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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似乎一直都能踩中时代的鼓点，他趁着五四的时代精神兴起，进入文坛，之后则因偏于左倾的思想与新兴的时代大势合拍，又因为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因此我们的文学界对于郁达夫的评价一直非常高。尽管郁达夫的旧诗写得极好，但为其博得文学家令名的则是小说。一方面因为旧诗是夕阳体裁，难以打动青年的心，而小说是其时的朝阳体裁，新派人物皆或读小说，或写小说；另一方面因为郁达夫小说的内容，触及到了社会问题，故能成为热点，引起共鸣。由此，郁达夫被推上了时代的舞台。
1921年10月，郁达夫的《沉沦》由泰东书局出版，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青年读者的热烈追捧，江浙一代青年纷纷前往上海购买此书，一时洛阳纸贵，人人皆谈郁达夫。泰东书局先后将此书重印，印数达三万多册，销量非常可观。由于《沉沦》一书，描写性饥渴、性压抑、性心理和狎妓等情节，且充满着颓废、哀伤、绝望的情绪，因此该书一出版即惊世骇俗，一时议论纷纷。诚如郭沫若所说：郁达夫“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象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郭沫若《论郁达夫》） 一方面是《沉沦》的热销，青年人的喜欢，一方面是保守派的攻击。幸亏周作人作《“沉沦”》一文，为郁达夫辩护，方一锤定音，肯定了他的文学成就，郁达夫方在文坛立稳了脚跟。
郁达夫自述对小说内容的理解道：“原来小说的内容，不外乎人生的记录。小说家的认识人生，第一系由于他自己的生活体验，第二须靠着他人的生活记录的。”（郁达夫《历史小说论》）此为郁达夫夫子自道，他的小说大致就是遵循了这两点：一、记录了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可谓自叙传；二、记录了他人的生活经验，描写了其时的局面，充满了时代的消息。
郁达夫记录自己生活经验的小说有：《沉沦》、《银灰色的死》、《南迁》、《茫茫夜》、《秋柳》等。这一类小说中，大都有一个神经衰弱、多愁善感、生着肺病、颇具名士风流的“我”，“我”饱受性压抑之苦，或偷窥，或性反常，或终于去狎妓。小说把“我”的性压抑描写得惊心动魄，把狎妓前后“我”的挣扎和自责也写得细致入微。《沉沦》、《银灰色的死》等作于郁达夫留日之时，其时他不过二十多岁，恰是血气方刚之年，但又疾病缠身，去国多年，身心交困，故有此作。这些小说可谓是郁达夫的“自叙传”，其中氤氲着郁达夫的经历和体验，他曾记录过其经历：“受了龟儿鸨母的一阵欢迎，选定一个肥白高壮的花魁卖淫妇，这一晚坐到深更，于狂歌大饮之余，我竟把我的童贞破了。第二天中午醒来，在锦被里伸手触着了那一个温软的肉体，更模糊想起了前一晚的痴乱狂态，我正如在大热的伏天，当头被泼上了一身冰水。那个无智的少女，还是袒露着全身，朝天酣睡在那里……我看看玻璃窗外的半角晴天，看看枕头边上散乱着的粉红樱纸，竟不由自主地流出来了两条眼泪。”（郁达夫《雪夜——日本国情的记述》）
郁达夫的这一类小说写灵与肉的冲突，不是灵战胜了肉，而是肉战胜了灵，只是“我”在事后会后悔、自责。五四时期所谓“人的解放”，在郁达夫的小说里就表现为欲望的解放，是存欲望，但也未完全灭天理（若灭了天理，“我”就不会自责）。性应该处于合适的位置，不宜太低，也不宜太高，郁达夫以小说的方式呈现出性，将私人话语公开化了。所以，尽管郁达夫是写个体的经历，但他的小说与五四前后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合拍，因此也能够感动他人，于是成为了时代标志性的作家。
第一类小说最为典型者莫若《沉沦》。《沉沦》是郁达夫的名篇，郁达夫已去世多年，但今天一提起郁达夫，我们首先还是会忆起这篇小说。《沉沦》中的“我”孤身一人在日本留学，极有文学青年范儿，喜读《黄仲则》，闹着忧郁症，“自以为是孤高傲世的贤人、超然独立的隐者，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我”经受着性压抑之苦，沉湎于性幻想、自渎、偷窥等行为之中，最终狎妓，却受到道德谴责，于是选择投海自沉，临死之前喊出“祖国啊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
若仔细区分，《沉沦》中的“我”尚可二分。一、“我”备受性苦闷之折磨，难以自持。郁达夫在《沉沦》序言中说：“第一篇《沉沦》是描写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air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但是我的描写是失败了。” （郁达夫《<沉沦>自序》）二、但“我”不完全只沉湎于个人的私情绪之中，“我”尚有强烈的国恨。郁达夫的《沉沦》之所以能够打动青年的心，就是依靠这两个方面：一、自身处境（以性苦闷写出），二、国家处境（以个人处境写出）。个人恶劣的处境乃由国家处境造成，因此欲改变个人处境，须改变国家处境，因此《沉沦》这篇看来只是写私人经验的小说就有了崇高的情感。其后郁达夫思想逐渐偏向革命，于此亦能看出苗头。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大致走“以日为师”之路，又由于空间上的接近，于是较大规模地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于是，有作家会记下留日学生的处境、状态等，开山之作乃平江不肖生的《留东外史》。《留东外史》是“黑幕小说”，揭露了其时留学生们污秽不堪的生活，他们胸无大志，只知饮酒狎妓，惟知投机钻营。郁达夫的《沉沦》也能见出民国时期留日学生的心态和处境，但《沉沦》充满了现代气息，青年充满着“现代”情感。中国描写狎妓的小说多矣，譬如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但这部备受胡适和张爱玲推崇的小说颇似“嫖经”或“嫖界指南”。《沉沦》也写狎妓，但当事人并非乐在其中，而是事后充满了忏悔、自责，甚至于自沉海中国。《留东外史》、《海上花列传》其中乌烟瘴气，实在使人“沉沦”；《沉沦》虽色调黑暗，但让人觉得其中尚有光，《沉沦》看似“沉沦”，但却能够引领人上升。
《银灰色的死》、《南迁》、《茫茫夜》、《秋柳》与《沉沦》的情节、氛围等大致相同，也写“我”颓废的生活，沉湎于酒、色之中。只是《沉沦》写得最好，因此盖过了其它篇。
私人经验尽管独特，但毕竟有限，久之，一方面作者可能会枯竭，另一方面读者也会厌倦。因此小说家还须尽量做到“他心通”，懂得他所处的时代和时代之中其他人的生活。郁达夫记录他人生活的小说有：《采石矶》、《碧浪湖的秋夜》、《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迟桂花》、《她是一个弱女子》、《二诗人》、《唯命论者》、《杨梅烧酒》等。郁达夫笔下的他人，大致有：历史人物、工人、农民、城市平民、知识分子、学生等，郁达夫以小说的方式记录了他们的生活，写出了他们的处境。
《采石矶》、《碧浪湖的秋夜》写历史人物——黄仲则与厉鹗。虽是写历史人物，实际乃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叙黄仲则、厉鹗生平，还是郁达夫的“自叙传”。黄仲则（1749～1783），四岁而孤，家境清贫，少年时即负诗名，为谋生计，曾四方奔波。一生怀才不遇，穷困潦倒，后授县丞，未及补官即在贫病交加中客死他乡，年仅35岁。厉鹗（1692-1752），字太鸿，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康熙五十九年举人，屡试进士不第。家贫，性孤峭，性耽闻静，爱山水，尤工诗词。览郁达夫生平，与黄仲则、厉额颇多类似之处，郁达夫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故以黄仲则或厉额之名写自己的处境和心境。譬如，郁达夫曾说：看了两遍黄仲则的《全集》“觉得感动得我最深的，于许多啼饥号寒的诗句之外，还是他的那种落落寡合的态度，和他那一生潦倒后的短命的死。”（郁达夫《关于黄仲则》）《采石矶》中的黄仲则的形象如此：“自小就神经过敏的黄仲则，到了二十三岁的现在，也改不过他的孤傲多疑的性质来。”“本来是纤长清瘦的他，又加以久病之余，穿了一件白夹春衫。立在人丛中间，好像是怕被风吹去的样子。” 《碧浪湖的秋夜》中厉额虽贫病交加，落落寡合，才情极高。黄仲则和厉额贫病、纤弱敏感，才高气傲，如此形象、品质，既颇似《沉沦》的主角，也与郁达夫本人类似。
《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迟桂花》较之于《沉沦》起了显著的变化。在《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迟桂花》中依然有一个“我”，但“我”从《沉沦》中的主角逐渐淡化为配角，女工、车夫、农家女成了小说的主角。工人是新人，郁达夫敏锐地把握住了时代的消息，以小说记录了工人的形象。在49年之后的文学史叙事中，郁达夫的这几篇小说备受推崇，就是因为他写了工农大众在其时的处境，这与左倾的思想相合。
《春风沉醉的晚上》写“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境，但不是落难才子遇到佳人，也不是浪荡子碰见妓女，而是落拓文人与女工相逢。《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我”与《沉沦》中的“我”非常类似，也曾留学日本，是敏感的文学青年，患着神经衰弱病，失业半年，于是迁居贫民窟。女工名二妹，“苏州东乡人，从小系在上海乡下长大的。她父亲也是纸烟工厂的工人，但是去年秋天死了。她本来和她父亲同住在那间房里，每天同上工厂去的，现在却只剩下她一个人了。”女工既是时代的新人物，也是郁达夫小说中的新人物，但郁达夫没有对其过度拔高，而是比较真实地写出了上海女工的生活状态、处境、遭遇和心态。《沉沦》中落拓文人碰见了妓女，于是狎妓；《春风沉醉的晚上》于性心理等方面的描写非常节制，而且最终以情欲升华的方式结束，小说如此写道：“我看了她这种单纯的态度，心里忽而起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感情，我想把两只手伸出去拥抱她一回，但是我的理性却命令我说：‘你莫再作孽了！你可知道你现在处的是什么境遇！你想把这纯洁的处女毒杀了么！恶魔，恶魔，你现在是没有爱人的资格的呀！’”
《薄奠》与《春风沉醉的晚上》结构类似，“我”的经济境况略有改观，而且完全脱尽了《沉沦》中的性苦闷和性压抑，“我”成了底层穷苦百姓的同情者甚至成了他们的代言人，女工则变成了车夫及其家人，但他们的处境大致类似。《薄奠》花了大量的篇幅去描写车夫的贫穷困苦，小说通过车夫夫妻吵架写道：“这臭东西把我辛辛苦苦积下来的三块多钱，一下子花完了。去买了这些捆尸体的布来。”车夫的志向是攒钱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与《骆驼祥子》类似），但志向未能实现就在“南下洼的大水里淹死了”，家里一贫如洗，唯有柔弱的妻子和未成年的孩子。“我”对车夫充满了同情，不时给予接济，最终也出面操持他的丧礼，但“我”力量有限，因此只是“薄奠”。小说结尾处，我愤怒地喊：“猪狗！畜生！你们看什么？我的朋友，这可怜的拉车者，是为你们所逼死的呀！你们还看什么？”
《她是一个弱女子》篇幅较长，小说以郑岳秀为主，写了几个观念不同的女子的遭遇和命运。冯世芬思想进步，离家出走，到上海参加革命，成为女工人和革命者。李文卿是富家女子，娇生惯养，花钱如水流，以性为尚，不分男女，不管尊卑，不顾伦常，一切通吃。郑岳秀在冯世芬和李文卿这两种思路之间犹豫不决，最后终于经不住诱惑，走了李文卿之路，在几个男人和女人之间摇摆犹疑。郑秀岳历尽劫难，最后被奸杀，死状甚惨，题目中的弱女子”云云即指郑岳秀，郁达夫对其人有批评，但也充满了同情。冯世芬尽管不是小说主角，但郁达夫对她的抉择与事业较为赞赏，她的结局亦是善终。《她是一个弱女子》颇受时人诟病，因为小说中关于性的描写非常出格，这篇小说可谓郁达夫性描写的集大成之作，其中有同性恋、异性恋、妇女恋、舅甥恋等。譬如，苏雪林批评他道：“近年来他以这类文学销路渐少，而技巧又苦于无法进步，遂明目张胆为兽欲的描写，而有《她是一个弱女子》出现。书中女主人公追逐性欲的满足，宛似疯狂，而且同性恋爱，叔侄结婚，妇女通奸等故事，秽恶悖乱，无以复加。可谓集‘卖淫文学’之大成，刺激性不能说不强烈了。而以艺术过于糟糕故竟引起青年的不满。”（苏雪林《郁达夫论》） 尽管郁达夫对郑岳秀持批评态度，但其中关于性的描写确实过分了，有喧宾夺主之势，然而小说中不经意间有一些对北伐时浙江民情的描写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背景下上海情况的描写，今天读来到也是意外的收获。
《二诗人》、《唯命论者》、《杨梅烧酒》描写知识分子的处境和心态。《二诗人》以幽默、夸张地笔调写了“二诗人”的丑态，他们不学无术，只会作“噢噢呵！我回来了，我的圣母！”一类的诗，他们招摇撞骗，最终被痛打一番。《唯命论者》写小知识分子李德君的悲惨生活，他收入微薄，但须养家糊口，其妻偶尔买了一张奖券，李德君误以为中了头奖，往上海领奖不得，于是投河自杀。《杨梅烧酒》写出了知识分子了处境和心态，他们借酒浇愁，醉后出现幻象，丑态百出，读来让人觉得辛酸。
郁达夫的小说大致就是以上两类，风貌也大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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