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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我”去花市，偶然发现有人卖蚕这种古怪的小生命，便选了八条。回到住处，“我”翻出一个精致的盒子，梅送给我的，还是她爹爹由法国带来的呢，这为小生命们做个摇篮是再好不过了。我像慈母安置婴儿似地将蚕儿一条一条放进锦盒里。我再也不关心堆在窗前的课卷了，只忘情地伏在被子上厮守着它们，小盒子绿得静得简直像伊甸园。第二天下床一看，死去了两条，活着的，因桑叶已经吃尽，也不大有生气了。我忙下山买回一大抱桑叶。每天，我嚓嚓地在桌上写，它们哥儿六个沙沙地在我床上的小乐园里吃。到后来，那长长的身子愈变愈透明。一个早晨，我看见件奇事：一个浅黄色茧子躲在盒的犄角。我赶紧给梅带话。梅来了，高兴地拍起手来：“盒子是我的呀！”两天里，六条成熟的生命都走尽了在绿园里争逐的途程，施展起一辈子的抱负了。梅找来一团新棉花，舒舒服服铺在盒子里，周围撒上剪碎的叶末，然后把六条懒懒的老蚕安置在棉花上。老蚕酣酣地睡去了。
——以上，是短篇小说《蚕》的基本内容。
《蚕》，萧乾的处女作，1933年9月29日写成，经沈从文亲笔修改后亲手发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如今，这篇小说的手稿就酣酣地睡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手稿库中，逝水无声的日子里没有谁会轻易去惊扰它的好梦，然而一旦翻开，却又没有谁能无动于衷而不生发文星天落近在咫尺的惊喜与惊叹：啊，那中缝印有“燕京大学”的8开对折竖行红格稿纸，那一笔出自燕京大学新闻系高才生之手浑圆流畅而又规规矩矩一字一格的漂亮行书，那时时穿插于字里行间却又同样规规矩矩流畅浑圆的修改手迹……抚摸着这见证了80年岁月沧桑的物质遗存，万般感慨不禁油然而生：历史，原来是这般的短暂又是这般的漫长，是这样的悠远又是这样的切近啊！
遥想当年，当这几页稿纸上的钢笔手写字变成铅字印在《大公报》上时，那个蒙古族青年人该是何等的欣幸！在此之前，“码字”这当子事情也许只是他的一时之兴而偶然为之，抑或虽有志于此道却因不知如何起步而四顾茫然。但于今往后不同了，他有了老师，有了向导，有了拉着他扶着他前行的人。小小的成就如同一道亮光，照彻了他未来的道路，让他一生一世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于是他创作，他翻译，他编辑……他著作等身，他名满天下。然而，即使在文学征程上走得再远，他留在文坛的第一个脚印也是《蚕》——第一个，永远不能改变，也永远不会忘记。所以，他珍惜、他宝爱、他倾心倾力带着《蚕》的手稿穿过风穿过雨，直到把它送进中国现代文学馆。
由这一份手稿想到文学馆收藏的另一份手稿——确切地说是三份手稿，那是当代著名女作家宗璞1946年初读于南开大学外文系时的三篇作文稿：《雪后》、《明日》、《荒原上》。作文题目是时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国文讲授的著名作家李广田先生所出，那是先生给学生布置的作业。学生完成作业认真，先生批改作业仔细——三篇作文，每一篇都留下了李广田先生的朱笔圈点。尤其是《雪后》一篇，署名为“外文系三五五九五冯钟璞”，文前特意注明是“第一次作文”。李广田先生在冯钟璞的这个“第一次”后写道：“我很喜欢你的文章的节奏，像听一个会说话的（人）在说话，像听一个会唱歌的人在唱歌。我想，你也许可以写诗了。”后来，宗璞果真就写起了诗，而且不仅写诗，还写散文，写小说，直到写出了自己在当代文坛上的一席之地。
由《蚕》而《雪后》，两份手稿的殊途同归，让人倍感人间情谊的美好：作家们所珍爱的，决不只是自己的文学生命之始，更是把自己领上文学之路的那一份导师之恩。也许“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要求对于常人来说未免超高，但常心存感激永志不忘还是谁都可以而且应该做到的——就像萧乾与宗璞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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