且互为基础、互相渗透。鲁迅、张爱玲等作家批判各种压抑生命的现象，正是以关爱生命为终极的价值追求；冰心正面歌唱爱，实际上也抵御了各种否定生命的力量。下面就以《六一姊》与《故乡》的比较分析为例来阐释冰心创作与鲁迅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化建构上的互补性问题。
冰心小说《六一姊》的素材与鲁迅的短篇小说《故乡》有惊人的相似：主人公六一姊，是一个乳母的女儿，与“我”是不同阶层的人。但孩子的童稚之心抹过了等级界线，六一姊是“我的第一个好朋友”。她与“我”一起玩沙、跳远；一起埋荆棘做煤；一起把竹签的一头拗弯，含在嘴里当旱烟抽。大庭广众之下，“她练达人情的话居然能庇覆‘我’。”而写作此文的时候，“我”正在美国留学，与六一姊不见已久，“她这时一定嫁了，嫁在金钩寨，或是嫁到山右的邻村去，” “乍暖还寒时候，……她或在推磨，或在纳鞋底，……她绝不能想起我，即或能想起我，也决不能知道这时的我，正在海外的海，山外的山的一角小楼之中，凝阴的廊上，低头疾书，追写十年前的她的嘉言懿行……”
与《故乡》相同的是：（1）叙述者“我”与主人公，分属主仆家庭。六一姊的母亲在邻居家当乳母，闰土的父亲在“我”家做工。（2）主人公是“我”亲密的童年玩伴，都有一些独特的才能、品格令“我”仰视。六一姊教“我”玩有趣的游戏，使得“我用奇异的眼光看着她”。看社戏的时候，在别人窃窃的议论中，“我”百般局促，六一姊轻轻的一句话“便为我解了围。我知道这句话的分量，一切的不宁都恢复了。”而“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那圆月下、海边沙地上、手捏钢叉的少年形象，一直是 “我”脑中“神异的画幅”。（3）写作的时候，主人公与“我”都已十分隔膜。“我”是知识分子。而六一姊是农村劳动妇女，闰土是农民。主人公与“我”因为精神境界的差异，已经不可能回复到童年的亲密无间。
相似的素材，却由于作家思想立场的不同，而产生截然不同的主题意蕴。鲁迅因为再见面的时候，闰土叫“我”“老爷”，而“似乎打了一个寒噤；……说不出话。”这一声“老爷”中，闰土先带着“欢喜与凄凉的神情”，但“终于恭敬起来了”。鲁迅从中看到的是闰土的“辛苦麻木”。闰土因为生活重担的压迫，已经丧失童年灵动的性情，完全屈服于社会的等级分工，不敢再平视“上层”的“我”。这里，鲁迅同情闰土的人生境遇，但“哀其不幸”中，更有“怒其不争”。鲁迅对闰土，有平等的人道关怀，也有先觉者对蒙昧者的精神俯视。鲁迅是站在启蒙者的立场上，为国民的精神病态而痛心不已。“我”与闰土童年情谊的书写，全是为了反衬成年闰土的精神伤残，以引起更多的遗憾、更深的质问。冰心，也有着和鲁迅一样的现代人道主义价值尺度，所以，她在写作的时候，仍一如既往地以平等的心态，怀想农村劳动妇女六一姊。但在同样的人道主义思想起点上，冰心显然又有着与鲁迅不同的关注热点、相异的情感走向。冰心并不执着于追问国民的精神病态，而更有兴趣去发掘下层劳动者受封建礼教残害之后仍然保留着的的人性美。《六一姊》中，冰心也涉及人物不觉悟的行为，如六一姊“十一岁那年来的时候，她的脚已经裹尖了”。这是她母亲不在家，六一姊自己动手自虐的结果，动机只是“痛也没有法子，不裹叫人家笑话。”这样的题材，在鲁迅手下，是必定要由此深入追究，进一步拷问人物自虐行为中包含的精神变异。但冰心的笔在此只轻轻划过。对六一姊如此自律感到“愕然”之后，她并没有更深一步的情感波动、理性敲击。真正触动冰心心怀的，乃是六一姊的“嘉言懿行”。这包括童年时她作为小玩伴给“我”带来的生趣，也包括她对“我”的尽心爱护，还包括懂事自律、勤俭温柔的品格。写作时，时空和精神的隔膜，只让冰心产生淡淡的惆怅和忧伤，让“我”更加珍惜过往的友情，在情感上更加美化记忆中的人和事，而并不指向对六一姊或者“我”当前生存境遇的否定。“我相信她永远是一个勤俭温柔的媳妇”，这一赞美表明，“我”认为六一姊的生存状态、精神世界虽然与“我”的大相径庭，却同样也是让人满意的。《六一姊》终究没有走向《故乡》末尾那种浓重的幻灭感，而是在感伤中又微带着甜美。《六一姊》在艺术风格上，也因此有别于《故乡》的冷峻萧飒，而显得温馨优雅。《六一姊》中，冰心赋予人物六一姊的乃是一种人道温情。它使得冰心不忍心象鲁迅那样去拷问人物灵魂中的病态，而更着意于塑造下层劳动人民的美好形象。这种人道温情，否定了壁垒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六一姊》由此也同样获得现代启蒙文学的思想高度，而对鲁迅等的批判性文学构成有益的补充。鲁迅以他的深刻思想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一座精神丰碑。这是二十世纪其他思想家所无法企及的。但是，现代文化的建构，并不是任何一个伟大的个人就能独自完成的。冰心直接从正面歌唱爱，而且广泛影响了青年读者的心灵。这与鲁迅的“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在建设现代人性的共同目标上相辅相成，也起到了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
三、冰心评价的历史变迁
由于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化建构中的复杂性，冰心对爱的歌唱，在文化接受层面上也走过了一条复杂的道路。
“五四”十年中，中国现代文化处于较为自由开放的初创时期。“爱的哲学”，作为“五四”时代文化的主流精神之一，把对自我生命价值的肯定与对他人生命的关怀结合在一起，把个性解放与人道情怀结合在一起，温暖了青年的心，也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化关爱生命、尊重生命这个基本精神中的一块重要基石。以冰心为代表的“爱”的歌唱成为时代文化主潮中的重要一脉，受到了广大读者和批评界的热烈肯定。阿英曾说：“青年的读者，有不受鲁迅影响的，可是，不受冰心文字影响的，那是很少，虽然从创作的伟大性及其成功方面看，鲁迅远远超过冰心。”在“五四”那样一个青春飞扬与青春低徊的时代里，冰心凭着自己对读者的广泛影响，从正面歌唱“爱”这个角度肩负起了现代文化建构的庄严使命。
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开始，一方面，在读者层面上，“冰心体”的文字，仍然“以一种奇迹的模样出现，生着翅膀，飞到各个青年男女的心上去，成为无数欢乐的恩物”（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引起竞相模仿。连巴金在回忆中都说他在创作之初曾写过“冰心体”的小诗。茅盾在1928年创作的小说《幻灭》中，还直接整合、转换进了《超人》的内容。写了一个静女士，最初也和《超人》中的何彬一样，对周围的人和事都持拒绝、冷漠的态度。但“母亲的爱的回忆，解除了静的烦闷的包围”，她转而确认了这样的道理：“不是人人有一个母亲么？不是每一个母亲都有像她的母亲那样的深爱么？就是这母亲的爱，温馨了社会，光明了人生。”。巴金1929年发表的小说《灭亡》中，男主人公杜大心在精神痛苦之际恍惚觉得：“有人用庄严的、差不多音乐似的声音在说：‘我要用我底爱来拯救你。’他抬起头来，看见前面是一片光明，在光明中立着一个穿白衣的女子。她底面貌是如此庄严，如此温柔，如此美丽，如此光辉，他不禁软化了，无力地睡倒在地上。”（巴金《灭亡》）这一母性化的女性形象，与冰心《超人》中的母亲幻梦极其相似。冰心关于母爱拯救世界的艺术思维长远地影响了茅盾、巴金这些现代文学大家的创作。可是，另一方面，一些左翼批评者从简单的阶级论出发，从庸俗社会学观点出发，极为不公正地将冰心“爱的哲学”斥为与时代精神相悖的“旧思想”而加以全面否定。即便是深深赞赏冰心创作的茅盾也不免说：“‘心中的风雨来了’时，她躲到‘母亲的怀里’了。这一个‘过程’，可说是‘五四’时期许多具有正义感然而孱弱的好好人儿他们的共同经验，而冰心女士是其中‘典型’的一个。”（茅盾《冰心论》）过分强调文学直接改造现实的功能，使得茅盾在《冰心论》对冰心创作慰藉主体精神的积极意义认识不足。不公正的批评甚至使得冰心本人对自己的“爱”的歌唱也感到了不自信，因而她于1931年创作了《分》这样阶级观念简单化的作品，让教员的孩子在劳动人民的孩子面前感到惭愧，赞赏“宰那些猪一般的尽吃不做的人”的阶级暴力观念。所幸，冰心受思想界的“左”倾思潮影响并不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她用沉默来疏离“左”倾思潮。她并没有再创作这种阶级观念简单化的作品。然而，在时代思想主潮方面，以冰心为代表的“爱”的思想，在“五四”十年之后的五十年间就被挤出了原本应有的重要位置。
新时期，以政治上拨乱反正为起点，冰心研究在创作思想研究、艺术成就研究、创作心理研究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范伯群、曾华鹏的《冰心评传》，卓如的《冰心全传》、肖凤的《冰心传》、王炳根的系列冰心研究著作，陈恕《冰心全传》是其中重要的代表性成果。冰心思想研究由政治上的平反走向文化价值上的探讨，并且开拓了冰心创作的女性意识、冰心的妇女观、家庭观等研究新领域，从而出现了多维视野的立体研究格局；艺术成就研究方面注意到了冰心创作方法、艺术风格多样性统一的特征，并且对“冰心体”的内涵作了具体化的深入探究。创作心理研究方面，沿着将冰心的思维、情感等心理特点与不同艺术形式规范结合考察的传统，作了进一步的仔细辨析，得出了新的结论。新时期，思想界拨乱反正之后，人们抚摸文革带来的精神创伤，发觉冰心早期创作中的爱的歌唱是那么珍贵。它珍贵，不是由于它多么特别，而是由于它可能不过像空气、阳光那么普通，却也正像空气、阳光那么不可或缺。我们放逐了它，人的心灵就会缺氧，就会滋生出幽暗的恶念。近来，思想界进行深入反思后，更加充分认识到中国现代文化的现代性是一种“未完成的现代性”。现代性未完成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尊重生命的价值理念没有成为一种普遍不可动摇的文化精神。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性精神建构，是当下文化的重要使命。那么，冰心及其创作，就应该受到充分的重视。将来，要巩固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成果、要保持人类心灵的纯净与美善，冰心的作品还应该受到永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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