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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刚复出的陈涌同志在与文艺理论工作者的一次谈话中，提出要做好文艺评论和研究工作，需要培养“三感”，即理论感、历史感和艺术感。以中国鲁迅学史上的三位研究大家陈涌、王瑶、唐弢而论，他们都具备这“三感”的深厚造诣，但各人又有着更为突出的一个方面，这就是：陈涌的理论感，王瑶的历史感，唐弢的艺术感。
唐弢先生的艺术感，是学界公认的。1992年他逝世后的纪念会上，严家炎先生就说过：唐弢“本身就是作家，艺术感觉极好，深知创作的甘苦，他谈论作家作品，总是三言两语就能抓住作家的风格特色和作品的独特成就，把最有味道的地方传达出来。……我认为，在审美评价的精当方面，唐先生在我们现代文学研究工作中简直可以说并世无第二人的。”严先生说得极对！至今中国现代文学界甚至整个文学评论界，都无人在审美评价与艺术鉴赏方面超过唐弢。对唐弢的艺术感做一番深入的玩味，对于缺乏艺术感的中国当今评论界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拿唐弢与陈涌的同题论文《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比照着读，就会发现唐弢是从敏锐的艺术感觉出发，由细腻的文本分析上升到现实主义的理论高度，陈涌则是站在时代理论思维的高峰上鸟瞰鲁迅小说的现实意义。这两篇不同视角、不同写法的论文，虽然阐释的方面和内容有所不同，论述的方式也各呈异彩，但都有益于对鲁迅小说的理解。但根据这篇文章的题旨，我们着重谈唐弢的艺术感。
唐弢的这篇论文发表于1982年《文学评论》1期，《鲁迅研究》6辑，后收入《纪念鲁迅诞生10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该文长达近四万字，是一向惜墨如金的唐弢少有的一篇长篇论文，也是他自己鲁迅研究和写作生涯上的一次超越，鲁迅小说综合研究中的一次突破。我最为叹赏的是第三节“栩栩如生的风俗画”和第四节“动人心弦的抒情诗”，以丰富生动的细节分析有力地说明“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的一个独特的内容，是以多样的形式为我们留下了生活的画幅，真实的生活的画幅。----我们民族生活方式的栩栩如生的风俗画”。说明“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的另一个独特的内容，是它的抒情性，凝炼通达，酣鬯舒展，几乎每一篇小说都是一首动人心弦的抒情诗”。又从哲理化、讽刺化和语言的回旋反复这三个方面，细致入微地分析了构成鲁迅现实主义小说抒情诗特点的因素。最后，在结束语中这样总结道：“既不随意修改‘自然’，也不一味服从‘自然’，鲁迅根据这一原则找寻小说的现实主义的道路，善于将别人的理论和自己的经验结合起来，以丰富和发展这一创作方法。”从而“深深的彻到核仁，达了常人凡俗的目所不及的深处”。唐弢的这篇大论文，是多少年来含英咀华、从容把玩鲁迅小说的结晶，其探幽发微、披沙拣金的细节分析，细微深邃、博洽明析的艺术体味，以及娓娓道来、如诗如画的话语格调，都堪称一绝，足为极品。可以这样说，就审美体验、艺术品位和论文文体的秀雅、完美来说，唐弢不仅在鲁迅研究界首屈一指，就是在整个文学批评领域也是少有人能够企及的。借用当年恽铁樵对鲁迅小说《怀旧》的评语来说，就是“才解握管，便讲词章，卒致满纸饾飣，无有是处”的青年“极宜以此等文字药之”。当下有些年轻人，一论鲁迅小说就发宏篇大论，引外国名词，从概念到概念全是抽象之论，没有一点切实的作品分析，实在应该用唐弢的这篇论文医治一下自己的毛病。
再拿唐弢最主要的鲁迅研究开篇之作《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来说，核心论点是认为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在于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相互结合，这一论点并非作者的独创，而是当时文艺理论界在讲文学艺术特征时的一个流行的观点，因而并不能足以说明鲁迅杂文独立的特征，可见那时占主流地位的政治文化对鲁迅研究及其它研究领域的禁锢之深。然而，纵然如此，唐弢的这篇论文却仍然不失为中国鲁迅学史上一篇很难得的妙文，简直是把鲁迅杂文的艺术风貌活灵活现地和盘托出了，之前没有人做到，之后也无人企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唐弢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点，就在于他本身就是一位杂文家，具有长期的丰富的杂文写作经验，并且对杂文的艺术技巧情有独钟，特别以杂文艺术手法的灵活、秀雅见长，兼之多年潜心学习以至模仿鲁迅杂文，对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心领神会，因而虽然从核心论点上受到当时主流文化的禁锢，却能在具体论述中显示出活力与底蕴，勃发出一派生机。事实上，唐弢写作此文的动因也是要冲决那时占主导地位的唯政治化倾向，强调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本身就已经是对唯政治化倾向的挑战，何况还将艺术特征显现得如此出色呢？1983年我发表《鲁迅杂文研究的症结》，《文摘报》加以转载后，唐弢先生表示赞同，我特到他家里当面向他谈过这一点，他含笑点头同意。
不仅在文章的逻辑层次上显示了唐弢写作的才能，而且在具体的阐述当中也反映出他的确很会写文章，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感。首先，他是从鲁迅的创作实际出发，进行活的分析和活的表述，而不是把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归纳为简单的几条，死板、呆滞地进行罗列。其次，举的例证贴切、生动、新颖，阐发得灵活、形象，恰到好处。例如论述鲁迅杂文的形象化传神绝技时，举了鲁迅这样一个比喻：“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这个例子，别人也举过，但是唐弢却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使我们极其形象地看到了苍白、无力、得不到泥土培养的‘天才’的变相。”有了这画龙点睛的一句，鲁迅“绿豆芽”比喻的神髓刹时被勾出来了。再次，语言活脱、跳荡，对鲁迅杂文风格的概括准确、新鲜。例如将鲁迅写杂文得心应手比喻成“舞台上最出色的武生，一条棍棒在手，旋转飞舞，指挥如意，既能抛得高，又能接得稳。我们自己往往因为生活经验少，思想贫乏和知识浅薄，拿住棍棒不敢放出去，抛到一尺高就战战兢兢，赶紧接住，惟恐失手。……令人担心的是这条棍棒一直飞到台下，也许会打破观众的脑壳。”这样的生动比喻和“驰骋自如”的准确概括，一直是脍炙人口的。
《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发表不久，就出现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强调艺术特征已不可能，唯政治化的倾向达到极端化的程度。人们从中尝尽了苦头，60年代初开始批判极左思潮，向客观真实性原则回归。这样，唐弢又从更深的层次强调鲁迅作品的艺术特征和其中所包含的艺术观点，于1961年在《文学评论》第五期上发表了著名论文《论鲁迅的美学思想》。
这篇论文的核心论点是阐发鲁迅对于艺术特征的深刻理解，仍然是唐弢一贯坚持的观点，论述方法则是抓住两组矛盾展开文章的思路，这两组矛盾是：“美和真----在文学艺术上相当于艺术和现实的关系问题”；“善和美----在文学艺术上相当于政治和艺术的关系问题”。说明鲁迅几乎和文学生涯开始的同时，就坚持了文学艺术的特征，根据这点来看待美和真即艺术和现实的关系，也根据这点来看待善和美即政治和艺术的关系：主张一件完整的艺术品应该是“天物”、“思理”、“美化”三者的有机的统一，辩证地理解了艺术和现实、政治和艺术之间的关系；文学艺术的规律一直是鲁迅这位伟大作家不断探索的中心，坚定地重视艺术的特征，认为那些直接为“五卅”事件而写的诗，“情随事迁，即味如嚼蜡”，因为“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反对“咀嚼着个人的小小的悲欢，而又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的描写身边琐事”的倾向，也反对借政治点缀文艺的标语口号式的文学，认为有了真，有了善，还不一定能够构成美，因此所写的又得“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善需要通过美来烘托和传播，只有运用艺术的手段，才能加强思想的感染，所以“新闻上的纪事，拙劣的小说，那事件，是也有可以写成一部文艺作品的，不过那纪事，那小说，却并非文艺”；所以鲁迅总是从更高的政治角度概括生活中的人物形象，以他的深广的思想赋予平凡的生活以再生的灵魂，并把政治溶化在“直接性”里面，汇成完整的情节和场面，例如《起死》中“没有任何一句话是对《齐物论》的批判，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场面任何一个细节不是对《齐物论》的讽刺”，在杂文创作中，也是依据艺术本身的特征，变化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风格。
这篇论文的论述语言也很有特色：灵动、秀雅、峻洁，不是干巴巴地摆道理，而是富有诗意、引人入胜地描述，例如讲述在鲁迅早期论文里理出分散着的属于美学方面的观点时，打了这样的比喻：“恰如眺望着一片汪洋浩荡的湖泊，回头又看到从山间流来淙淙的溪泉一样，凭借这些材料可以了然于它的来龙去脉。”就颇富有美感，使读者在明了理论的同时，又获得了美的享受。概括鲁迅杂文的不同风格时，用了“意激词促，声色俱厉”、“从容不迫，谈笑风生”、“谈言微中，一针见血”、“回旋跌宕，铭心镂骨”等语，既准确贴切，又丰瞻雅致，很有特色。唐弢论文中的这种谴词炼句的功夫，是非常值得学习的。
樊骏先生认为唐弢最值得珍惜的艺术成就是他的《晦庵书话》。在这一篇篇的书话中，尤其表现出了唐弢卓越的艺术感。例如《半农杂文》对刘半农的文章作出这样的评价：“读起来却是使人十分畅快的，既流利，又幽默。有人说他有举重若轻的本领，‘清淡时有如微云淡月，浓重时有如狂风急雨。’这句话说得很中肯。不过幽默易流于浮，流利易流于滑，有时不免有这种毛病。但就大体而论，半农的杂文很是泼剌，证明他应该是一个战士而不应该是一个打油诗人。他文体，正如他的诗歌一样，值得特别提出来研究研究。”诚如严家炎先生所言：“三言两语就能抓住作家的风格特色和作品的独特成就，把最有味道的地方传达出来。”
唐弢先生愈到晚年，艺术感觉愈是灵敏，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1987年，他因中风而昏迷的前两年，我到人民出版社一位朋友那里去，正好有人送来了文艺报。她打开一看，第二版几乎用整版篇幅刊登着唐弢先生的大块文章《林语堂论》。我立时眼前一亮，临别时竟然不顾礼节，跟她索要这份报纸。她也知我对唐弢先生的文章情有独钟，忍痛给了我。我出门坐上公共汽车，就痴迷般地读了起来。唐弢先生卓越的艺术感如细绵的春风，又一次吹拂着我，真有如沐春风之感。他那时已经74岁，但文章毫无衰老之态，全篇充溢着活泼泼的艺术生气，对林语堂的评骘切中肯綮。首先赞赏林语堂所提倡的“本色美”，并赞叹林语堂的《剪拂集》等“本色的作品”，“不仅持论公正，而且行文流畅生动，亲切活泼，深得英国随笔式散文Familiar Essay娓娓而谈、挥洒自如的气韵，并有林语堂的个人性格特征。”但在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刚刚进入大陆，好评如潮的时候，却逆流而上，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小说几乎全部是《红楼梦》的模仿和套制。人物是不真实的，不是来自生活，而是林先生个人的概念的演绎，因此没有一个人物有血有肉，能够在故事里真正站立起来。林语堂先生在这里又违背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借人物的嘴为哲学观点说教，卖弄才华，自作多情，离本色美愈远。他学《红楼梦》，学得很认真，但这一学，却反而让《红楼梦》将他的作品比了下来，对照鲜明，更加显示出《京华烟云》的虚伪和做作。”然后笔锋一转，对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又表示赞扬，认为“是好的，是后期作为绅士林语堂的较有成就的作品，除了中间夹杂一些反复出现、令人生厌的老妇人的反共唠叨和呓语外，全书对苏东坡本事和诗文经过一番研究，分析探索，运用得较为恰当和灵活：既维护了传记务必真实的要求，也体现了林语堂个人晓畅通达、指挥如意的行文风格。”此文发表后，在文学研究所和整个文坛引起轰动，都为已近耄耋之年的唐弢先生，仍然勃发如此朝气而惊叹不已。
唐弢还善于在诗与画之间发现相通之处，更加透发了他的艺术感。例如他1982年8月8日在为英国伦敦大学《中国季刊》作的《关于<故事新编>》这篇短文中讲：《故事新编》并不如有人所说的，可以“比之于绘画中的毕加索”，而是“有点接近格罗斯George Grosz----一个鲁迅喜爱的德意志的画家”。其中的艺术感觉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艺术感就是对作家作品的语言文字、文体形式和其中蕴藉的深厚内涵及其与美术、音乐等艺术的相通点以及由此透发出的“图画美”、“音乐美”等种种“诗美”，具有敏锐的细腻感觉，有如汪曾祺所言能够“扪触”到语言，并能将这种感觉以诗性的文字形容、描绘出来，传达给读者。这是文学评论家和研究家必备的素养。来自于天赋，也得自于后天幼小时的自觉培养，万万不可忽视。
唐弢不仅对别人的作品具有敏锐的艺术感，自己写文章也富有艺术性，即便是撰写论文，行文也极讲究文字，注意文体。如蓝棣之所言：他本质上是位“诗人”，他的文学论文像是“领异标新二月花”，充溢着“诗美”。读之，是一种艺术享受。唐弢可称是兼而有之的富有艺术感的文评家和“文体家”，已经形成了一种特异的“唐弢文体”。
唐弢先生逝世已经二十年了。1989年底最后一次去他家探视，临别他一定坚持送到门口。此时的唐弢先生已经显出老态，告诉我他刚刚得过一次小中风。刚过几天，王瑶先生在上海病逝，在北京八宝山举行追悼会时，一位朋友问唐弢先生怎么没来。我说他身体欠佳，几天前去看他时很显衰老。不想一语成谶，不久唐弢先生即犯病昏迷，住进协和医院，一年多后于1992年1月4日撒手人寰。那次门口告别成为最后一面。当时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想起1982年底唐先生曾让我做他写作《鲁迅传》的助手，但因我陷在《1913至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的极端繁忙之中不可自拔，未能如愿，失去亲聆指教的良机。三十年后，我撰写的文学版长篇小说体鲁迅传《苦魂三部曲》之一《会稽耻》终于出版，然相隔两界，想奉赠先生、聆听教诲而不可能矣！每想到此就抱憾终生，不禁怆然！像唐弢先生这样的学者、作家、藏书家，今后不会再有了。略感慰藉的是：唐弢先生是不朽的。他的鲁迅研究和文学评论文章无疑将铭刻在中国鲁迅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永远散发着隽永的醇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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