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还在衡阳做水利技术员，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立刻就被这部书所吸引，不仅仅因为那是“文革”书荒的特殊年代，的确是《李自成》不同凡响。我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几乎是入迷地置身于姚老所构筑的历史星空中，甚至引发出对晚明历史上的喜爱。我那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写一篇大文章来说一说这部书。但终因文学理论修养的欠缺和晚明史学问的疏浅而不能实现。
过两年，我到武汉去看望多年失去联系的兄长，兴致勃勃地跟他谈起《李自成》。他对这部书的喜爱程度一点也不逊于我。令我意外的是，他竟然与姚老是忘年交。他说：“姚老现在搬到北京去住了，不然我可以带你去见见他。”拜见姚老，当然是我所期待的。不过，当时即使姚老住在武汉，我也可能会有所犹豫，因为姚老在我心目中太崇高了，我会有点怯意。正是这方面的原因，加之我生性拘谨，后来尽管很多次地去过北京，却没有敢见姚老的念头，遂造成终生的遗憾。兄长说罢，还拿出近期写给姚老的四首诗给我看。这四首诗写得很好，至今没有公开发表过。我愿借此机会，将它介绍给各位朋友，诗是这样写的——
寄姚雪垠先生四首
其一：
风霜雨雪漫言之，又见艳阳普照时。
天欲假之鸣厥盛，凤凰飞上最高枝。
其二：
古今中外恣翱翔，撷取精英织伟章。
未负平生辛苦意，《红楼》今看家家藏。
其三：
浩荡风云出渭南，倩谁巨笔作奇传。
而今四海喜无憾，史诗长留天地间。
其四：
两载睽违意念频，春风犹记语谆谆。
龙门此刻远千里，何日风涛过孟津？
再过两年，我告别水利技术员生涯，一心一意专攻文史。我很想多读一些当代文学作品，但遗憾的是，从那以后，很少能看到与《李自成》比肩的长篇小说，至于阅读时那种喜不自禁的情感，似乎再没有发生过。
80年代中期，我开始着手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其准备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再次阅读《李自成》的前三卷。我想让自己的身心进入一种弥漫四周、可触可摸的历史氛围中去，在这样的氛围里来感悟历史的本色、历史的丰富，以及历史的启示等等。在写作过程中，我也会常常挑选其中的个别章节来阅读，借以活络心灵、滋润枯窘。对我的历史小说创作而言，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李自成》应是启迪最大的一部书。
首先是姚老对历史小说写作的严肃态度和他自觉的社会担当意识对我的启迪。姚老对他笔下那段历史的涉猎之广、研究之深，令我叹为观止。他在给茅盾的信中写道：“我在写这部历史小说中，对历史研究看得较重，认为是创作的基础，也下过笨功夫，所以现在弄清了许多糊涂的历史问题，翻案只是弄清糊涂问题的一部分。历史小说是历史科学和小说艺术的统一。首先要对历史深入研究和理解，然后才有艺术构思。”《李自成》就是坚持走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统一的这条路。我在阅读的过程中，时时感受到这部巨制沉甸甸的历史分量。它绝对是在对历史怀着敬畏之心下的产物。
历史小说创作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便是如何处置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哪些必须真实，那些可以虚构，虚构到什么程度，其间的分寸如何把握等等。作为一个对明末农民起义有一定了解，但对晚明史没有研究的读者来说，读《李自成》，我在感觉上是一切都顺理成章，一切都真实可信。当然，我知道这是小说，必定有不少虚构，但觉察不出来，发现不了明显的破绽。我在没有任何障碍的状态中，被不知不觉地引入作者所创造的文学世界，而不是像读有的历史小说那样，因为看出是在做假，便拒不入门，或者虽进门，但终因不能忍受而中途退出。《李自成》能做到这一点，便是它的最大艺术成就。我后来读到姚老写给茅盾的信，知道他在这方面有自己独到认识。他说：“写《李自成》与写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不同，全书故事进程，主要人物的出现和消失，重要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都需要符合历史的真实。其中的虚构部分，也要纳入特定历史时间和地点的框框之内。”姚老说得明白：主要人物、重要事件要真实。他又说：“先研究历史，做到处处心中有数，然后去组织小说细节，烘托人物，表现主题思想。这是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也就是既要深入研究，也要跳出历史。”所有以历史为观察对象的人，都应该像姚老所说的既要“深入历史”，更要“跳出历史”。历史学家的“跳出”，为的是更好地把握历史的宏观态势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作家的“跳出”，则是为了更好地组织细节，烘托人物。姚老说这就是虚构。因为有“深入”作为基础，这样的虚构则有可能达到“于史无证，于理必有”（茅盾对《李自成》的赞语）的艺术效果。
情节的设置，最能见一个作家才华的高低。历史小说的情节设置，因为面对的是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难以稽查的往昔，故而除开才华外，还关乎作者的学养，即对史料，对典章制度，对风土人情的掌握程度。姚老在这方面的本事，堪称海内一绝。《李自成》中的许多情节设置都非常高超，都可以拿出来做历史小说写作的范本。我常常在文章和讲课中引用《李自成》第二卷上册里，写闯王为营救牛金星而派刘体纯赴开封寻找宋献策一节。宋献策其实也在为救牛金星而奔波。这一节从宋献策过开封州桥写起。他在州桥上遇到皋台府的鲁老爷，抓住鲁请他为儿子批八字的机会，与之套近乎。接下来，写他仗义救外乡人，引出陕西口音，挑明他去大相国寺的目的。然后写大相国寺，又偶遇李信，点出他急切想利用李信的能力救牛金星的愿望。又写尾随两位游客之后，透露出牛案的严重性，最后在练武卖药人中与刘体纯接上了头。本可以就此向读者做一番露底的交待了，却又穿插一段见鼠斗为酒店掌柜卜妻妾争吵的趣事。宋刘相会的这个故事，通过这一连串的情节展开着，真个是人性世相，纷至沓来，写得如同春日杨柳摇曳多姿，又如风过碧池水波荡漾，仿佛有时光倒流，随着宋献策游览了一趟汴梁古都的市井街巷之感。非大手笔决不能至此！我常对这个情节与《三国演义》中刘备三顾茅庐对照，觉得他们完全可以并驾齐驱，都是历史小说中难得的精彩之笔。
对我的历史小说创作启迪很大的，还有《李自成》的语言。书中那些只有在深厚文史修养熏陶下才可能具有的文字，令我十分珍爱。我从《李自成》一书中悟到，历史小说与其他题材的文学作品相比，在语言表述上应有不同。历史小说的语言应该文白相杂、雅俗兼备，才较为得体。写上层，写士人，宜用较为文雅的语言。这符合作品中人物的身份，也可以营造出很好的历史氛围。
当然《李自成》的最大成就应是成功地塑造出一批文学人物，如李自成、李岩、红娘子、张献忠、宋献策、牛金星、崇祯帝、杨嗣昌、吴三桂、洪承畴等等。这些人物的文学形象的成功塑造，是姚老的心血与才华凝聚的结果，对我创作上的启发主要有两点。一是尽量还原人物的本来面目，决不简单化、脸谱化，力求将人物置于历史时空与文化长河中去，这样写出来的人物才会饱满、复杂、立体、真实。如崇祯帝这个亡国之君，在《李自成》中是一个浓墨重彩描写的人物。这个人物的成功塑造，具有重大的文学意义。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很少见到像崇祯那样走出纸面的活生生的皇帝形象。即便如汤夫人这样一个着墨不多的人，在姚老的笔下也栩栩如生，令读者印象深刻。她以李府女主人的姿态，打开大门接待红娘子，将丈夫托付给这个即将随同丈夫造反的江湖女子的那一节，真是写得太好了。还有一点是，姚老特别注意场景的渲染和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这些方面一向为中国古典小说所忽视，而为西方小说之檀长。既充分吸取中国古典小说的长处把故事写好，又将西方文学的这些长处学习过来细腻地摹绘场景和人物，长篇小说便可以既好读又耐读，人物形象也便能更坚实地站立起来。《李自成》在这点上成就特别突出，故而这部书又好读又耐读，不少章节可以反复诵读而不会使人厌倦。
我在读《李自成》的时候，常常会在心里想：历史小说应该这样写才是，这种写法就是历史小说的正宗。我在写作《曾国藩》、《张之洞》等历史长篇的时候，也很自然地沿着姚老的路子走着。《曾国藩》和《张之洞》有幸能连获第一届、第二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正是评委们对我遵循由姚老所开创的历史小说正宗写法的认可。今年是姚老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日子，我要借此对这位开启新时代历史小说先河的前辈表达由衷的敬意，也要借此感谢姚老对我的两次厚爱。愿姚老的事业后继者不断，愿姚老的子孙余庆绵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