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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1894一1988）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就文学创作而言，短篇集《隔膜》、《火灾》等，“实为中国新小说坚固的基石”（茅盾语）；“扛鼎”之作《倪焕之》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现代长篇小说走向成熟；童话集《稻草人》，“给中国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鲁迅语）；1921年发表的四十则《文艺谈》，是我国现代文艺理论史上最早出现的理论专著，为新文学理论的孕育起了奠基的作用。就文学活动而言，叶圣陶以文会友，广结良缘，为开创新文艺的园地和聚集作家队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就教育和编辑出版工作而言，叶圣陶永远记住最广大的文学爱好者并且自觉地担负起编辑的责任，永远记住广大的青年并且自觉地担负起教师的责任。为了这种责任，叶圣陶不惜牺牲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专著创作。他的作品只是他成就的一个方面，更大的成就在“文章”之外，他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师。
叶圣陶在为朱光潜《我与文学及其他》写的《序》中说：“‘一切纯文学都有诗的特质’；推广开来，好的艺术都是诗，一幅图画是诗，一座雕像是诗，一节舞蹈是诗，不过不是文字写的罢了。要在文学跟艺术的天地间回旋，不从诗入手，就是植根不厚。”叶圣陶自己就是“从诗入手”步入文苑的。早在1908年春，叶圣陶还在苏州草桥中学读书的时候，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就和同学一起组织了诗社，取名放社，意在放言高歌，抒发自己的志向。顾颉刚在《〈隔膜〉序》中说：
他（叶圣陶）比我早进一年中学。我进中学时，他正是刻图章、写篆字最有兴味的当儿。记得那时看见他手里拿的一把大折扇，扇上写满了许多小小的篆字，我看了他匀净工整的字，觉得很是羡慕。后来他极喜欢做诗。当时同学里差不多没有一个会做诗的，他屡屡教导我们，于是中学里就结合了一个诗会，叫做“放社”。但别的人想象表出，总不能像他那般的深细，做出来的东西总是直率得很，所以我们甘心推他做盟主。
“盟主”，就是“召集人”、“带头人”。叶圣陶经常和王伯祥、顾颉刚、吴宾若在一起吟诗、联诗、填词、嵌字、对对子。顾颉刚在《记三十年前与圣陶交谊》中说：
（1908年）予亦入中学。是时王君伯祥喜与予及圣陶近，结社作诗钟，或嵌字，或咏物，恒三数日轮出一题。圣陶以好饮，自署“醉泥”。社中惟此三人，所作推圣陶最工。又相约急就章，欲驰骛于隶草之间，亦以圣陶为神似。……是时予有所恋，而社交未公开，无由自达其意。圣陶能篆刻，曾倩刻三印，曰“隔花人远天涯近”，曰“想得人心越窄”，均《西厢记》语；曰“网得西施愁杀人”，尤《西堂赋》中语。印篆或遒劲，或蕴藉。时加摩挲，聊可自慰。至圣陶本身，则未闻其有此种烦闷也。
对对子是一种很风趣的游戏。叶圣陶在私塾读书时就对“对对子”很感兴趣，把“天对地”、“云对风”、“白马对黄牛”、“皓月对长空”、“登高山对望远海”之类的“对联大全”背得很熟；明清笔记小说中“点雨滴肩头”对“片云生足下”，“愿乘苍龙上天去”对“偶牵黄犬过街头”等等“对对子”的趣闻，也知道得很多。苏州园林中那些表现了选字遣词高度艺术技巧的园联，如苏州网师园的“风风雨雨，暖暖寒寒，处处寻寻觅觅；燕燕莺莺，花花叶叶，乡乡暮暮朝朝”。苏州拙政园的“北院寺新成，有寒碧千层，远青一角；东君如旧识，正庭槐垂荫，梁燕将雏”等等，也都熟烂于心。看得多，记得多，激发的想象也多，对起对子来自然敏捷工整。喝酒做“诗钟”，也是一种高雅的消遣。诗钟名称不一，或称羊角对，或称雕玉双联，或称百衲琴，或称诗唱。文人雅士做诗钟，社规甚严。拈题时缀钱于缕，系香寸许，承以铜盘，香焚缕断，钱落盘鸣，其声铿然，以为构思之限，故名诗钟。放社做诗钟，没有文人雅士那么严的规矩。“盟主”要社友做二句对子，七字句或十四字句，出题有种种花样，有“命题对”，如以“青蛙”或“雨伞”为题目做一对对子；有“嵌字对”，如以“小红”或“如意”嵌入上下句，做一对对子。最难的是把不相干的字句嵌入上下句中，做一对对子，例如上句嵌“天”，下句嵌“花”；上句嵌“初听起”，下句嵌“暖瓶”，本来不搭界的字和词，做成七字对或十四字对，难度就大了。“盟主”点燃一支香，用以计时。这支香烧完了就要交卷，延宕或做得不合格的就要罚酒。对对子和做诗钟，虽属雕虫小技，然以之瀹性灵，涤烦躁，亦不失为“艺苑之支流，尘海之逸轨”。对对子最能显示中国文字的特征。能对对子才能分辨虚实字，平仄声。对子的拙巧、朴华、雅俗，可以看出读书之多寡、语汇之贫富，以及才思聪慧的程度和审美情趣的高下。这种游戏能练习做诗的基本功，社友各显其能，优者雀喜，劣者苦醪，互为评点，自有一番情趣。妙句出，意蕴生。对对子若有信手拈来，浑若天成的本领，诗一定做得很雅洁。
放社刚开始时只有叶圣陶、王伯祥、顾颉刚、吴宾若几个人，同窗好友知道后纷纷要求加入，“结社”也是哪个时代的风气。1910年春，草桥中学放社正式成立。除王伯祥、顾颉刚、吴宾若之外，江应千、乔笙亚、章君畴、吴湖帆、张吉如、张禹琳、庞京周等一大批“朝同学，夕同游”的朋友也都成了“放社”骨干。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这些以“中华男儿”自励，“誓将只手擎天空”的学子，在“盟主”叶圣陶的带领下，经常举行社集，作文、作诗词、作画、刻印章、习字、吹箫；谈国内的“水灾”、“兵荒”、“暴动”；谈国外的“名人伟业”；谈民族前途，你争我辩，“往往至数小时”，从而也孕育了许许多多的诗篇。叶圣陶当年写的旧体诗多达好几册，虽说只选了五十余首冠以“少年稿”的集名《叶圣陶集》第8卷，但读后仍能感受到作为诗人的叶圣陶卓越的才华。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叶圣陶成了文学研究会“读书会·诗歌组”的成员，1922年1月与刘延陵、朱自清、俞平伯一起创办了我国新诗史上第一份新诗刊物《诗》月刊，作为新诗的“歌舞养育之场”。那时叶圣陶竭力提倡写新诗，虽说也意识到“旧形式可资供鉴”，但绝不写旧体诗。直到1929年12月28日，为了答谢施蛰存馈赠鲈鱼的盛情，这才在信中附了“五四”以来写的第一首旧体诗，诗云：“红腮珍品喜三分，持作羹汤佐小醺。滋味清鲜何所拟，《上元灯》里诵君文。” 1936年5月，这封信（连同诗）由孔另境编入《现代作家书简》（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西北风》杂志的编辑看到了，擅自改题名为《施蛰存自松江饷以鲈鱼，书一绝以赠》，连同叶圣陶1936年10月写的旧体诗《挽鲁迅先生》，一同在《西北风》第13期（1936年12月5日）发表。答谢馈赠鲈鱼的诗笔调轻松，诙谐幽默；挽鲁迅的诗写得极其恭敬，写作时间又相隔了七年，登在一起实在不那么庄重。这大概是编辑玩的“拉名家”花样，不是作者本意要发表的。从1917年到1937年抗战前夕的20多年里，叶圣陶自己发表的旧体诗只有《挽鲁迅先生》一首。1930年代初，面对来势汹汹的复古思潮，叶圣陶写了《关于读古文》等议论文，极力反对写文言文和旧体诗词，反对“旧瓶可以装新酒”的论调。虽说有点偏激，但的确是那个时代的“主流”，是一大批“与时俱进”的作家们的共识。
抗战爆发后，叶圣陶举家入川，旧体诗才多起来，内容大多是写“流亡”中的见闻、爱国忧民、严辨夷夏的思想情感，以及朝夕怀想、时萦梦寐的思乡念友之情。在1937年7月至1946年2月前后八年又七个月的“流亡”生涯中，叶圣陶写了很多旧体诗词，仅收入《叶圣陶集》第8卷的就有60余首。因为青年时代旧体诗词写得多，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经验，古典文学的修养极高，爱国主义思想十分炽热，对朋友最讲亲谊，又得江山之助，所以一写出来便不同凡响，深得林宰平、俞平伯、王了一诸位先生的赞赏。如《江行杂诗》用字“拗救”、“隽绝”（王了一、林宰平语）、《今见》“惯家句调，如饮醇醪”（林宰平语）、《至善满子结婚于乐山得丏翁寄诗四绝依韵和之》“风规高迈”（林宰平语）、《游青城口占》“洒落有味”（俞平伯语）、《乐山寓庐被炸移居城外野屋》“躬历艰危，不减平素之雅怀，无颓唐音，无客气语，贞固夷粹，令人兴感。若风格出陶、杜间，如诵《羌邨》、《彭衙》等篇，犹其馀事耳。”（俞平伯语）、《彬然治圃桂林百岩山》“得盛唐正趣”，“冲淡绵邈，是善学陶者”（王了一、林宰平语），等等。总之，叶圣陶“流亡”重庆、乐山、成都期间写的旧体诗，可以作为“抗战词史”来读。请看1939年11月4日在乐山写的《水龙吟 “举头黯黯云山”》：
举头黯黯云山，秋心飞越云山外。风陵渡口，洞庭湖畔，捷音迟至。战士无衣，哀鸿遍地，西风寒厉。听连番烽警，惊传飞寇，又几处、教摧毁。
怅恨良朋悠邈，理舟车、愿言难遂。雨窗剪烛，春盘荐韭，谈何容易。江水汤汤，写愁莫去，够尝滋味。更何心、怀土悲秋，点点洒、无聊泪。
当天的日记中说：“下午，作成《水龙吟》一首，写近怀。首二句得之已多日，自以为切合当前情景”。写这首词完全出自心有所感，意有所触，情有所激。时值初冬，阴暗的云山更增添了诗人的愁绪。抗战已经两年了，不但最初的鞭痕没有半点平复，而且创伤的范围越来越大，山西境内黄河北岸的“风陵渡”，以及长江以南的“洞庭湖”，均为主要战场。前方，西风寒厉，战士无衣，哀鸿遍地；后方，警报频传，敌机不断地狂轰烂炸，人民的生命财产化为寒烟。烽火连天，叶圣陶与滞留在上海的朋友们离得越来越遥远了。前途茫茫，东归无期，想象有一天久别重逢，接受老朋友的殷勤款待，又谈何容易。汤汤江水，流不尽亡国之恨，徒然愤恨，只能抛洒哀伤而又“无聊”的眼泪。《水龙吟》写的是诗人的“近怀”，反映的是那个时代最痛切的国难。中华民族的忧虑和悲痛，读来令人深思。
“清真沉厚”，是叶圣陶“流亡”期间的诗词的另一个特色。作者戴着镣铐跳舞，“斟唐酌宋”，古为今用，刻板的形式在叶圣陶手里成了随心所欲抒写新的内容和新的情感的利器，“旧瓶”装上了“芳醇”的“新酒”，非但没有陈旧的涩味，反而显得清新可喜；朴实而有“芳润”，言有尽而意无穷，请看1939年12月15日在乐山写的《浣溪沙 四首》：
曳杖铿然独往还。小桥流水自潺潺，数枝红叶点秋山。
渐看清霜欺短鬓，稍怜瘦骨怯新寒。中年情味未阑珊。
尽日无人叩竹扉。家鸡邻犬偶穿篱，罗阶小雀亦忘机。
观钓颇逾垂钓趣，种花何问看花谁？细推物理一凝思。
野菊芦花共瓦瓶，萧然秋意透疏棂，粉墙三两欲僵蝇。
章句年年销壮思，音书日日望遥青。可堪暝色压眉棱！
几日云阴郁不开，远山愁黛锁江隈。乡关漫动廋郎哀。
风叶洒空疑急雨，昏鸦翻乱似飞灰。入房出户只徘徊。
1939年8月19日，日冦飞机轰炸乐山，乐山城内“炸去三分之二”，“死伤甚众”。叶圣陶的“寓庐被炸”，“所有家物器用书籍悉付一炬”，只好移居“城外野屋”。词中“小桥流水自潺潺”、“尽日无人叩竹扉”、“家鸡邻犬偶穿篱”、“野菊芦花共瓦瓶”都是写实。诗人“离群索居”，虽说当时在武汉大学教国文，分章析句，解释文章，但这完全出自被迫和无奈，“章句年年销壮思”，为此感到异常的烦躁和挥之不去的寂寞，诚如他在1941年10月4日写的五言诗《二友》中所说：“虽居稠人间，何殊孤岛守？”于此“孤岛”中，仅得“手杖”和“烟斗”二个朋友，“慰我无聊时，伴我郊野走”，可见这《浣溪沙》第一首开头的“曳杖铿然独往还”，以及“渐看清霜欺短鬓”、“稍怜瘦骨怯新寒”等寂寞而哀伤的诗句也都是写实。词中融铸了许多典故：“曳杖”句出自苏轼《东坡》：“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未阑珊”出自白居易《咏怀》：“白发满头归得也，诗情酒兴未阑珊”；“罗阶小雀”出自《史记·汲郑列传赞》：“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亦忘机”出自李白《下终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细推物理”出自杜甫《曲江二首》：“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伴此身。”“远山愁黛”出自欧阳修《玉楼春》：“春山敛黛低歌扇”。“乡关”句因契合平仄规律而倒装，实为“漫动庾郎乡关哀”，缘自庾信的《哀江南赋》，叶圣陶创造性地借用了这许多典故，可见他古典文学根基极深，满腹经典，善于活用。俞平伯评《浣溪沙四首》，说“用典入微，令人不觉”，这话十分精当。研读叶圣陶在“流亡”期间写的这些诗词，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古今名句，每从飘泊中来”，“艰难诗万首”等古训，可见作者直面现实，与时代贴得很紧。
也正是因为与时代贴得很紧，叶圣陶“流亡”期间的诗篇既极其沉重写出了民族的灾难，也展现出了民族的曙光。且看1942年5月24日在成都写的《踏莎行 题丁聪所绘〈现象图〉》，现抄录如下：
现象如斯，人间何世！两峰“鬼趣”从新制。莫言嬉笑入丹青，须知中有伤心涕。 无耻荒淫，有为惕厉，并存此土殊根蒂。愿君更画半边儿，笔端佳气如初霁。
是日日记中写道：“昨鼎彝交来丁聪所作《现象图》一帧，属余题之。图绘后方各色人物，皆可叹可悲之象。设色，用漫画笔法。讽刺意味甚重。余作《踏莎行》一首，即题其上，又为写署端三篆书。”此图现存美国Kausas大学图书馆。“两峰”即“扬州八怪之一”的罗聘，善画人物、山水、梅竹。所绘《鬼趣图》讽刺世态，尤称于史，乾隆嘉庆时名人多有题咏。“无耻”援自鲁迅为肖军《八月的乡村》作序所引苏联作家爱伦堡的话：“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 荒淫无耻指统治后方的国民党当局；“有为惕厉”：有所作为，警惕危惧，指在边区和敌后坚持抗战和建设人民政权的共产党。国共“并存”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但“根蒂”却不相同。叶圣陶热忱地希望画家用犹如“晴光”一样的鲜亮的笔墨，画出边区和解放区那个“半边儿”的崭新的景象，读来令人鼓舞！“抗战词史”也成了叶圣陶研究重要的思想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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