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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唐弢引起读者和文学界的关注，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从杂文创作步入文坛的他，文风颇似鲁迅，几可乱真，还引起过些小误会。那时，他才20出头，是上海邮政局的一名邮政工人。1959年，他进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学术研究为业，成了一名学者，曾担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室的领导工作，任过《文学评论》副主编。工作对象和职业的变更，并未改变其作家的身份底色，他留给世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一个爱书胜过新婚妻子的书痴。写杂文，写书话，研究鲁迅，宣传鲁迅，是他一生最爱最感兴趣的志业。从进入文坛开始，一直念念不忘自己独立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
事有凑巧，天降大任。后来，他还真的主编了一套《中国现代文学史》。如今已逾不惑之年，1980年代，曾就读大学中文系的中年人，大概对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大多不陌生。笔者至今依然记忆犹新的，是大学入学第一学期，专业课程就赫然排出《中国现代文学史》。然而，课已经上了将近一半，教材却一直没有拿到手。那时，图书出版周期之长，发行速度之慢，非今天在校大学生所能想象，故而，教材短缺乃是常态。
而愚钝如我的大学新生，还真不懂大学怎么个读法，虽有求教之心，却不知道哪里去找老师。唯有懵懵懂懂，不由分说地沿袭中学生的学习套路，拿出中学老师教的一招一式，拼记忆，比勤快。上课留心记笔记，下课仔细对笔记。高层次的思维能力和学习能力的训练，被降格为近乎形体活动的机械记忆。这种“用力”不“用脑”的读书法，因为深受其害，后来我曾在不同场合反复声讨、清算。
一学期只剩下几周，期末考试马上来临的时候，左等右盼的教材终于姗姗而来。拿到手里，才知道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乃为唐弢主编。从此记住了唐弢的名字。那年代，地方大学刚入学的大学生，大概能够熟背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之类的领袖语录，就称得上“见多识广”了。文学修养的前期积累尚且如此，民国史的知识储备，更加令人不堪。加之老师授课方式生硬、板滞，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功课，在区别文学性、艺术性和故事性尚有难处的我们，本来就没有多少好感，真有兴趣者更是少得可怜，在拿到计约75万字，厚厚的三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后，大多数只读几页就叹气。直至课程结束，几乎没有人读完这三本教材。
人生如戏。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某师专任教，主讲《中国现代文学史》。很富于戏剧性，又令人感到滑稽。自己不曾爱过的厚厚三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居然又摆到自己的学生面前。依稀记得，地方大学无一例外地，都被要求使用部颁教材。我们别无选择，也没有选择的自由。媳妇熬成婆婆后，决没有放弃行使家长权力的理由。依样画葫芦逼着学生读《中国现代文学史》，一如当年自己的老师，效果可想而知。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夫子的训诫，点醒了我。钻研教材、探究教法的职业意识，潜滋暗长。设法寻找、阅读相关的书籍，强化积累，这过程非常痛苦，成效却很明显。如今，中国现代文学史在我，不再是概念、术语和生涩的名词和没完没了的纷争，而是一幅幅色彩斑斓、绚烂多姿的人生画卷、交响诗章，文学史中，有人、有事、有文，有情趣，有形象，有意境，有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留洋的“海归”，国内长养的“土鳖”，无不生机勃发，气象葱茏，个性分明。阅读、积累，质疑、慎思的结果，在我脑海，慢慢复活了一部属于自己的，个性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一个华丽转身，《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再名目可憎，令人生厌，反倒成了学生们最爱的一门课程。看来，问题显然不在现代文学史本身，而在现代文学史的叙述。唐弢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参与者、亲历者和见证人。而且，20世纪上半叶，其居住、工作的上海，恰好是全国的文化、出版中心，几乎所有的出版物，都从上海流向全国各地，即便编辑部设在北京的刊物，譬如《新青年》、《语丝》、《文学杂志》等等，印刷、出版都在沪上。唐弢又是一个喜爱读书、评书、品书、写书，还大量藏书的书迷，得天独厚的优势而至于此，能有几人？倘使唐先生只把自己熟悉的人、书、事，以及人书之间的故事写将出来，就会是一部很生动很精彩，且极富神韵和个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二
然而，先生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却令人遗憾。譬如，经唐弢亲自修改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五章第二节“语丝等社团流派和闻一多等人的创作”，给周作人的小品文下的断语是“内容空疏”、“意味消沉”。对现代象征诗派的评价，几乎没有可取之处，笼统地视之为“当时诗歌发展中”的一股“逆流”，“在我国新诗发展过程中，象征派所起的作用是反动的”，她的开山祖师和代表人物李金发的诗作“大多是一组组词和字的杂乱堆砌，连句法都不像中文。这种畸形怪异的形式，除了掩饰其内容浅陋之外，正便于发泄他们世纪末的追求梦幻、逃避现实的颓废没落的感情。”
而1937年之后的大后方和沦陷区文学，评价高低，姑且不说，许多作家甚至连名字在书中都找不到。今天被当作一流作家、优秀作家对待的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师陀、无名氏、徐訏、路翎、穆旦等，在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均未给予应有的席位。
再说，现代文学在面向全球的开放格局中降生、成长、发展、壮大，如今已是普遍的常识，早期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主体，多半有留学背景和国外生活的经历，渊源有自，出身书香之家的子弟也大有人在。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翻译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的渊源极深。这些，都是极具研究价值的专题，而唐著《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没有给予合适的篇幅，尤其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即便留下浮光掠影轻描淡写的三言两语好像都玷污了自身的圣洁和纯净似的。至于近年受到普遍重视，文学史地位迅速提高，为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劈出一片新天地的通俗文学，压根还是近10多年，文学史观念变革之后，重绘中国现代文学版图的结果。
然而，倘若据此认为唐先生趣味偏颇、视阈狭窄，抑或笔力不逮，那可是对先生莫大的误解。从青年时代起，先生就非常欣赏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论说。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一直是他时时翻读的两部书。曾在许多场合，反复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在自修生活中一度舍哲学而就历史，后来又少写杂文去做编写文学史的准备”。文学史撰述准备时间之长，自觉意识强烈而突出，有据有证。
个人的兴趣、爱好和理想，与实现理想的能力，不能看作同一码事，这是常识。然而，事实证明，唐弢并非仅有著史之志，而缺史家之德与识的平庸之辈。业界没有谁敢怀疑先生的“史德”、“史识”和“史才”。别的不说，只拣一件足以资证。上世纪三十年代，唐弢与鲁迅熟识后，鲁迅欣赏他的史学修养，即问能否参考日本《近代文艺笔祸史》，以政治内容为主，编一部近代中国文网史。
鲁迅的眼力世人公认。再看，唐弢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学术交流会上的发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关于重写文学史》、《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轮廓》等等，就不能不惊叹他的史才与史识，也打从心底佩服鲁迅的眼力。以上文章，几乎都是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破冰之作，视界宏阔，史料翔实，逻辑谨严，立论得当。均在学界赢得阵阵喝彩，给学科发展带来新的刺激和发展活力，同时也启发了一批年青的新锐。当年亲炙先生教诲的刘纳、杨义、蓝棣之等，一个个都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做出了令人注目的业绩。
三
唐弢做研究，不搬弄各种吓唬人的理论，而是坚持从对象出发，以史料为基础，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前提下做出个人的评判和独到的论断。语言、文风自成一格，体现出十分扎实的学术功力和优雅、大度的学术气量。
1980年代，轰轰烈烈的“重写文学史”，虽然不完全是针对他主编的那套《中国现代文学史》，问题的展开和话题所及，由古到今，从中到外。但他主编的那套现代文学史，显然划入清算之列，且是重点所在。果真“重写”，等于自我否定与自我颠覆。他是这套教材的主编，同时，他又是现代文学史这个学科第一代学人中的重要代表和奠基者之一，尴尬与窘困，可想而知。然而，他没有回避问题，推卸责任。诚心诚意检讨、反省，承认局限，推倒重来，该个人担责者决不推诿，他说：“想到书中的缺点，始终负疚于心”。1980年代前后，他的著述和谈话，不少篇章都在孜孜矻矻的自我纠错，其虔诚、勤勉，令人感怀。“譬如说对左翼作家联盟，功过两端，我们都叙述得不够充分。”左联的问题在于，“一方面，使文艺团体具有政党性质，排斥了许多很有作为的进步作家，实行关门主义；同时又用机械唯物论的观点，不加分析地批评所有在《新月》杂志上写稿的作者，以及某些所谓‘第三种人’”，“将自己划在小小的圈子里，和广大的人民群众隔绝了。”就文艺团体而言，论述失之偏颇，不限于“左联”，还有许多社团、流派，评价都不够公允。唐弢以“左联”为例，结合历史参与者和见证人的体会和认识，历史而客观地评价“左联”的是非功过，令人不容置辩。尤为普遍且敏感的，是对作家及其创作的论说，对此，唐弢坦言“就作家的评价而言，现代文学史对郁达夫、老舍、沈从文、徐志摩、钱钟书、杨绛等的评价确实低了一点，我曾在1985年9月富阳召开的郁达夫纪念会上做过检讨。我认为通过具体分析，适当地提高这些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必要的。”“我认为徐志摩在新诗建设上有过功绩，他的《山中》、《再别康桥》等确是名篇，虽然不多，却已经十分难得了。沈从文卓然大家，长篇如《边城》，短篇如《丈夫》、《八骏图》等，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像以徐志摩、沈从文等为代表的那些文学流派，我认为，“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值得肯定的流派，评价应实事求是，恰如其分。”说到周作人、李金发、戴望舒等等，他也深怀歉疚，所以，后来他提醒学界，“李金发，我们也不能忘记他”，戴望舒的诗，如《雨巷》、《乐园鸟》、《偶成》都“写得很好”。曾是这个学科领袖群伦的权威，公开说出这样的话，实事求是地自我检讨，需要何等的气度？得罪许多人不要紧，弄不好被扣“犯上”的罪名，也不是没有可能。
四
在重写文学史的呼声和浪潮中，唐弢一直十分清醒，始终不失一个学者的睿智和理性，“我的希望有一部较好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一部较为实事求是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却是一片至诚，毫无私心，完全可以对天盟誓”。
年近耄耋的老人，痛心疾首，实不多见。“对天盟誓”释放出来的信息，除了证明他的炽烈、坦诚之外，还留给我们不少想象和勘探的空间，内中隐曲，非外人所能知也。因此，他毫不含糊地，在不同场合反复吁求，给予文学史著述以更多的自由，“文学史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写法，不应当也不必要定于一尊”，今后的文学史著，“决不能像过去一样，将一部文学史写成左翼文学史”，这种自省、自新的姿态，令人动容。
业界知道，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由教育部组织编写，是经中央宣传部审查过的大学中文系教材，习惯称“部颁”教材。一个时代终结后，与之相伴，并为这个时代专享的某些词汇的生命，也随之结束，被逐出常用词典，自是必然。民国以后，“钦定”一词，烙着王朝的印记，强烈的专制意味，不受欢迎。“部颁”一词，顺势取代。因之，“部颁”和“钦定”差不多可以当作同义词互换，将来的《汉语同义词词典》真列入这一词条，或未可知。故而，《中国现代文学史》，并不代表主编本人的学术立场和学术观点。“说是‘主编’，其实是有点夸大的，因为除了通读全书外，我个人承担的只是很少一部分；虽然也做过一些规定，提过一些意见。然而限于体例，又不得不自动撤回，主要还是集体的力量，大家的功劳。”唐弢说的，句句是实情。自谦的成分和身不由己的苦衷，兼而有之。实际上，教材还有一位幕后主编，是中央指定的真正的总负责人周扬。如今，背负精神包袱最重的却是唐弢。但是，撇清个人与这套教材的关系，在他，没有这个必要，也不是他的为人为文的一贯风格。
他用事实告诉我们，“六十年代初写这部文学史时，正当史学界讨论‘以论带史’还是‘论从史出’问题到达最后阶段的时候。我是主张‘论从史出’的”，“文学史嘛，无非是告诉人家文学的历史发展，把材料整理一下，把文学的发展过程和事实讲出来，加以说明和分析，至于结论，让读者去做”，总之，“重要的还是实事求是，以事实为主。” 讨论的结果，真理败给了权力，“当时讨论的胜利者却是‘以论带史’派，我们这部文学史也深受影响”。在框定的理论架构内著史，与主张“我如果写，就写一家言”的唐弢，在学术个性上简直风马牛不相及。
研究思路和治学方法，都违背唐弢本人初衷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主编者，出于对历史负责考虑，叙录历史经过，寄望于来者，岂不正在情理之中。
姿态和主张，若能与身体力行的研究著述实践结合，说服力更强。拿出让人信服的成果，是最好的纠偏补弊，于是，《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轮廓》、《我观新诗——蓝棣之作〈正统的和异端的〉代序》等，相继发表。这些，可谓是唐弢自我反拔的代表作，真正代表了他对现代文学的认识和理解。他亲力亲为的重写文学史实践，给了其时的现代文学研究界很多启示，激发了研究者的热情，一批富有新见的现代文学史，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相继问世，现代文学研究掀开了新的历史新篇章。
回眸唐弢学术历程的意义，我以为，可以有效地警醒体制内学人，在知识生产和学术研究日趋一体化的环境下，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始终如一地保持学人的价值理性和学者良知，在国家意识形态生产和学术独立之间，找寻一个支点，平衡或舒缓学术个性和僵化体制之间的紧张关系。
唐弢领衔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大学中文系教材的使命，业已完成。若不是研究学科史，一般读者，乃至有志于现代文学研究的青年，大概不会再触摸或提起这套教材。然而，一个人领军挂帅，一伙人蜂拥而上的集团化知识/学术生产机制，非但没有改弦更张，反而变本加厉，日益侵害学术肌体的健康，妨碍学术个性的发育和生长，值得我们警醒。唐弢曾说，教师的作用就是启发学生思考，“引导他们向正确的方面探索。”“不然，处处依靠人家，你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这样的人只能人云亦云，不动脑筋。”长此以往，学术创新从何谈起。30年前，悖反常理，扼杀个性和创造性，只生产工具，不培育人才，先生深以为忧的问题，30年后，更成学界的常态，以致竞相效仿的时髦。我们能不深长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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