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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刚刚结束的1979年，巴金在给曹禺的一封信中写道：
希望你丢开那些杂事，多写几个戏，甚至一两本小说。我记得屠格涅夫患病垂危，在病榻上写信给托尔斯泰，求他不要丢开文学创作，希望他继续写小说。我不是屠格涅夫，你也不是托尔斯泰，我又不曾躺在病床上。但是我要劝你多写，多写你自己多年想写的东西。你比我有才华，你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我却不是。你得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把你心灵中的宝贝全交出来……
曹禺有没有像巴金嘱咐他的那样交出心灵中的宝贝呢？八年之后，《收获》1987年的第六期上发表了曹禺的一篇文章，似是对巴金的某种回答。
这篇文章就是《三十年前的稿纸》，它是曹禺为祝贺《收获》杂志创刊三十周年，应巴金女儿李小林的邀请而写作的，此时，曹禺已经77岁了。这篇手稿现在珍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作者叙述了他对巴金、靳以以及《收获》杂志的感情，面对抽屉里空白的《收获》稿纸，曹禺写道：
这空白的稿纸，是我的歉疚，也是我的感情。有一天，我想我要在那纸上写满字，写出自己满意的文章。我会把它送给我的朋友巴金，让他看，就像我们年轻时那样。
我们老了。是老了。而《收获》正是青年。
流畅隽秀的字迹后面，分明充满了极力克制后流露出的淡淡苦闷与哀伤。那么，这种情感究竟是怎么产生的？翻开曹禺的年谱，我们发现文革后他只写出了一部历史剧《王昭君》，这是他人生最后一个剧本，一次受命写作。然而他很想写，生病住院的时候，曹禺的枕边还常常放着《托尔斯泰评传》。有一次，曹禺看着看着突然一撒手，对身边人大声说：“我就是惭愧啊，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我越读托尔斯泰越难受。你知道吗？”他难受的是托尔斯泰在70多岁写出了《复活》。
曹禺对为他写传的田本相说：“应当把我的心情苦闷写出来。”是什么让这位中国的莎士比亚在晚年如此无奈？
一
应该说曹禺的遭遇不单单是他一个人的遭遇，著名学者钱谷融曾含蓄地评论过“曹禺现象”：
许多老作家解放以后的成绩都不如解放前，这并不只是曹禺一个人为然，不过在他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而已。像曹禺这样一些有才华的作家艺术家，是我们民族的瑰宝，他们之未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尽展其修长，是我们民族国家的重大损失。
纵观曹禺一生，在他成名之后，其剧作因为浓厚的宿命色彩和没有明确反映现实斗争而遭到左翼评论家的严厉批评，曹禺主观上想适应左翼的要求而客观上却比较困难。1947年初，曹禺从美国回国，他每隔一两个礼拜，就去市郊的育才中学参加一个读书小组的活动，主要学习包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内的一些书籍。他是想借这种政治理论的学习，冲击和替换自己过去对世界的那套缺乏立场与阶级辨识力的认知思维。1948年5月，曹禺自编自导的电影《艳阳天》上映了，左翼批评界由衷地伸出了欢迎之手。然而就艺术性而言，该片乏善可陈。
作家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应自始至终处于自由状态，不受任何干扰和束缚，完全自由地依据自己对生活独特的体验、感受和理解，按照自己独特的艺术构想去创作，可显然，曹禺却受到了种种束缚。
二
曹禺女儿万方在一篇怀念文章里这样写道：“我了解我爸爸，他不是一个斗士，也不是一个思想家，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很容易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的人。”
1949年以后，曹禺“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的意识越发强烈。他重新修改了《雷雨》，加强了鲁侍萍与周朴园的斗争，修改全剧的结尾，周萍、周冲、四凤全没死——周萍是因为阶级本性的软弱虚伪；周冲是正面人物，代表“资产阶级的开明子弟”；四凤是被压迫者。这次修改，改得很费劲。用他自己的话说，“用的精神仅次于另写一个剧本。就像小时学写毛笔字，写不好，就喜欢在原来歪歪倒倒的笔划上，诚心诚意地再描上几笔，老师说——‘描不得，越描越糟！’”
文革中，他逢人——不管老人、中年人还是小孩子——都要深深地弯下腰去，鞠一个90度大躬，再大声说一句“我是反动文人曹禺！”文革后，这种意识并没有消退，表现在创作上，则是处处小心，百般谨慎，唯恐因犯错误而被时代淘汰。《王昭君》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
厨川白村认为“文学是苦闷的象征”。曹禺的天性中就有一种孱弱、忧郁、敏感的血质，这种与生俱来的卡夫卡式的血质，使他过早地滋生出对人情和世事的生命感受，外界的任何一种侵袭，哪怕在别人看来几乎是微不足道的，都可能给他心灵带来深深的苦闷。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加和阅历的丰富，伴着大量地阅读、改编、演出外国戏剧，曹禺的苦闷与对人类悲剧命运的思考和终极关怀联系起来。这样的苦闷促成了他前期作品的辉煌。托尔斯泰说过：“艺术创作过程不是靠逻辑思维，而是靠狂热的冲动来完成的。”以往驱使曹禺的笔的正是“狂热的冲动”。
而后来，这种“狂热的冲动”却被他自己主动“学习”而来的“逻辑思维”——某些现成的抽象的理论观念取代了。于是，畏惧加上虔诚的心理，导致曹禺在其创作的盛年，终止了为人类而艺术的追求。
三
与文革中凄惨的文人相比，曹禺在物质生活上保全了自己，生活一直说得过去。文革结束后，曹禺的头衔渐渐多了起来：1978年2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4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恢复，任院长；12月，中央戏剧学院恢复，任名誉院长；1979年11月，被选为全国剧协主席……随着头衔的增多，曹禺的社会活动也越来越多。他的时间被安排得满满的，开会、题字、看戏、评奖之类各种各样的活动纷至沓来。曹禺从文革的灾难中解脱出来，却又陷入了另一张“罗网”——事实上从1949年他就陷进这个“罗网”了。剧作家吴祖光说：“他就是不能冲破这个‘罗网’，什么罗网呢，我以为就是官方对他的重视，半个世纪以来，曹禺头上的‘桂冠’实在太多了，什么院长、主席、领导等等……” 为艺术创作的曹禺遭到了为政治服务的曹禺的围追堵截。
萧乾曾这样说过：“……曹禺写文说我是‘泥鳅’，其实他才是大泥鳅。我感觉他一生都在演戏，活得不真实。”
但曹禺没有因此心安理得，而是在不能创作的痛苦中度过晚年。他确“不是那种满腹世故的人”，他因为写不出好作品而愧疚、苦闷。对于一个天才的剧作家来说，这种心灵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正所谓“自是精魂先魄去，凄凉病榻无多语。”《三十年前的稿纸》流露出的就是这种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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