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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曹禺在1957年的文艺报上撰文这样评价萧乾，“萧乾是文化界熟识的人，他很聪明，能写作，中、英文都好。但是他有一个毛病，就是圆滑、深沉，叫人摸不着他的底。过去，他曾在混水里钻来钻去，自以为是龙一样的人物，然而在今天的清水里，大家就看得清清楚楚，他分明是一条泥鳅了”。这里面有两对关键词耐人寻味，一对是“龙”与“泥鳅”，一对是“浑水”和“清水”。在“浑水”与“清水”的不同生态环境中，按照曹禺的理解，萧乾的身份实现了由“龙”到“泥鳅”的变化。于此，我们不禁要深思，1950年代的萧乾到底是“龙”还是“泥鳅”？萧乾的“叫人摸不着”的“底”到底是什么？
1950年代，回到大陆“落户”的萧乾始终处于社会角色定位的“大十字路口”。这位吃面包的未带地图的旅人在踏上新政权土地的那一瞬，并不是信心满怀。他说，“自从在青岛上岸那天起，我就怀着一种激动和好奇不时地用现实和我心门中的共产主义对照着，比较着”，而对照、比较的核心就是红色政权下非党知识分子的遭际。内心怀着疑虑，萧乾就这样走进了新中国的政治体制。
1949年初到北平，单调的生活并没让萧乾感到不适应。与沈从文、朱光潜不同，萧乾对新中国政权的接纳、融入非常迅速，人与人之间融洽的关系消除了他的落寞感，甚至他还体会到了“革命不分先后”这句话带之的温暖和慰藉。他住在亚洲饭店，吃着小灶，受着尊敬，他感叹“中国知识分子毕竟是幸运的”，“感到自己是受到重视的”。目睹妓女改造、参观农村土改产生的思想转变帮助他很快就成为了新中国“人民的吹鼓手”。
1951年，萧乾发表了近似“连环图画”的大型特写《土地回老家》，其大手笔获得了满堂彩。在1982年为这篇文章写的“附记”中，萧乾说这是自己“解放后第一次的习作，带着自我改造的迫切要求去采访来的”。他还援引了《土地回老家》日文译者官崎世民“肯定这篇东西对于阐明中国革命的作用和价值”的评语。在《风雨平生》的口述自传中他说：“我写文章并不是快手。然而《土地回老家》这套用文字反映土改的‘连环图画’，却不出一个月就完成了。《人民中国》分五期连载刚登完，英、俄、印尼文的单行本就印了出来。很快又被译成印、缅、日、德、法等11种文字”。多年后，读者读到这一段还会在字里行间清晰的发现萧乾流露出的自豪之意。
此外，一个更重要的事件是，他应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范长江的邀请在该报“显著刊出”的《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引起了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注意。1951年3月2日，毛泽东在写给胡乔木的信中说：“3月1日《人民日报》载萧乾《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写得很好，请为广播，发各地登载，并可出单行本，或和李俊新所写文章一起出一本，请叫新华社组织这文章，各土改区每省有一篇或几篇”。实际上，在此之前，萧乾就已经发表过一篇谈自己思想转变的《我认清了阶级》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萧乾说经过参加北京郊外的一个农民斗争会，“明白了没有人能跳出历史，超出阶级的，也鲜明的暴露出过去我那种‘跳出’、‘超出’的想法是如何不可能，如何可耻！”他深刻的自剖，“我虽未直接吃人，却曾间接吃过人”。是以，他虔诚的总结出“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才是灯塔，才是舵手，才是安全幸福的保障”。正是以这样的认识转变为基础，再加上文运当头，使得当时萧乾“精力真充沛”，接连写了《李嫒毑的一生》、《黄友毅回家》、《土地回老家》和《生活在怎样伟大的时代》等特写与自述性的文章。其中《李嫒毑的一生———一个湖南农民的翻身》、《土地回老家》、《黄友毅回家》等五篇文章还收录进了1951年11月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的《土地回老家》一书。
我们可以理解的是，在建国后的“清水”及泛起的阵阵波澜中，正是他的“吹鼓手”身份及歌唱的虔诚态度让他延续着大陆政权成立前就表现出来的被后来批判他的人称为“龙”的社会形象。而萧乾作为“龙”的形象，在当时的批评家看来其显著特征就是“钻来钻去”。对于这种当头的鸿运，萧乾认为得益于解放初创作上的两次丰收，即1951年写土改和1956年写内蒙。对于土改，他认为 “是为了消除这古老中国身上的脓疮，使它茁壮成长”，1956年写内蒙则是因为“原先只有一坐喇嘛庙的草原上，建起了新兴城市”。他作为一位“吹鼓手”，“为了能向世界宣传这些壮举而感到光荣”。 当然，“吹鼓手”的这两次丰收带来的不仅仅是当红的文运，还有政治命运的转变，也就是他工作职位的变迁。当然，这也是“钻来钻去”罪状的重要表征。
我们可以梳理一下萧乾自回国至1957年被划为“右派”几年间工作职位的变动及对他生活带之的影响。1949年，他于开国大典前夕到达北京，当即就参加了国际新闻局的筹备工作。当年10月，任英文刊物《人民中国》副主编兼社会组组长。需要注意的是，《人民中国》隶属后来出现的国际新闻局，是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然而，萧乾“不完全满足于当个靠点外文吃饭的技术干部，内心有着一种想用自己的笔写点什么的愿望”。1952年，他被调至中国作家协会，任《译文》杂志编委会编辑部副主任。1953年，被时任作协副主席的冯雪峰调至人民文学出版社，做了《世界文学》的编辑。当冯雪峰向他征求被调至出版社的个人意见时，“兴奋得一夜也没合眼”，感到“归队了。回到自己的本行了”。1955年初，被解除编辑职务，正式做了专业创作人员，他“欣喜若狂”，“决心不辜负这个机会”，并准备去煤矿体验生活三年，“计划写个以20年代工人运动为题材的长篇”。萧乾“升值的高潮”是1956年被“三顾茅庐”做了《文艺报》的副主编，并给了“专业”待遇。同年，萧乾还受聘任了《人民日报》文艺版的顾问。对于所谓的 “专业”身份的赐予，他认为这是个“特大喜讯”。当然，出于对文艺创作的热爱和对上级赏识的感恩戴德，他笔力雄健，创作出了系列以“颂歌”为主的散文和特写，新闻家、文学家的身份得到了很好的统一。对于“升值”的感受，除了住房的变化，萧乾感到“头上的天空总是晴朗的。人升了值，对镜一照，脸上的灰尘倏忽不见了，腰板也挺直起来。早已生了锈的脑子，忽然像涂了层润滑油”。他甚至还在1956年的冬天，以“萧作家”的身份享受到了三吨“火苗旺”“又不臭”的阳泉煤的特殊待遇。而真正被认为有“龙”的气象的还是在1957年5、6月间，按照当年批判材料的说法，当时正是“‘中国的天空上黑云乱翻’的时候，他忽然露出头来，兴风作浪，拉拢这个，打击那个”。
在这期间，萧乾到底做了什么呢？
当时的批判资料揭露，萧乾是“四处点火”。他拉拢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篡夺党的领导的个人野心家们”，打击了“忠心耿耿、保卫党的事业的人”。同时，“还写了一些诽谤党、党员作家和新社会的文章”，“集中火力对人民文学出版社，对‘译文’，对‘文艺报’进行攻击”。正是在这样的行为描述中，萧乾实现了当时批评话语中由“龙”到“泥鳅”的身份转变。
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整个文艺界开始解冻。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开辟了专登文艺作品的第八版，每天在左上角刊登一篇批评性甚至是讽刺性的杂文。萧乾创作上的“出轨”即开始于这样的形势。在后来的回忆中，他说“一九五六年那气温暖得令人人都想掏心窝子。于是，我就写了篇寓言式的《大象与大纲》”。按照他自己的理解，这篇文章“无非是说，文艺的灵感只能出自作家内心受到外在事物的激发，才能有神来之笔。”可是，他在文章的开头却说“我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那么他的“醉翁之意”是什么呢？显然，借这篇文章萧乾批评了赴京参观的劳模做报告时空话满篇、千篇一律的应景作风。趁着这样的政治气候，萧乾又发表了《小品文哪里去了？》、《一篇拒绝“点题”的文章》、《餐车里的美学》、《“上”人回家》、《礼赞短短篇》等文章。这些文章涉及到了当时的文学创作问题、作家与出版社的关系问题，甚至还涉及到了敏感的社会与政治问题。他形象地把自己创作上的这种“出轨”称做“死灰复燃”，但这终于让他鸿运到头。
而带来“杀身之祸”的则是一篇“失控”之作，是“解放以来我克制了八年之后”，“终于写的一篇批评文章”，也就是1957年6月1日他在《人民日报》《作家艺术家论坛》栏目发表的《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一文。在这篇响应号召“鸣放”的文章中萧乾一直深埋于心的对于政治的思考终于喷薄而出。这篇文章洋洋洒洒，从洗衣店店员与顾客吵架“抢先检讨”这一“高明的战术”写起，批评了“对人不即不离，发言不痛不痒，下笔先看行情，什么号召都人云亦云地表示一下态度，可对什么也没有个自己的看法”的“革命世故”以及居于其中的“大半数都局于领导地位”的教条主义者，认为“没有独立思考，就等于生鱼生肉没经过烹饪、咀嚼就吞下去，不但不能变成营养，一定反而还会闹消化不良”。由此，萧乾深入思考了“双百”方针，指出“‘百花齐放’里要有两个‘放’字才成，一是作家要把匠心‘放’出来，一是领导——特别是党的领导要‘放’得下心”。最为严重的是，他由此展开了对“民主精神”和对党的“人事部门”的批评。他重申了“资本主义国家没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前”时的“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愿牺牲我的性命，来维护你说出这个看法的权利”的民主精神。而对当时的国内状况，他认为从“‘共同纲领’到宪法，我们国家对于人民享有言论、著作的自由，都有明文规定”，“可惜我们目前还不能进一步说：每个中国人都已经有了说话和写作的自由了”。他还认为“‘争鸣’要持久下去，就还需要一种保证，树立一种社会风气，甚至像党中央对批评与自我批评那样制定出一条原则：不以横暴态度对待别人的看法、想法和说法是每个公民对宪法应尽的一份神圣义务”。在最后的“人事工作”一节中，他批评了人事部门的神秘性及工作方法上的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甚至“现身说法”批评了人事部门拖沓的工作作风。萧乾说这篇“当时的出发点只是希望缩短领导与群众之间的距离”，没成想这篇作品竟成了“一九五七年我被划为右派的主要罪证”。他后来反思当时这样的行为“真是胆大妄为”，“难怪要受二十二年的惩罚”。事实上，联想到1949年之前萧乾的《红毛长谈》和“思想工作者”的自我身份命名，这长达“二十二年的惩罚”恰恰才能让后来者考量出萧乾“叫人摸不着”的“底”到底是什么！
可以说，基于上述的变化给与他“钻来钻去” 的“龙”的评价，似乎也并不为过。但是，“泥鳅”的比喻或许更准确，更形象。然而，他“泥鳅”的罪状又如何来的呢？按照当时对萧乾的批判，“泥鳅”的罪状主要来自当时的批评者对他两个方面的概括，一是他的“笑着骂人”的行文方式，一是他的 “两面三刀”、“脚踏两只船，从不落空”的行事准则。是以，才有当时的一个重要认识，“过去每次政治运动来了，萧乾总是‘装死’蒙混，运动过去，他又卷土重来，继续向党进攻”。当然，也才有了萧乾“像那种偷偷在井水里放毒的人”的比喻。而在后来者看来，萧乾1950年代的那种“疑惧”与“张惶”的心态与他“泥鳅”的形象倒是更为神似。
是以，关于1950年代的萧乾到底是“龙”还是“泥鳅”的疑问，或许，“‘龙’抑或是‘泥鳅’”的答案才更能贴近问题的意义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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