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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萧乾先生的了解，最早是从读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萧乾小说选》英文版开始的。记得当时买的中国文学作品英译小说多数是由他人翻译的，唯独萧乾的小说，是作者自己翻译的，感觉这位作家很了不起，既能写又能译，而且是译成地道的英语。后来才逐渐了解了一些萧乾与翻译之间的一些故事。
萧乾很看重翻译，认为翻译不亚于创作。他曾说过，“我绝不认为翻译低于创作，或对社会的贡献少于创作。孟十还、黎烈文、傅雷、高植、汝龙，都几乎只搞翻译。他们的贡献绝不亚于创作。正相反，我认为搞翻译付出的劳动要远远大于创作。倘若把社科和科技翻译也算上去，则翻译对国家的贡献更是远远大于创作。但是社会上给予他们的承认（精神上）及报酬（物质上）往往少于创作。这不公平。”（文洁若编《萧乾家书》，东方出版社，2010）。尽管如此，萧乾一生最渴望的事情却是写作。在他的前半生里，他一直是在写而不是在译，他视翻译为副业，对翻译一向是敬而远之。但是就是这位对翻译一向敬而远之的作家却与翻译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初涉翻译：与翻译的一次美丽邂逅
尽管萧乾早年对翻译的态度是敬而远之，但若说他与翻译形同陌路也不确切。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当萧乾还在辅仁大学英文系读书时，就曾将田汉的《湖上的悲剧》、郭沫若的《王昭君》以及熊佛西的《艺术家》三个中国现代文学剧本翻译成英文，发表在《辅仁学报》上。1933年，在萧乾转入燕京大学读书时，他的写作和翻译才华受到了当时在燕大新闻系教书的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赏识。斯诺在编译他的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时，选取了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沈从文等在内的著名现代作家的作品，其中萧乾的短篇小说《皈依》也包括在内。在将这些作品翻译成英文时，除了鲁迅的六篇小说和一篇杂文由姚莘农翻译外，其他十七篇短篇小说大都先由萧乾和他的朋友杨刚译成初稿，最后由斯诺修改、润饰和定稿。在初涉翻译的过程中，萧乾了解了基本的翻译原则，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翻译理念。《水底的火焰——知识分子萧乾》（2010）的作者丁亚平指出：
从他（斯诺）的加工，萧乾学到了翻译上的基本道理，还懂得了一点“文字经济学”。据萧乾在《斯诺与中国新文艺运动》中回忆，斯诺对文字的要求十分严格：他憎恨冗长散漫，颇为注意紧凑。他往往感到中国作品写得松散。为了补救，就只好往下砍。有时候他又嫌文字隐晦，遇到这种情况——尤其关于内地风土人情，他总是非问个水落石出不可。斯诺告诉萧乾，一个译者一定得把原作所描写的事物完全弄懂才可着笔；译的时候要用最准确无误的语言把自己所理解的传达给读者。
与翻译的这次美丽邂逅影响了萧乾以后的翻译观：文学翻译的忠实并不意味着字面对等；为了传达原文的情感和神韵，译者可以采取更为灵活的“变通”译法。在他自译的《萧乾小说选》英译文中，这一翻译观有着明显的体现。天津外国语学院的林克难教授曾经认真对比研究了萧乾的原创作品和自译，发现萧乾的翻译有时“无中生有”地增添，有时又有“大刀阔斧”地删减，但这样的增删却丝毫没有影响原文意义的传达和韵味的再现，因为无论是增添还是删减都是译者考虑到译文读者的文化背景和认知能力以及中英文行文习惯的差异而有意采取的翻译手法（见林克难 《増亦翻译，减亦翻译——萧乾自译文学作品启示录》，《中国翻译》，2005）。
与翻译再次结缘：无奈的选择
如果说与斯诺的合作翻译是萧乾与翻译的一次美丽邂逅，那么萧乾五、六十年代从事的翻译工作就是一次包办的婚姻，他与翻译的再次结缘含有更多的无奈。萧乾1949年从英国回国后，先后在《人民中国》（英文版）担任副总编和在《译文》杂志社编辑部担任副主任。在《译文》杂志社的工作本来是他与翻译的再次结缘，但是由于他对写作的热爱远远超过了翻译，在五十年代被调入中国作协工作时，他是满心欢喜的。但是当时的政治环境使他选择了沉默，他经常一个人坐在桌前望着窗外发呆。当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工作的妻子文洁若女士非常了解丈夫的心情，建议说：“你要还想写，你就翻吧。翻译保险，翻出来不会像你的这些以前的作品，要用麻绳捆起来，吊到屋角上就由老鼠去啃去咬。翻出来就能出。我们社里就能出。”
在文洁若的鼓励下，萧乾抱着“翻译几本书，总比虚度光阴强”的观点，开始翻译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哈谢克的讽刺小说《好兵帅克》。这本小说描写了二战时期一个普通士兵对腐败的奥地利政府的讽刺和嘲弄，语言幽默滑稽，对当时心情颇为苦闷的萧乾来说很是适宜。后来他在一篇谈翻译的论文中谈到翻译的灵活性时，还从这次翻译经历中举例说他曾将《好兵帅克》原文中的“sir”翻译成“报告长官”而不是字面直译为“先生”，以再现全书的军营气氛，传递原作的讽刺语调（萧乾《翻译的艺术》，《英语世界》，1992）。
在这一时期，由于萧乾对英国作家菲尔丁的作品有过研究，出版社邀请他翻译了菲尔丁的长篇小说《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也是在这一时期，他还翻译了英国兰姆姐弟改编的莎士比亚剧本的文学普及本《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
1961年，萧乾在被打成右派，接受了三年的农场“监督劳动”后（1958-1961），被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工作。期间，他翻译了加拿大作家里柯克的讽刺小说《里柯克小品选》。由于当时还戴着右派帽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该书时萧乾用的署名是笔名“佟荔”。在这一阶段，他负责校对菲尔丁的长篇小说《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的中文译稿。由于原译文中存在着很多问题，在校稿过程中，萧乾几乎对整个译文进行了重译。这部译著最后以合译的形式在八十年代出版。七十年代末，萧乾翻译了挪威作家易卜生的诗剧《培尔·金特》。译本尽管并不是以诗歌的形式译出，但却成功地保留了原剧的诗韵以及口语化的特点。根据他的译本排演的话剧《培尔·金特》先后在北京和香港两地演出。
在编译所期间，萧乾还与他人合作翻译了美国作家辛克莱的长篇小说《屠场》、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的多卷小说《战争风云》以及一些不曾署名的集体翻译作品。尽管与他人合作翻译的这些译作都没有能够及时出版或没有署名，但萧乾却从这一时期的翻译中汲取了滋润生命的精神食粮。在生活陷入困境的时候，翻译对他来说并不仅仅是聊胜于无的打发时光和工作任务，“它是一间屋子的窗口，可以放进新鲜空气，让我们看到外面的一切”。（萧乾《翻译的艺术》，《英语世界》，1992）。
对于自己这一阶段的翻译，他曾调侃地说，翻译家有两类，一类是即兴的（游击战式）的翻译家，一类是阵地翻译家。前者穷毕生精力系统地翻译一两个外国作家；而自己“不幸”却属于后者，只选择了一些适合自己性情的作品。言语中流露出的更多的是难以掩饰的无奈。
不管萧乾是多么地不情愿与翻译的再次结合，在他被迫停笔写作的二十二年里，是翻译代替写作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在他生活最为困难的时候，也是翻译使他有勇气坚持活了下来。
与翻译的美丽结局：最后的爱情诗
如果说萧乾三十年代与翻译的邂逅，以及五、六十年代被迫与翻译的结缘都是他人或历史“强加给他”的话，那么他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结缘却是一个马拉松式的浪漫爱情故事。
早在三十年代末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书时，萧乾就开始接触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在写给胡适的明信片中，他这样写到：
此间（指东方学院）工作已谈不到，心境尤不易写作。近与一爱尔兰青年合读 James Joyce（詹姆斯·乔伊斯）的 Ulysses（《尤利西斯》）。这本小说如有人译出，对我国创作技巧势必有大影响，惜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萧乾《叛逆·开拓·创新——序〈尤利西斯〉中译本》，译林出版社，1994）
信中谈了他对《尤利西斯》的看法，认为该书的创作技巧值得中国作家借鉴，希望有人能将其译成中文；同时也指出该书的翻译难度大，“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写这封信时，他没有想到的是五十年后破解这本 “天书”的工作却最终由他和妻子来携手完成。
后来，萧乾辞去在东方学院的教职，到剑桥大学读研究生。在导师瑞兰的指导下选择了现代派心理小说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其中包括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然而，他与《尤利西斯》的这次姻缘却因二战的爆发失之交臂。萧乾最终放弃了在剑桥攻读硕士学位的机会，选择了赴欧洲战场做随军记者。
但是谁又能料到五十年后萧乾会与《尤利西斯》能够再续前缘？
1990年8月的一天，译林出版社的社长李景端敲开了萧乾和文洁若的家门。当李社长提出请他们翻译《尤利西斯》时，萧乾的态度很坚决，拒绝 “无罪找枷扛”。当时刚刚退休的文洁若却满口答应下来，因为她希望萧乾“几十年前在剑桥的研究有个归结，画个聊以自慰的句号”。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萧乾答应李社长翻译由文洁若做，他只做审校。
然而在以后的翻译中，萧乾日益深刻地认识到这部晦涩难懂的“天书”，确实是一部具有探索精神、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作品，值得介绍到中国来。尽管他说过自己宁愿写十本书，也不愿从事这项翻译工作；尽管他自己已明确表示过不想 “无罪找枷扛”，但这一现代文学巨著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空白却使他在以后翻译中“越陷越深”，强烈的使命感使他从最初只愿做个校者变成了合译者。在此后的四年时间里，萧乾同妻子文洁若夜以继日，专心致志地投入到《尤利西斯》的翻译工作中，直到这部二十年代出版的英语世界的旷世巨著的中文全译本在七十多年后终于与中国普通读者见面，成为一时的畅销书。
萧乾回忆录中谈到自己的翻译时，说他的翻译多是“凭一时兴趣偶一为之的”。因而“每当人赐我以‘翻译家’这一头衔时，我就感到惭愧”。《尤利西斯》这一巨著的翻译将使萧乾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使他无愧于“翻译家”这一称号。
而且，这部伟大的译作也是他留给世界，留给与其相濡以沫近半个世纪的妻子的一份最珍贵的礼物。
对于《尤利西斯》的翻译，萧乾在中文译本的前言由衷地表达了对妻子文洁若的感激之情。他这样写道：“（做这项翻译工作时）很吃力，但是也感到一种惬意，因为一个奔七十岁和一个已过八旬的老夫老妻，三、四年来起早贪黑，终于把这座堡垒攻下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洁若是火车头。她为此书稿放弃一切休息和娱乐，还熬过多少个通宵。从一九五四年五月我们搭上伙，她就一直在改造着我，从懒散到学着勤奋。译《尤利西斯》是这个改造过程的高峰。”同样，文洁若也把翻译《尤利西斯》的四年看作是他们俩人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岁月”；是这部译使她在萧乾走后觉得“永远有奔头”。
丁亚平在《水底的火焰——知识分子萧乾》的最后这样评说萧乾与《尤利西斯》的翻译：《尤利西斯》是萧乾先生献给妻子的“最后的一首爱情诗”，也是萧乾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首爱情诗”。对于萧乾与《尤利西斯》的翻译故事，再没有比这形容更确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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