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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典籍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藏书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有私人藏书家出现；历经汉魏六朝至五代，日见其盛；有宋一代，私家藏书已与官府国家、书院道观，成三足鼎立之势。历代私藏书家不乏其人。明代宁波天一阁主范钦常熟汲古阁主毛晋；清代曝书亭主朱彝尊及钱大听、孙星衍、黄丕烈等，藏书近十万卷，均是赫赫有名的大藏书家。他们是保存我国珍贵古代典籍的功臣。近现代也有几位大藏书家，一位是长乐郑氏（西谛〕，一位是芜湖钱氏（阿英）、一位是绥中吴氏（晓铃）、一位是镇海唐氏（晦庵）。郑振铎以藏宋明善本见长（书捐国图），后有《西谛书目》行世；钱杏邨以收藏晚清小说戏曲见长〔书捐家乡芜湖〕，著有《晚清戏曲小说目》；吴晓玲以藏明清戏曲小说善本见长（书捐首图）；唐弢则以收藏期刊及现代作家著作珍本闻名（书捐现代文学馆）。他们穷毕生之心力，藏书数万卷，尽收海内外珍本，堪列我国大收藏家之伍。为我国的藏书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对于唐弢的藏书，巴金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文学馆有了唐弢的藏书，文学馆就有了一半。”唐弢藏书的数量虽然不及馆藏总量的八分之一，但其质量远胜其它文库的藏书。我们曾对唐弢藏书进行了一年多的著录整理，结果证实巴老的话千真万确。
一、 难得一见的珍稀本
唐弢先生的藏书有两大特色：珍稀本、签名本。其一就是为人称道的珍稀本。这些珍稀本，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珍本，更为一些藏书爱好者垂涎。
唐弢文库的藏书共有平装图书23000千余册；线装书2000余册，600余种外文图书（含日、法、英、俄文）；期刊近2000种。其中毛口书1300余册；签名本600余册；初版本1500余册〔1937年以前〕；珍惜本600余册。
《晦庵书话》中提及的百余种珍稀本。
比如：《域外小说集》（一、二册）。32开。显克微支等著。周氏兄弟译。1906年2~6月出版。初版。毛口。钤唐弢藏书印。此书只印四十部。
《官场现形记》李宝嘉著。（1—18册）48开，1905年出版。世界繁华报本。钤马长魁印、马氏第堂长魁藏书章。此本为《官场现形记》的最早版本。
《老残游记》（一、二册）刘鹗著。32开。1907年5月出版。神州日报社本。为此书早期重要的版本之一。钤家璨、晦庵唐弢藏书印。
此外还有《月界旅行》（光绪二十九年，1903）、《地底旅行》（光绪三十二年，1906）、《天演论》（光绪辛丑，1901）、《巴黎茶花女遗事》（光绪辛丑，1901）、《经国美谈》（光绪二十八年，1902）、《雪中海》（上下）〔光绪二十九年，1903）、《迎因小传》（光绪二十九年，1903）《俄国情史》（光绪二十九年，l903）、《瓜分惨祸预言记》（光绪二十九年，1903）、《重译昕夕闲谈》（上下）（光绪三十年，1904）、《海天鸿雪记》（光绪甲辰，1904）《十五小豪杰》（光绪三十年，1904）、《黑奴吁天录》（光绪三十一年，1905）、《女娲石》〔光绪三十三年，1907）、《黄帝魂》（宣统元年，1909）、《惨世界》（宣统二年，1910）。
此外还有邹容的《革命军》、周树人的《生理讲义》及《中国矿产志》（油印本）、《中国小说史》（线装讲义，初稿本）、《史家对小说之论录》（线装本），《会稽郡故书杂集》（线装）、《韩国三十年史》（非卖品）等都是难得一见的珍本，有的是海内外孤本。
以上是晚清时期的珍稀本。民国时期也有不少珍本。
诸如：《引玉集》（1934年）、《凯绥坷勒惠文版画选集》（1936年、共印103本，此书为第7Z本）、《使命》（李健吾著，1940年，有禁发章）、《热风》1927年初版）、《苦闷的象征》（日本·厨川白村著，1924年初版）、《西还》（1924年初版，俞平伯赠叶圣陶本）、《玉君》（杨振声著，民国十六年初版）、《遥夜闺思引》（民国三十七年初版，共印l00本）、《百喻经》〔民国三年）、《海盗船》（民国二十三年、自费印书）、《月夜》（ 川岛著 l924年初版）、《竹林的故事》（冯文炳著1925年，绝版）、《灵海潮汐》（庐隐著，1931年初版）、《茶杯里的风波》（彭家煌著，1928年初版）、《草原故事》（巴全译，I931年，马来西亚本、难得一见）等等。
以上珍本的版本价值，《晦庵书话》中都有详实的文字。这里不再赘言。
二、独此一家的签名本
施蛰存先生对藏书者有过一段精彩的议论：“逛旧书店是爱好书籍的知识分子的‘癖好’。由于手头拮据，想以廉价买得一些需要的书，他不去新书店而去旧书店。为了访求一些新书店里没有的书，他到旧书店里去碰机会------单纯的为了爱好书籍，丰富自己的书库，他到旧书店里去物色古本、善本、珍本。”（《旧书店》，载《随笔丛刊》第6集，1980年）
唐弢先生当然是施蛰存所说的有大“癖好”的藏书者，他以收藏新文学版本的精全为世人称道。名家图书的签名本并不少见，在一些藏书人手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上几本。但在一人手中，拥有如此之多，如此之重的签名本，却十分罕见。收藏众多名家的签名本是唐先生藏书的又一大特色。
先生藏有许多新文学作家的重要作品版本，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禹、冰心、胡适、周作人、沈从文等人的作品几乎全有，而同一部作品的各种版本也多有收藏。先生的藏书可谓“精、足、早”，是当之无愧的新文学版本第一大藏书家。
据不完全统计，先生所藏的近600种签名本中有他人的赠与，也有自己的收藏。仅赠与先生签名本的就有巴金、茅盾、戈宝权、施蛰存、黄裳、钱钟书、楼适夷、郑振绎、夏衍、张天翼、叶圣陶、曹禹、丁玲、赵家壁、骆宾基、傅雷、阿英、姚雪垠、柯灵、辛笛、许杰、华铃、曾克、周黎庵等上百位知名作家。
收藏其他人的签名本：有刘半农赠孔德学校的《扬鞭集》，汪静之赠周作人的《寂寞的国》，梁实秋赠萧公权的《骂人的艺术》，曾朴、（曾）虚白赠张若谷的《肉与死》，王礼锡赠屈武的《去国草》，萧三赠元任的《萧三的诗》，田间赠柳倩的《未名集》，李鲁人赠吴文藻、冰心的《我们的手》，臧克家赠茅盾的《国旗飘在雅雀尖》，阿英赠叶圣陶的《桃花源》，朱维基、芳馆赠林微音的《水仙》，以及周作人《药味集》、茅盾《苏联爱国战争短篇小说译丛》自签本。这些签名本虽然不是直接赠给唐先生的，也是新文学十分珍贵的版本。是先生的重点收藏。
这些签名本既见证着作家间的深情厚谊，也见证了一位藏书家几十年的辛劳。
最早赠与先生的签名本要数阿英的《桃花源》。该书的出版时间是1938年12月，阿英的签赠时间是“十二月十五日”，相隔时间很短，表明此书刚一出版旋即赠与先生，可见二位的友情之笃。阿英与唐先生都是现代藏书大家，只是收藏有所侧重。阿英重在晚清，先生意在新文学，二位对书籍的偏爱则是“心有灵犀”。阿英手中定会有唐先生著作的签名本。
这里还要提及两位赠书者：一是巴金，一是楼适夷。这两位作家几乎把自己所有的著译之作都赠给了唐先生。囿于篇幅，就不—一列举了。两人的签名本上涉20世纪40年代初（巴老签名的是《憩园》，楼老签名的是《人间》），最晚的则在20世纪80年代末。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始终保持这种没有任何功利色彩的真挚友谊，实在难能可贵。书籍是沟通作家与藏书家心灵的纽带，哪里会有比彼此互赠自己的作品更让人心怡的事情呢？
签名本还见证着作家的人格，谦虚谨慎是他们的美德。九叶诗人之一的杭约赫在自己诗集的《火烧的城》的扉页上写道：“这是一本写得蹩脚，也印得蹩脚的小书，也只有厚着脸送给朋友们来讨教了，不久也许能会有一个字符较标准和字体较标准的小册子出版，来弥补这次由于匆忙和懒惰所给与朋友们的眼睛的灾难”。其实，此时的作者早已是一位很知名的诗人了。
周国振在自己译的《亚洲之战》一书中的扉页上写道：“唐弢先生惠存：本书乃晚子四年来第一次重行执笔之译作。兹特奉上一册，以博一笑。本书因出版人屡加催促，乃忙中抽闲于二星期内赶译，急就之章，未加校对，匆促付印，错误之多，在所难免。尚希先生予以指正。晚国振敬赠 三十五年元旦”
当时艰苦的生存条件，作家们既要忙于生计，又要进行创作，其困难可想而知；但他们严于律己，谦逊为人。简短的文字，见证着中国作家的人格，见证着中国诗人的良心。
孙玉石老师曾谈唐弢的签名本，对其中的《萧三的诗》品评尤佳：“《萧三的诗》，系苏俄国家联合出版社远东分部出版发行，1934年4月伯力出版，封面图案红黑绿三色，配以远东地图，加上扉页题字：‘元任先生：永佶自俄寄赠 四，二十七，一九三四。’这里的‘元任’究竟是谁，似已不甚重要，可留后人去‘猜想’它为唐弢钤印收藏，为大型史料编著《中国现代文学总目录》、《中国新诗书刊总目》所未见，可为国内孤本，弥足珍贵了。”（见《唐弢藏书——签名本风景线》序。中华书局，2006年12月）由此再次印证唐弢先生签名本的重要价值了。
我国有着悠久的藏书历史，历代也出现不少藏书家。他们出于对历史文化的热爱，热衷于历史重要典籍的收藏。他们无疑是传播中国文化的功臣。著名史学家吴晗在《两浙藏书家史略·序言》中讲：“甚或连楹充栋，富誇琳琅，部次标签，搜穷二酉，导源溯流，蔚成目录之学。其有裨于时代文化，乡邦徵献，士夫学者之博古笃学者至大且钜。”有关藏书家的历史贡献，前人论述较多，这里不在饶舌。但要说明一点，历朝历代的藏书家都要有财力。由于史籍的成本高（用纸、刻工、印制），收藏者定要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才可实现自己的收藏志愿。而唐弢先生则不然，他只是一个靠出卖脑力劳动的文化人，除工资与稿费之外，无其它进项。要实现自己的收藏志向，只有节衣缩食，这又需要多大的毅力啊!
明代有王世贞用一座山庄换取一部宋刻《两汉书》的故事。虽然后来王世贞处境困窘，身居茅屋，却依然念念不弃这部典籍。今有先生为了买书，一天只肯两个馒头，钻在废纸站的堆栈里苦寻。为一部书，可以倾囊中所有，从上海书商手中购得所价奇昂 的《月界旅行》。正是这种对书的“痴迷”，才使得先生敢于抛弃一切。“正是这些实书籍，他们始终伴随着我，和我一起度过了数不清的饥寒交迫的日子，度过了数不清的惊风骇浪的时刻。这些书籍，有不少正是我的贫贱之交，正是我的患难之交哩。”（见《晦庵书话·买书》一文。1980年10月。三联出版社。）由此，可以理解一点点先生对于书的那种酷爱。为什么先生能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痴迷执著的辛勤寻访？书是先生的生命。用生命换来的这些藏书，又怎么能不倍加珍惜呢？又怎么会轻易割舍呢？！
嗜书为命，是藏书人的“通病”。清人徐乾藏有一印“黄金满籝，不如一经”。则表达了他轻财重文的心志。而唐弢先生有一首很经典的诗：“平生不羡黄金屋，灯下窗前长自足。购得清河一卷书，古人与我诉衷曲。”此诗表达了先生与古人相同的志趣。先生一生所最求的，绝不是黄金钱财，而是志向情趣，是与古人的情感交流。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种人生的大境界，恰是王静安在《人间词话》所言的“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绝佳境界。
“淡泊名利”、宁静致远”是老一代作家一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唐弢先生一生无多嗜好，只爱藏书，将生活决以外的工资、稿酬都用于藏书。他所追求不是优越的物质生活，而是精神生活的享受：有了书就有了一切；寻觅到一本好书，则会欣喜若狂。如果没有一种精神的追求，没有一种博大的胸怀，很难做到这一点。这数几万册藏书的背后，有着唐弢先生五十年的心血；看到这巍巍“书城”，怎能不为唐弢先生的执着所动容，怎能不对唐弢先生产生仰止之心！
“藏书是万年百世之事——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藏书家是人类文明的天使。人类的精神文明，靠他们毕生的心力靠他们艰苦的寻觅，靠他们舍命的保藏，得以成百世之事，才得使后人“知古”。我们绝不应该忘记这些伟大的藏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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