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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起多年前和萧老的第一次接触，还是在1992年的初夏，为了筹备《萧乾文学生涯六十年展览》，我和几个同事在北京东城后圆恩寺茅盾故居的的南屋中忙碌着。一天下午，萧老在夫人文洁若的陪同下，亲自来看望我们这些布展人员。出乎我们意料的是，风度翩翩的他还拎来了一瓶洋酒送给我们大家品尝，显现出他平易近人的性格和对普通工作人员劳动的尊敬。我想，这和他曾多年从事新闻工作，善于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所分不开的吧。
正如人们所熟知，人生经历颇为传奇的萧乾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出身寒门的他是从写小说向报刊投稿而开始的文学创作生涯。自1933年开始，便在《水星》、《国闻周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小说作品，并获得了不错的反响。1935年后，由于杨振声、沈从文二位文坛前辈向《大公报》总经理胡霖推荐了他，萧乾大学刚刚毕业就有机会到天津去担任了《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1939年后，萧乾应邀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并兼任《大公报》驻英记者。正是凭借着这一机缘,他在二战期间，成为我国唯一的一位亲临欧洲战场的战地记者，他那《银风筝下的伦敦》、《矛盾交响乐》等一篇篇翔实的战地报道，为战火燃烧中的祖国带来了盟军的不断胜利和轴心国的节节败退的消息，给饱经战乱的同胞带来了胜利的希望。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萧乾返回祖国，长期从事新闻报道和报刊编辑工作，任英文版《人民中国》和《文艺报》副总编辑。作为一位精通英语的翻译家，他翻译了许多外国经典文学作品。像《莎士比亚故事集》、捷克著名作家哈谢克的《好兵帅克》、英国著名作家菲尔丁的《汤姆·琼斯》世界名著，还因翻译挪威著名剧作家易卜生的《培尔·金特》而被授予挪威国家勋章。最让人感慨的是，在他80多岁高龄时，他还与夫人文洁若合作翻译了世界文坛公认“最难懂的巨著”——爱尔兰著名意识流小说大师乔尹斯的《尤里西斯》，令世人惊叹不已。
说起萧乾早年步入文坛的经历，熟悉现代文坛掌故的人大多听说过萧乾和沈从文的密切关系。1988年5月10日，沈老在北京驾鹤西去，两日后，萧乾写了一篇《没齿难忘——悼沈从文老师》，刊载在５月15日的台湾《中国时报》上。文中写道：
“他是我的恩师之一，是最早1930年把我引上文艺道路的人。我最初的几篇习作上，都有他修改的笔迹，我进《大公报》，是他和杨振声老师介绍的。在我失业那八个月时间1937年至1938年，他同杨老师收容了我。这些都是我没齿难忘的。”
说起来，那还是在1929年秋，萧乾考进了燕大国文专修班，并旁听从清华大学来的客座教授杨振声的“现代文学”课。经杨老师介绍，于1930年结识了沈从文，见面之后，投缘相得，在文学创作方面得到了沈从文很多的指点与帮助，萧乾甚至尊称沈从文为“师父”，可见其受益非浅。1933年11月1日，时任《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的沈从文，将萧乾的处女作短篇小说《蚕》经过认真的修改后编发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没想到当时北平文化圈中著名的才女林徽音读了之后很是欣赏，誉为“用情感凝铸的作品”，“是沈从文主编《大公报》副刊两个多月来她读到的最好的小说”。她对这位青年作者青眼有加，托“沈二哥”邀请萧乾到她家去喝茶。很快，萧乾便收到沈从文的信，说“有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要见他。
上世纪30年代，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我国第一位女建筑学家林徽音夫妇搬到了北平北总布胡同３号的一所四合院。由于二人出身名门，家学渊源，其所具有的人格与学识魅力，很快围聚起了一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文化精英，如诗人徐志摩、卞之琳、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张奚若、经济学家陈岱孙、国际问题专家钱端升、物理学家周培源、社会学家陶孟和、考古学家李济、文化领袖胡适、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等等。这些文化精英们常常在星期六下午来到梁家品茗，坐论天下之事，探讨学术研究。时间一久，渐成气候，便形成了上世纪30年代北平最有名的文化沙龙，时人称之为“太太的客厅”。正是这间客厅，对于20世纪30年代“京派”文学的形成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女主人林徽音才貌双全，在20世纪30年代便发表了许多具有专业水准的文学作品，范围涉及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各个领域，在京派作家群中声誉鹊起。汪曾祺曾如是称赞：“她是学建筑的，但是对文学的趣味极高，精于鉴赏，所写的诗和小说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风格清新，一时无二。”又因与梁思成多次在一起外出不避艰险地考察各地的古代建筑，以及建国后参与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图案等，使她在我国建筑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的老朋友，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历史学家费正清曾这样来形容林徽音：“她是有创造才华的作家、诗人，是一个具有丰富的审美能力和广博的智力活动兴趣的妇女，而且她交际起来又洋溢着迷人的魅力。在这个家，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场合，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都在围绕着她转。”
正是有了沈从文的引荐，23岁的大三学生萧乾才得以在1933年11月４日（周六）下午进入 “太太的客厅”，怯生生地拜会了这位长他6岁的“神仙姐姐”。这次会面，对当年刚刚出道的这位文学青年“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从此，萧乾从一个刚刚出道的文艺青年，正式“奋蹄”跃入文坛。以一个风格鲜明的京味青年作家的独有风貌，在30年代的文化圈里来了一个华丽的登台亮相。此后，他就因陆续发表长篇自传体小说《梦之谷》、短篇小说集《篱下集》、《栗子》、散文集《小树叶》等名噪一时，成了京派作家中的后起之秀。
现代文学馆珍藏着一份珍贵的书信，正好是印证这一史实的，那就是1933年11月初林徽音写给沈从文的信，信文如下：
沈二哥：
初二回来便忙乱成一堆，莫明其所以然。文章写不好，发脾气时还要呕出韵文！十一月的日子我最消化不了，听听风知道枫叶又凋零得不堪，只想哭。昨天哭出的几行，勉强叫它做诗，日后呈正。
萧先生文章甚有味儿，我喜欢。能见到当感到畅快。你说的是否礼拜五？如果是，下午五时在家里候教，如嫌晚，星（期）六早上也一样可以的。
关于云冈现状是我正在写的一短篇，那一天再赶个落花流水时当送上。
思成尚在平汉线边沿吃尘沙，星（期）六晚上可以到家。此问
俪安
二嫂统此
徽音拜上
手拿着这封信，抚摸着着那发黄的信纸，辨识着那一行行隽秀的行楷字迹，那痛快爽利，略带幽默的语句，不但将这次的林、萧会面的缘由告知了我们，其关注古代洞窟雕塑艺术的热情也略见一斑。不经意间，如同我们触摸到了史实的脉搏一样，不由得我们不怦然心动。历史，就以被我们捏在手中那薄薄的一纸信笺，引导着你我感同身受那78年前在“太太的客厅”里发生过的这一幕故事。是否可以说，百年现代文学史的巨人与我们匆匆擦身而过后，这次有幸被我们捕捉到了它的一个清晰的足印呢！
这封信里记录的足迹，除了林、萧的会面之外，还记录另外一件文学史上重要作品的问世过程，那就是原载1933年11月18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的《秋天，这秋天》，这是林徽音悼念诗人徐志摩逝世2周年的锥心泣血之作。初看这封信，不明白为什么信中会流露出这样一丝哀伤的情绪。随着对细节了解的深入，才发现近两年来，这“碧云天，黄叶地”的清秋时节，便已是“秋风起兮叶飞扬，怀知己兮意堪伤”地和徐志摩的不幸坠机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了一起，方才真正地明了信中的所说的“十一月的日子我最消化不了，听听风知道枫叶又凋零得不堪，只想哭。昨天哭出的几行，勉强叫它做诗……”字面后所蕴含的深义，令我们不由得不为之感慨，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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