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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爸曹禺是一个伟大的剧作家，这是人所尽知的事。关于他的作品，他的为人处事有很多文章写过了，我只想写一些他在我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对我的教育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以纪念爸爸的百年诞辰。
我是爸爸最小的女儿，他在四十五岁上得了我这么个幺女自然是宝贝得很，在我儿时模糊的印象里，他坐在柜子旁的沙发上看书，我和姐姐把他的肩膀、脑袋当成大山，攀来爬去，一直爬到柜子上，感觉自己高大极了。我们还在他的脑袋上玩锄“草”种“庄稼”，把他的头发揪得乱七八糟。我记得爸爸很忙，不是关在小书房里写作，就是出门开会看戏。有时候很晚回来时我们已经睡了，他会兴冲冲把我们弄醒，在床上和他疯玩一通。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爸爸对我很少管教，但也绝不娇惯，小小年纪就教我游泳，带我看戏，围绕我的始终是一种自由自在的气氛。
七岁时我该上学了，妈妈的意见是让我上离家比较近的府学胡同小学，我姐姐就在那里上学。可爸爸却坚持把我送到景山学校念书。景山学校里我家很远，中间还要倒车，我从七岁起就脖子上挂着月票挤公共汽车。因为每天总是在同一时间坐车，售票员叔叔都认识我这个小家伙了。为了见到那位亲切和蔼的售票员叔叔，爸爸还和我一起坐车，向他表示感谢。这样的经历对培养我的独立精神十分有益。而景山学校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的英语课也使我日后受益匪浅。
1968年底，文化大革命闹得如火如荼，那时我还是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我爸爸被打倒，戴着高帽子站在台上被斗争。我家的大门口刷满了打倒我爸爸的大标语。姐姐在学校里参加运动，我只能整天呆在家里与父母分担他们的痛苦。红卫兵多次到家中抄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革命群众分成两派，一派是保皇派，对我爸爸这类所谓黑帮怀有同情，另一派是造反派则恨不得对他们置于死地。当今中国话剧舞台上的大导演林兆华当时就是北京人艺的保皇派。我爸爸原来的司机也是保皇派，他和剧院的工人师傅早早来到我家，把我爸爸的书房贴上封条，盖上了他们红卫兵组织的大印，这样我爸爸的书才得以保住，没有被可怕的造反派毁掉。
我记忆最深的是66年底，一天深夜， 我被砸门的响声从梦中吓醒，原来是中央戏剧学院的红卫兵来抓我爸爸。那时我才11岁，吓得不敢动弹也不敢哭，眼看着他们把我爸爸从床上揪起来，厉声喝斥，让他跟他们走。我爸爸只来得及穿上一件棉袄就被他们推推搡搡地带走了。我妈妈问他们要把爸爸带到哪儿去，他们理也不理。那次深夜抓人就是后来惊动了周总理的“揪斗彭罗陆杨”事件。他们突袭抓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义，杨尚昆，还有一批所谓的走资派、黑帮和我爸爸这样的反动文人。周总理过问后，听说抓的人里还有曹禺，就说：你们抓曹禺干什么，他和他们有什么关系。这样，过了两天，也是在深夜，他们把我爸爸送回家来，对他说：你要是敢和任何人说出你去了哪儿，看到了什么，小心你的狗命。我记得妈妈问爸爸这两天的遭遇，爸爸想说却不敢说。我小小年纪却能深深地感觉到爸爸的可怜，于是跟他说：“快吃药，快睡觉。”爸爸接过妈妈递给他的安眠药，立刻吞下去。爸爸本来就有神经官能症，睡眠不好，文革期间严重失眠，只有靠安眠药才能入睡，而且要越吃越多。
爸爸去世后，我姐姐找到一个很薄的练习本，封面上是我爸爸的字迹：十年浩劫回忆录。只写了几页纸，文章的最后一行字是：当时，我整天担心随时被抓进去……
文革后期爸爸被“解放”了，从“牛棚”回到家里，我们父女俩有时到附近的饭馆“灶温”去吃夜宵。至今回想起来依然觉得，八分钱一碗馄饨的美味是世上所有的精美佳肴都无法比拟的。爸爸还和“灶温”的老厨师成了好朋友，每次去都和他聊上很久。我的小学同学到家里来玩，爸爸就带上我们一块去吃顿好的，姐姐的朋友也是一样待遇。凡是到我家来玩的年轻人，爸爸都爱和他们聊天，天南地北，想到什么说什么，没有一点长辈的架子，看到年轻人他从心眼里感到快活，并用他真诚的快活感染着对方。大家都喜欢他，和他像朋友一样。后来我和姐姐都去外地当兵，我们的朋友时常到家里来看爸爸，有的成了他的忘年交，直到晚年他生病住院还来看望他。
爸爸虽然被批判，作品被定为毒草，但依然有很多人在心里是崇敬他的，我和姐姐能去当兵，都是因为遇到了部队中崇敬爸爸的人，愿意帮他。我当兵以后，爸爸托人给我带来家中唯一的半导体收音机，我就躲在被窝里听英文广播，他和妈妈在信中鼓励我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学习，不要被眼前的事件困扰，目光要看得远些，要有大志。 我回北京后，那时姐姐还在东北当兵，妈妈在七四年去世，家里只有我和爸爸两个人过日子。那时候爸爸在北京人艺看传达室，收发报纸信件，每天早出晚归，不是我就是他从单位食堂打饭回来，我们父女二人粗茶淡饭，但心心相印。爸爸还给我做过烧茄子，做得还挺好吃。我这个小女儿大概是唯一吃过他做过的饭的人。记得有一次爸爸看错了钟，早上四点就起来给我做早点，把我从睡梦里吵醒，我懵里懵懂对他发脾气，爸爸生气了，从此早上再也不起来给我做早饭了。
1976年四五运动，北京的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总理，我和姐姐还有朋友们天天往天安门跑，爸爸在家里急切地等着我们回来，告诉他发生的事情。他又兴奋又害怕，不知人民和自己未来的命运会怎么样。
十月份的一天，我去朋友家玩，他的父亲从外面回家，偷偷告诉我四人帮粉碎了的消息，我赶紧跑回家去。那时我爸爸天天吃很多安眠药，几乎和废人一样，我推开家门，冲进他的屋子，他躺在床上，我兴奋地告诉他：爸，咱们得救了。
爸爸不信，不敢信。怕，怕不是真的。他跑到大街上，那会儿已经是夜里了，他走呀走呀，看到多少家的窗口里亮着灯光，整座楼都是亮的。爸爸后来告诉我，他忽然感到难以支持，靠在一棵树上，觉得自己的心脏的承受力已经到了极限。没有经历过的人不可能明白，那种深重的绝望把人箍得有多么紧!我们终于从大地狱里逃出来啦!
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我一心想上大学，爸爸特别支持我。他希望我学医，学自然科学，我却在医学和外语两科之间摇摆不定。我每犹豫时都去征求他的意见，不夸张地说一天起码要问他三遍以上，不停地磨他，“爸，你说我到底学什么？学医还是学外语？”他说：学医。我就把一整套数理化的书摆到桌上复习。可过了没几个小时我又犹豫起来，又去问他，一遍遍地问，其实内心是想听到他说：学外语。他被我磨得没法子，就说：只要你喜欢，学外语也可以。我立刻把数理化的书收起来，把外语书摆满一桌子，开始复习。我就这么一会医学一会儿外语折腾了不知多少回，来来回回搬书，我这样的女儿真是太考验他的耐心了，可爸爸对我从没有厌烦，每次都认真地和我谈，商议，分析利弊，说服我，最后还是爸爸帮我下定决心学医。
第一年高考我落选了，很沮丧。爸爸没有说一句批评的话，一个劲鼓励我，让我第二年接着再考，还去书店给我买来好多医学方面的工具书，为我包好书皮。我几次想打退堂鼓，他语重心长地劝说，督促我坚持下去。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医学院，报到那天，爸爸手里提着新买的暖水瓶，把我送到公共汽车站，看着我上车，看着汽车远去。车站上，爸爸的身影越来越小，我至今闭上眼睛还能看到他。
我上大学后，爸爸和继母李玉茹结婚，老俩口时常在上海居住。我和爸爸相隔千里之遥，那些年爸爸给我写了多少信啊！甚至比平日里的谈话还要多。每一封信都充满深深的父爱。爸爸对我说：我爱你，欢子，只有说真话，才是真爱你。
他要我“耐住寂寞，耐住孤独，在寂寞中多读书，不要皱眉头把读书当成苦差事，要创造对学问的兴趣。” 他还说：“你要有兴趣，真有兴趣，而有兴趣要先从自己肯下功夫才行。兴趣是从实际出来，如只图个人的快乐便事事苦恼，因为个人的快乐与享受是无止境的。我不是说你要做个苦行僧，但必须自己有志气，再有，你的打算要符合自己的基石，不要拿别人的环境，尤其是自己认为比自己优越的环境来比，那就越比越苦恼。你喜欢干的事情看准了，就要坚持下去，任何事情总有好与坏两面，看你从哪方面看。”
“有了决心，有了自己的选择，才能找到机会。但‘机会’多少有些碰大运的意思。主要在于自己下决心，为自己选择的道路去奋斗。整日在盘算而不能下决心，多半为看不远，怕困难，怕吃苦，自己有了这山望着那山高的各种思虑，那就永无宁日。”
我保留着爸爸给我写的每一封信，在我和姐姐当兵的时候，他写给我们的信都是用复写纸写的，一式两份，每一封都有五六张纸之多，最长的一封信是十一张信纸。最近我又拿出爸爸的信，看着那一页页密密麻麻的字迹，我觉得爸爸就像一直在看着我的生活，信里对我说的那些话直到今天依然指导我的人生。
我有一位充满感情又有责任感的爸爸，在我们的成长中，他给了我们最大的自由，用他对我们的爱感染、鼓励我们好好生活。而这一切又都是在不知不觉之中。从小到大，爸爸从来没打过我，有时批评的言辞激烈一些，我都会哭。长大以后，每当在生活中遇到什么事我都要和爸爸说，包括个人情感的问题，他的基本态度是不干预，但是会给我一些中肯的提醒。他告诫我：“凡是一厢情愿的事，都不会有好结果的。”还对我说：“凡是逆于常情的事与人，必然有一定的道理，你要认真想想。”
在生活中，每当我有什么不明白不清楚的问题问他的时候，他从来不是立刻回答我，而是说：来，咱们一块查查。父女二人或查字典或查百科全书，一定把问题的答案弄得确确凿凿才罢休。他给我买了各种字典和工具书，很多书我至今还在手边使用。
终于有一天，我要出国留学了，爸爸是多么为我高兴，又是多么留恋我啊！他拉着我的手，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拍着，嘴上念叨着：“我的小幺女，我的血，我的小骨头……”他还用电影《上甘岭》的插曲唱起他即兴编得歌词，“一条大河长又宽，我和女儿站在河两边，我想我的女儿，女儿也想我呀，父女二人脸上珠泪涟涟，珠泪涟涟……”
爸爸高兴起来也很爱唱歌，但他五音不全，是个左嗓子，唱歌跑调，然而他声音洪亮，充满热情。躺在病床上，他给我大唱“九一八”和国歌，还唱意大利的民歌“我的太阳”，直唱得我哈哈大笑。现在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他目光里闪着欢乐的光芒，跑着调，大唱特唱的样子。
爸爸老了，患了肾功能衰竭，住进医院。我从国外回来看他，只是和他聊一些闲话。其实我心里仍然有很多对人生的疑问想向他倾吐，问他该怎么办好。可看着他衰老的样子，我不忍心再用自己的问题去苦恼他，让他为我操心。可是我觉得爸爸其实完全了解我的心，对我的思虑心领神会，但他不愿点破。在医院的病房里，我坐在爸爸身边，他的手疼，我给他捏着手，他看看我，又看看我，说：“儿啊，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他还给我写过一张条幅：“牢骚太盛防肠断“。我把它裱起来，放在镜框里，一直摆在我的桌前。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感到爸爸对我的爱有多深，他是多么小心地爱护着我。直到今日，我遇事要作决定时还常常问自己，爸爸会怎么想，他会赞成我的决定吗？
爸爸离开我十四年了，但我觉得他的生命在我的身上延续着。 在我的工作做出一些成绩的时候，我相信他能知道，在他给我的这片自由的天空里，爸爸永远在看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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