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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著名诗人萧三上个世纪80年代初离开了我们。三十几年来，淡漠了、疏远了，这个名字早早地远去了……“有谁知道他？”事实上，有价值的人与事是不会被人们遗忘的。没有忘记萧三的人，包括国外的学者、研究机构等也有很多。“有谁知道他”不依谁的主观愿望而转移，历史自然会有它自己的答案。
上个世纪90年代，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著名汉学研究员索罗金将一本“苏联几代研究工作者都认真读过”的小册子寄给了我，那是萧三的论文《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中国文学艺术》，后来拙译发表在拙著《萧三佚事逸品》中。俄国人没有忘记他。
萧三去世20多年后的上世纪末，还有一位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在中国台湾讲学，讲的竟然有“萧三对于中俄文化交流、对于介绍中国文化贡献”的内容！而院士本人的专业却是研究中国民间艺术及神话的。这位俄罗斯乃至世界均“屈指可数”的汉学家，就是鲍里斯·李福清！可见俄罗斯学术界对萧三的重视程度！
记得那时候李福清和田汉的儿子田大畏有一个合作项目，他们经常通信，有一次田大畏来找我，说：“李福清在台湾讲学中遇到萧三俄文诗和俄文短篇小说，不知道它们的中文名字该是什么，他让我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来找你。”田的俄语极好，比我好，只是他不熟悉萧三的作品罢了，可对我来说，这是小事一桩，加之我欠李福清的情太多，自然乐于效劳。李福清搞学术非常严谨，所以才要反复核实。在俄国，知道萧三的人非常多，我在以往写的文章里曾写到自己多次在苏联、东欧的一些国家里遇到知道中国诗人埃弥·萧（萧三）的人和故事。
就这样，田大畏求助于我约有七八次的样子，后来我干脆送给田一本我编的《萧三诗选》，看来还有点作用，田大畏找我的次数少多了。又一次田拿来李福清开给他的“埃弥·萧短篇小说俄文目录”让我写出它们的中文，好像其中有一篇我也没有查清楚。我当时就纳闷：李福清在台湾有关萧三的课题怎么讲得那么多那么细呢？我们惭愧啊！
还有一件难忘的事：在我离开莫斯科大学回国之前，苏联作协给我安排的“陪同”（接待我的任务已结束了近一年）佳丽娅跑来交给我一样东西，说：“这是苏联作协送给你的礼物！”打开一看，震惊：原来是他们特地为我精心复制的一套胶卷，非常清晰，有好几米长，是萧三自1931年后在俄国发表的诗作封面、目录以及诗人的俄文手迹，手迹潇洒倜傥、神采飞扬，没错，是真迹！记得我拿到它后非常激动：一是他们太周到了。二是苏联人对文化、包括对异国文化、包括对一个在他们那里仅仅生活工作过十几年的诗人萧三，都是那样重视！后来我在拙著《萧三佚事逸品》中选用了其中好几张图片。照说也应该给人家资料费什么的，是吧！
这些资料我国没有，现在他们也通过萧里昂给了我国现代文学馆这样的一套胶卷。
李福清去世前些年，又带给我厚厚的一摞复印件，是萧三的俄文著作：《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评述）》，我以前似乎看到过它的极少部分俄文片段，至于全文，这还是第一次。太珍贵了。李福清神色庄重地说：“这是我特地去找的，不容易呢。我找到1934年《中国问题会刊》14期，这家杂志评价此文时说：‘对一个鲜为人知的问题做了使人颇感兴趣的阐述’，所以我就给你带来了。”
老李在自己工作极忙、身体又不好的情况下，为我做了那么多……是温暖是感激是促进是激励，说不清了！只记得当时我十分感动地说：“我一定把它翻译出来！”
诚然，现代人对这些文章毫无兴趣，但当他们知道这些文章“来路”的时候，即会顿生敬意，并一定会好好保存它。这些来自中国大陆，代表着不同出处、不同时间、不同观点的资料信息，是经过不同途径、不同国际的人们，千难万险寄到收件人手中的，有些是从德国、法国、中国香港、东南亚等地换了包装与寄信人后，再寄到苏联的，有的在中途丢失，有的要辗转数月……总之，要用俄文或中文写成一篇相对完整相对可靠的文章交给世人，可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笔者孤陋寡闻，只知道迄今为止该文还没有其他中文译本，笔者只根据俄文译出，并未核实作者。现将其主要内容摘录发表如下，以示对历史、对前辈、对萧三、对俄国学者们的尊敬，同时也希望能对有关研究人员有一点点参考价值。引自中文报刊所载之原文，引文中的个别不雅之辞，译者稍做了处理，责任由译者负担。
附文（摘录）：
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述评）
作者：埃弥·萧
译者：高陶
蒋介石对江西省主席发出的训令中写道：
……共产党盘踞的整个地区建起列宁小学。每县往往有几十乃至几百此类学校。苏区财政空虚，一片混乱，尚且致力于开办学校，推行教育。此举实乃蒙蔽民众之手段。政府军收复这些地区之后，我们却不能在那里大力发展民众教育。我们无能力在每县开办一所学校以做点缀之用。在乡村学校全无，因而整个地区儿童失去读书之可能。相形之下，我们有愧。主要的是，我们未唤起愚昧民众及消除不良影响。
蒋介石上述自供，已说明中央苏区文化建设的许多情景。在已被查禁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机关刊物《文学导报》杂志上，刊登了关于赣鄂、鄂豫皖苏区1930-1931 年期间文化建议的通讯：
苏区政府的文化建设可分为两个方面。首先，这种建设乃是为了满足革命斗争之需要……
文化工作的另一方面是教育培训。最初，苏区识字的人很少，因此高级和基层党政机关的通告和决定没有人读得懂，当然也就很难贯彻下去。有些人往往认识个别的字，但连贯起来是什么意思却不知道。一些决议根本无法执行或者执行错了妨碍了工作的进展。还有的时候基层工作人员要受富农分子的支配和领导，因为这种人文化水平高些。
为克服上述困难，需加速普及教育，努力使更多的人认识字。苏维埃政府文教委员会在湘鄂苏区开展了这项工作。1930 年春，该区已开设292 所列宁小学，拥有学生12000 人。此外，还办了一些儿童学习组、工人学校和成人夜校。
为解决师资缺乏问题，开办了一些教师速成训练班。以革命家的传略作为主要教材，特别着重讲解政治课中所需要的名词术语、基本概念（如苏维埃、第三国际等）。
在鄂豫皖苏区，除列宁小学以外，还创办了“列宁”和“马克思”中学，以及一些成人学校。从现有材料看，去年冬天识字的人数已增长了40%-50%。
许多从前一个字不识的人，如今已能写标语、做简短的有实际内容的发言。但是，同其他苏区一样，教员和教材仍感缺乏。有些地方，在没有其他好办法时，只得把《千字文》当做教材。也有的地区把私塾先生聘为新学校的教师。最终，由于财政的拮据，所办学校不能使苏区的所有学生都来就学。
浏阳县有五十余所列宁初级小学和一所高小，每所学校还为女孩子们开设了下午半日制学校和成人夜校。
……
1933 年夏，中央苏区出刊的《红色中华》上，登载了一组叙述人民教育的文章，其中说：……尽管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接连不断向苏区进攻，尽管因此产生了巨大的困难，但苏维埃仍在苏区内继续努力发展文化和教育。苏区预算中为人民教育拨出了相当可观的资金。湘鄂苏区有700 余所列宁初级小学（每村2-3所）。此外还设立了三所女子职业学校、800 余所工农夜校和30 余所妇女夜校。建立了约300 个新剧团。几乎每个街道、每个村落都有戏剧小组、俱乐部和列宁“红角”，此类文化活动得以蓬勃发展。
……
美国左翼知识分子的组织“中国人民的朋友”的机关刊物《今日中国》1934 年1 月号上登了一则消息：
在中国中央苏区，1933 年9 月底对14 个县的统计和1933 年10 月底对10 个县的统计，结果是共有：列宁初级小学2777 所，列宁师范学校2535 所，学生总数82642 人，其中男生62661 人、女生19981 人，其中红军子弟3947 人、贫民与商贩家的孩子1466 人。
1933 年9 月底，上述14 个县成人扫除文盲的情况是：夜校3298 所，学员52292 人，读书小组19812 个，组员87916 人，读书俱乐部712 个，读书委员会2744 个。1933 年9 月以前共有未曾学过读写的文盲：成年人205833，儿童93677，青年21673。
上述情况表明，在文盲占居民总数95% 的中国，苏维埃政权是能够使中国人民得到真正自由的惟一力量。
某些国民党的出版物也提供了有关文化建设的有趣资料。例如，有一个名为《汗—血》的法西斯主义杂志出了一期专刊：《文化战线上的剿共》，其中列举了非常耐人寻味的材料。
……
作者对比了中国苏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教育工作效果之差异，对苏区取得成效之秘密做了如下解释：
“……我们的机构从事教育工作已有多年，成效甚微……然而共党的扫盲工作取得了确实成效，事实不容否认。其原因在于：在苏区内，一切文化工作概由文化部门集中处理，工作安排妥当，联系遍四方。各个部门齐心协力——此乃其成效之根源……”
《汗—血》杂志上这篇文章的作者在引证蒋介石关于苏维埃区和自己管辖区教育状况时指出：
“文化战线剿共斗争的意义在于，需先防止共党数量增多，其次是消灭现有共党……我们不应以老眼光看待敌人。仅以军事力量剿共是绝对不行的，因为共党非同一般，非以往之异党能比也。共党虽穷，但毕竟办起了许多学校。
上面谈及苏区文化教育计划之状况，再观我文化教育工作，真可谓羞惭得无地可容。”
这种绝妙的供状并非绝无仅有……让我们再看看《汗—血》杂志同一期另一篇文章，作者是这样承认的：
“……我们不能不思虑中国教育之状况。一想到这个问题便令人泪下。在社会经济遭全面破产之际，教育的荒芜自然无可避免，但往往是这种荒芜并非经济原因所致，乃因无人过问之故。”
在国民党统治区文化教育工作一片破败的同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虽处于极困难境况，但却加紧创建自己的文化，它的确无愧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8次全体会议给予的称号——有文化的、文明的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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