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曾祺，1947年在上海
图片来源：澎湃·学人
内容提要
20世纪40年代上半期汪曾祺已有不少作品发表于西南大后方及香港等地，虽然其声名仅限于以西南联大师生为主体的读者群私下交流与口耳相传，但为数不多的公开评介也颇得要领。汪曾祺的文坛影响力在40年代下半期的上海逐渐扩大，其中既有“小作家”的追捧，也有老作家的赏识、报刊媒体的推介，以及研究者的专业评述。考察汪曾祺写于上海的作品发表与接受的相关细节，可以为正确描述一个作家的文学史影响提供具体而完整的案例。
关 键 词
汪曾祺 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 上海 传播与接受
一 《邂逅集》编纂经过与特点
《邂逅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版
图片来源：孔夫子旧书网
1949年4月，汪曾祺平生第一本书《邂逅集》由巴金在上海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此时他离开上海转北平虽然只有一年零一个月，但全国局势日趋明朗。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4月20日渡江战役打响，三天后解放军即占领南京，一个月后接管上海。文艺界的分野与大逆转也急速公开化，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正遭遇各方面连续而严厉的批判，活跃于中国现代文坛三十余载的京派基本宣告消歇。汪曾祺作为这一文学流派的后进，4月初辞去历史博物馆工作，新婚不久便离开在北大任教的妻子施松卿，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了。
1949年1月30日大年初二，沈从文在妻子张兆和的来信上作批语说：“金隄、曾祺、王逊都完全如女性，不能商量大事，要他设法也不肯。一点不知道我是分分明明检讨一切的结论。我没有前提，只是希望有个不太难堪的结尾。没有人肯明白，都支吾过去。”[1]沈在巨大压力下精神崩溃，他跟一班学生商量如何结束生命，当然不可能得到他们的赞同，而这竟被说成“完全如女性”。其实汪曾祺面临大事还是颇有决断的。1944年初他拒不应征（作为译员服两年兵役），为此不惜放弃文凭，最后只能从西南联大肄业。如今决定参军，也毅然决然。
郭沫若1948年初春在香港申斥“红黄蓝白黑”之类“反动文艺”，并敦促区别于“伪装的白”的那些“天真的白”（或曰“天真的无色的作者”）赶紧“和这些人绝缘，不跟他们合作”，亦即脱离旧我，走出朱光潜、沈从文等老京派“所羽翼着的文艺”圈子。[2]1949年4月汪曾祺坐在随军南下的列车上，确实准备进入全新的生活，追求全新的文艺了。[3]此时此刻对于《邂逅集》的出版，他本人应该是百感交集吧。
一般人印象中，中国新文学在天地翻覆的大变动中业已翻开新的一页。《邂逅集》记录汪曾祺40年代后半期在上海的一部分创作成绩，出版之时若说有过反响，那也微乎其微。但有人认为“汪曾祺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1948年出版，曾引起文坛轰动。轰动声中来到北平”[4]，此说弄错了《邂逅集》出版以及汪曾祺抵达北平的时间（汪曾祺本人也会记错[5]），但“引起文坛轰动”云云，或许不为无据。
在1982年3月14日致李健吾的信中，汪曾祺说他发表在郑振铎、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上的《小学校的钟声》《复仇》，“这两篇小说在当时在上海似有一些影响”[6]。《小学校的钟声》刊于1946年2月25日《文艺复兴》1卷2期，《复仇》刊于1946年5月1日《文艺复兴》1卷4期，中间仅隔一期。《文艺复兴》是上海乃至全国在抗战胜利后创刊的唯一大型文学期刊，身在昆明的一个青年作家几乎在该刊接连两期发表作品，本身就不啻一种“轰动”。
《复仇》收入《邂逅集》，且是打头第一篇。《邂逅集》第二篇《老鲁》同样发表于《文艺复兴》（1947年4月1日3卷2期）。《邂逅集》若说有什么影响，首先就来自《文艺复兴》起初的大力推介。
《邂逅集》共收短篇八则。只有《复仇》写于昆明，其余七篇（《老鲁》《艺术家》《戴车匠》《落魄》《囚犯》《鸡鸭名家》《邂逅》）均完成于上海。《艺术家》《邂逅》分别刊载于北平《经世日报》、《华北日报》及香港《大公报》，另外六篇全部发表于上海。《邂逅集》突出反映了汪曾祺与上海的一段文学因缘。
1947年7月15日汪曾祺从上海写信向已到北平的沈从文报告：“巴先生说在‘文学丛刊’十辑中为我印一本集子。文章已经很够，只是都寄出去了。”“全数刊登出来，也许得在半年后。”汪曾祺不习惯保留底稿，巴金要给他编小说集，他只能等寄出的小说发表后再剪存[7]，或者向沈从文等关系人讨要已寄出而尚未发表的作品。原拟编入《邂逅集》的《异秉》最终失收，这除了书号受控、纸张昂贵两大因素之外，或许也跟作者离沪前编定《邂逅集》时尚未拿到手稿或发表《异秉》的《文学杂志》（1948年3月2卷10期）有关。
汪曾祺当时的计划是“拼命写出两本书”，仅1947年5、6两个月就写了十二万字。但青春期苦闷、个人生活不安定、对时局的迷惘又令他心灰意冷，经常一个字也不想写。《邂逅集》从巴金建议编辑（黄裳推测最初出于萧珊举荐）到最后出版，耗时近两年，大大超出汪曾祺本人所谓“半年后”的预测。
但是从巴金动议编辑到正式出版，这近两年的迟滞客观上也有利于扩大《邂逅集》的社会影响。沈从文高足、西南联大青年小说家中最有前途的汪曾祺第一本短篇小说选集即将由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推出，这个消息在正式出书之前就已经流传开去。1948年10月27日上海《大公报》“文化街头”专栏便以《文学丛刊十集编齐》为题报道了此事：“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十集已编好，共十六册，计有艾芜、林蒲、汪曾祺、靳以、阿湛及李白凤的小说，李健吾、海岑、单复、方敬及一文的散文，巴金的书简，郑敏及陈敬容的诗集。本年年底前可出七至八册。”
《邂逅集》虽说是汪曾祺在昆明开的花来到上海之后才结出的果，却也不能不打上他在上海一年零七个月生活的烙印。不过也只是一些烙印而已。《邂逅集》除了《邂逅》《囚犯》《鸡鸭名家》隐约提到上海，其他竟无一篇直接描写作者创作和编辑此书时身处其中的这座东方大都市，呈现给读者的基本上都是对故乡高邮和“第二故乡”昆明的回忆。直接或间接触及上海的小说如《绿猫》、《牙痛》、《年红灯》（以及同年改作《年红灯》之二）、《白松糖浆》等小说，均未收入《邂逅集》。由于体例限制，这时期涉及上海的散文《风景》《“膝行的人”引》《昆明草木》《烟与寂寞》《歌声》以及注明“写于上海市中心区”的理论文章《短篇小说的本质》也都未能入集，其实这些散文和理论文章都不乏小说的元素。
汪曾祺当时并未给《邂逅集》写序或跋，不知他为何将该书取名为《邂逅集》。一度想到的书名是《风色》，因为喜欢司空图诗句“风色入牛羊”，“风色是最飘渺，然而其实是最具体实在的……”[8]大概他那时既喜欢现代派的“飘渺”而又执着于现实主义的“具体实在”吧？最终决定取名《邂逅集》，当然跟其中一篇《邂逅》有关，但作者后来又说“我的小说的题材，大都是不期然而遇，因此我把第一个集子定名为‘邂逅’”[9]。
《邂逅集》有幸与巴金《短简》（书信）、李健吾《切梦刀》（散文）、艾芜《山野》（长篇）、靳以《生存》（短篇）、缪崇群《碑下随笔》（散文）、李白凤《马和放马的人》（短篇）等前辈作家作品一起列入文化生活出版社“文学丛刊”第十集（也是该丛书的最后一集）。另外几位青年作家的作品，如林蒲《苦旱》（短篇）、陈敬容《盈盈集》（诗歌）、郑敏《诗集》（诗歌）、阿湛《远近》（短篇）、单复（林景煌）《金色的翅膀》（散文），也皆一时之选。
当然也有遗憾，汪曾祺尚有将近三十篇创作于上海的散文和短篇未能收入《邂逅集》，只能长期任其散佚。他后来回忆说“一九四六年、四七年在上海，写了一些，编成一本《邂逅集》”[10]，又说“1946年初秋，我由昆明到上海，经李健吾先生介绍，到一个私立中学教了两年书，1948年初春离开。这两年写了一些小说，结为《邂逅集》”[11]，似乎上海两年（准确地说是一年零七个月）的小说皆囊括于《邂逅集》。其实这本薄薄的小书只是汪曾祺1940年代后半期在沪所作部分小说的结集，既非直接地“表现上海”（“孤岛”后期蒋天佐对身在上海的作家们提出的要求[12]），也远不能概括他这一时期文学成绩的全部。
只有深入考察《邂逅集》以及汪曾祺写于上海时期的其他作品发表、接受的情况，才能正确估计40年代后半期他在上海乃至全国文坛的实际影响。
二 来沪之前已颇具文名
西南联大期间，汪曾祺（中）与同学朱德熙（右）、李荣（左）
图片来源：澎湃·学人
来沪之前，西南联大文学院国文系学生汪曾祺已有六年多创作经历，其作品天女散花一般刊发于昆明、桂林、重庆、成都、香港等地报纸杂志《中央日报》《民国日报》《大国民报》《春秋导报》《建国导报》《大公报》《国文月刊》《扫荡报》《观察报》《自由论坛》《世界学生》《国民日报》，以及西南联大学生文学社团“文聚社”不定期刊物《文聚》。许多报刊发表汪曾祺作品，都放在头条或其他显要位置。
尽管如此，如果说20世纪40年代上半期汪曾祺在西南大后方及香港等地已颇具文名，那也仅限于以西南联大师生为主体的读者群的口耳相传，见诸文字的并不多。
沈从文一直逢人说项，积极地向各处推荐汪曾祺作品，夸起这个爱徒来不吝褒词。1941年2月3日给时任福建省立中等师资养成所（永安）国文组主任施蛰存写信便说：“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13]西南联大文学社团一直十分活跃，截至1940年3月13日施蛰存离开昆明回沪探亲，或沈从文致信施蛰存的当下，联大文学社团已经历了从最初蒙自分校“南湖诗社”（1938年5月至7月）到迁至昆明后的“高原文艺社”（1938年12月初至1939年5月）、“南荒文艺社”（1939年5月底至1940年夏）以及前期“冬青文艺社”（1940年初至1941年初）四个阶段。[14]且不说“南湖”“高原”中坚如穆旦、赵瑞蕻、林蒲、刘重德、周定一、刘兆吉、向长青、王佐良、杨周翰、祖文、卢静、田堃等，即便从1939年夏秋之际沈从文、汪曾祺师徒同时进入西南联大算起，也诚如沈从文所说“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比如“南荒文艺社”以及前期“冬青社”活跃的辛代、向意、杜运燮、马逢华、吕德申、刘北汜、杨苡、陈时、萧珊、白炼等。仅以沈从文参与编辑的昆明《今日评论》半月刊1939年2卷至1940年3卷15期为例，就先后发表了辛代、卢静、林蒲、向意、杜运燮、陈祖文的小说和诗文十多篇。1941年正月廿六日出版的《今日评论》5卷3期上的《悒郁》乃是汪曾祺在该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比起西南联大早已活跃的青年师生作家群，汪曾祺只是一名后来者，但在沈从文致好友施蛰存的私信中却获得了几乎排他性的高度肯定。施蛰存在云南大学时也曾关心和参与西南联大文学社团活动，沈从文这种毫无掩饰的偏爱，不会不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由开明书店印行、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暨西南联大文学院国文系教授联合编辑的前期《国文月刊》（1940年6月至1946年3月），“宗旨是促进国文教学以及补充青年学子自修国文的材料”，却也是抗战时期面向全国文化人和文学爱好者的一份高水平文学研究刊物。该刊不仅将中学和“大一”国文视为须连续进修的基础课程，组织一流学者进行学理探讨，还十分重视学生的创作实践，特设“习作选录”栏发表学生“习作”。可惜从1940年在桂林办刊到抗战胜利后迁至上海，改由一向负责印行的开明书店全面接手，五六年里仅连载了沈从文为西南联大学生所开“各体文习作”的课程讲义《习作举例》，“习作选录”栏实际上只安排过两期，即1卷2期男生郑临川文言文《西南联合大学新校舍记》和女生姚芳、李婉容同题白话文《我们的小院有什么》，再有就是1卷10期汪曾祺短篇《灯下》（从40年代初到80年代三易其稿的短篇《异秉》之第一稿）。
《国文月刊》编者原想借《习作选录》“明了大学生所达到的作文程度”[15]，但1卷2期写西南联大新校舍的上述三篇散文都过于短小，不足以展示大学生真实水平。只有1卷10期《灯下》才真正令人刮目相看，编者也特地予以重点推介——
本期《灯下》一篇，由沈从文先生交来，是西南联合大学语体文习作班佳卷。作者汪曾祺先生是联大文学院二年级学生。[16]
所谓“习作班佳卷”的评语以及作者“汪曾祺先生”的信息，可能皆由“沈从文先生交来”时所提供，也可视为沈从文继致施蛰存私信之后，首次在公开场合称赞汪曾祺，但也间接反映了《国文月刊》当时的编委余冠英（主编）、朱自清、罗庸、浦江清、彭仲铎、郑婴等人的态度。
值得一提的还有1942年1月创刊于重庆的《世界学生》对汪曾祺的褒奖。该刊由“《世界学生》月刊社”编印，是战时一份有官方背景、专门面向青年学生的刊物，先后请陈立夫、吴敬恒（吴稚晖）等题写刊名，发刊词阐述办刊宗旨是响应英美等国青年大会倡议而“特辟此新园地”，希望在世界大战背景下促进青年学生的联合，为“建立和维护永久合理的和平之新世界”贡献“青年的汗血”。
《世界学生》原是综合性刊物，社长杭立武留学英美，专攻政治学，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政治系主任、中国政治学会总干事、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办刊“经费是来自中英庚款”[17]），因此该刊颇多有关国内外大事的政论文（2卷1、2期合刊即“政治学论文特刊”）。但办刊者了解青年特点，十分重视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从1卷10期开始，“因鉴于文艺在教育和个人修养上的重要，所以特开文艺一栏”[18]。文艺栏主编、西南联大教授杨振声认为“人类真正永久的和平，假若可能的话，必建筑在人类的同情与了解上面”，可惜国际间外交、政治、贸易、条约、公法等活动皆不能超越利害关系，不像作为人类“精神上的交接”的文艺“超乎利害，依于性情”，“最适宜于国际间的友谊之使命”，也最适宜于帮助国人更好地了解自己，因此“我们决定在本月刊中添设文艺栏”并“决定采取稿件的标准”[19]。杨振声这篇发刊词不啻一贯坚持文艺本位、相信文艺超越政治且高于政治的老京派文艺观在抗战时期一种温和的表述。
《世界学生》文艺栏办得有声有色（甚至出过2卷5期“文艺专号”），既吸引了沈从文、朱自清、闻一多、李广田、冯至、陈祖文等西南联大教师，作者中也有吕德申、马逢华、邢楚均、刘北汜等学生。汪曾祺《唤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表于1943年3月25日出版的《世界学生》2卷3期。该期“编后记”特别评介文艺栏三位作者及其作品——
《经理》作者陈祖文先生，是西南联大英文系教员，陈先生发表过许多小说与散文，文笔朴素而生动。《唤车》作者汪曾祺君、《花斑鱼》作者吕德申君都是西南联合大学国文系同学。汪君文笔幽深而清新，长于描写心理及烘染空气，近于诗。吕君文笔明畅而精练，最能叙事。
这篇“编后记”评说“汪君文笔”笔墨最多，既见其“幽深”，又赏其“清新”（不像当时许多人一味批评汪曾祺“晦涩”，甚至预言其将“死于晦涩”），既注意到他“长于描写心理”，又肯定其善于“烘染空气”（二者不可分割），不愧为一则短小而精当的汪曾祺简论。
“编后记”未署名，理论上应由1卷5期开始担任“编辑”、1卷9期升任“主编者”的黄席群撰写，但更有可能出自文艺栏主编杨振声之手。杨振声十分器重“初露头角”的汪曾祺，曾特地托沈从文带信，让汪曾祺到他在昆明南锣鼓巷的住处，亲自给这位落拓不羁的名士派学生煮咖啡，还同他一起欣赏自己收藏的姚茫父册页。[20]
不管谁写这则“编后记”，都有可能吸收了沈从文的意见。沈在西南联大各体文习作课堂上曾出过一道题：“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21]这则“编后记”恰恰就肯定汪曾祺善于“烘染空气”。
对于这种评价，汪曾祺本人也乐于接受。差不多一年之后他在致老同学的私信中有言：“我向日虽写小说，但大半只是一种诗，我或借故事表现一种看法，或仅制造一种空气。”[22]至少40年代上半期，汪曾祺小说善于“烘染（制造）空气”和“近于诗”的说法就在一定范围内传开了。
汪曾祺后来非常苛刻地反思自己40年代创作“实在太幼稚，而且和人民的疾苦距离太远”[23]，然而当时他的自我期许并不低。他曾告诉同乡朱奎元，“写文章更不能马虎，我在这上头的习惯你是知道的，你知道我多么矜重于这个工作，像一个贵族用他的钱一样用我的文字，又要豪华，又要得体，一切必归于恰当。因此，我的手不够用，虽然我的脑子，我的心是太充沛，太丰足，我像一个种田人望着他一地黄金而踌躇”[24]。他还说，“我想把未完成的‘茱萸集’在我不死，不离开，不消极以前写成，让沈二哥从文找个地方印去”[25]。可见早在《邂逅集》之前，汪曾祺就曾打算将西南联大时期的部分创作聚拢为《茱萸集》（或《茱萸小集》），请沈从文帮助予以出版。尽管计划未果，但汪曾祺心里一直留着“茱萸集”之名。80年代中期在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出了一本《茱萸集》，“也算完了一笔陈年旧账”[26]。
汪曾祺40年代（前半期在昆明、后半期在上海和北平）的创作究竟达到怎样的水平，引起过怎样的反响？这首先应该从作品本身出发，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其次则须引入客观视角，考察当时编者与读者如何评价这位文坛新人。虽然后一方面的材料不多，却颇能说明问题。
另一个越来越引起人们广泛注意的现象是1946年8月到上海，尤其70年代末“复出”之后，汪曾祺不断在前期创作的基础上进行再度创作。或是同题作品的改写、重写，或是部分袭用旧作已经处理过的素材进行不同题的续写。如此被改写、重写、续写的小说就有不少系1946年7月底或8月初离开云南赴上海之前所作，如《复仇——给一个孩子讲的故事》《灯下》《猎猎》《河上》《匹夫》《除岁》等。这方面情况比较复杂，未可一概而论，但可以肯定汪曾祺未曾淡忘40年代上半期的“习作”，他一直认为这些“习作”尚有不断加以改写、重写、续写的价值。
三 上海时期赏识汪曾祺的几位文坛“老人”
1961年汪曾祺与沈从文在中山公园
图片来源：澎湃·学人
在上引致沈从文信中，汪曾祺颇为自得地说，尽管上海文坛不大欢迎他，“倒是这二三小作家因为‘崇拜’我，一见有刊出我文章处，常来告诉我，有哪里稿已发下了，也来电话。（他们太关心，常做出些令人不好意思的事，如跑到编辑人那里问某人文章用不用之类）”。[27]任何时代“小作家”的认可都并非无关紧要，因为这往往代表了文坛真正的“民意”。
说上海文坛不大欢迎他，部分可能因为神经过敏和年轻气盛。比如大约写于1946年9—10月的小说《老鲁》投给李健吾，半年之后发表于1947年4月1日《文艺复兴》3卷2期，汪曾祺便觉得李健吾发他稿子不起劲，耽搁太久，甚至在私信里说李健吾“世故”。其实《文艺复兴》作为战后上海乃至全国新创刊的最大的纯文学期刊，即使名家来稿也会积压，汪曾祺在《文艺复兴》上的发表已经算是相当频繁了。
再如他曾怀疑《大公报》副刊编辑刘北汜“太用力压我稿子”，仅仅“偶尔选载我一二节不到千字短文”。自称“关东大汉”的刘北汜不仅是汪曾祺在西南联大的同班同学，还是“冬青社”“文聚社”同人。刘北汜1946年8月底略晚于汪曾祺来到上海，因为他在西南联大时办过《贵州日报》副刊《革命军诗刊·冬青》（1941）以及《中南报》副刊《中南文艺》（1943），很早就显示了联络组稿、协调作者、安排版面等具体的办事（办刊）能力，所以沈从文将其推荐给上海《大公报》，协助萧乾编辑文艺副刊。[28]萧乾经常外出采访，《大公报》文艺副刊实际上交给了刘北汜编辑。
上海时期汪曾祺至少经刘北汜之手在《大公报》发过三篇小说（《磨灭》《庙与僧》《醒来》）、三篇散文（《蔡德惠》《歌声》《背东西的兽物》），不多也不少。三篇小说均为头条。散文《背东西的兽物》作为头条发表于1948年2月1日上海《大公报》“星期文艺”，同期还有萧乾的译文、方敬的诗以及胡风与梅林谈电影《松花江上》的影评，规格不可谓不高。但刘北汜本人仅收四则短篇的小说集《山谷》（即昆明“文聚丛书”计划出版而未果的《阴湿》）1946年5月刚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作为“文学丛刊”第八集之一推出[29]，即有刘北汜和汪曾祺共同的西南联大学友田堃撰写长文予以推介[30]，这对汪曾祺或许也是一种刺激。刘北汜参与1947年《文艺春秋》4卷3期主编范泉召集的“推荐新人问题笔谈会”，与SY（刘盛亚）、郭绍虞、赵景深、施蛰存、许杰、楼适夷、靳以、钟敬文、林淡秋、端木蕻良、徐迟、徐调孚、孔另境等一道研讨如何提拔青年作者。刘北汜自居小辈，却俨然可以在上海文坛奖掖后进了。刘北汜的创作在艺术性上远不可与才气逼人的汪曾祺相比，这大概也会令汪曾祺感到委屈吧（尽管他很快便向沈从文忏悔自己不该如此怀疑老同学）。
但欣赏汪曾祺的大有人在，并不限于几个“‘小’作家”。黄永玉说汪曾祺文章里流动着他表叔沈从文的“血型”，这自然不差。他还说汪曾祺“文字功夫”曾令“当时大上海许多老人都十分惊叹”[31]，也并非空言虚辞。
比如郑振铎为1946年5月1日《文艺复兴》1卷4期撰写“编后”（目录署“西谛”、文末署“谛”），就隆重推出“汪曾祺先生”，夸他在“本刊”发表两篇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和《复仇》）“都是易稿若干次，而藏之数年，不曾发表出来的；稿纸上已经有书鱼的钻研之处了。像用大斧在劈着斑驳陆离的大山岩似的，令人提心吊胆，怕受了伤”。这段话既表彰汪曾祺反复斟酌不肯轻易发表的认真态度，也暗引了《复仇》最后两个仇人放下仇怨，一同在黑暗隧道凿破山石以追光寻路的细节。
在汪曾祺本人尚未抵达上海之前，《文艺复兴》就接连刊发他两篇小说，郑振铎“编后”更特地介绍作者及其作品，给予相当高的评价，这令汪曾祺感念终生。现存两封20世纪80年代初致李健吾的信表明汪曾祺对往事记忆犹新，虽然手头并无《文艺复兴》旧刊，他却不仅能随口报出这两篇小说的篇名及发表先后，还向李健吾准确复述了郑振铎那则“编后”的大致内容。[32]十几年后汪曾祺又致信《汪曾祺文集》编者和研究者陆建华，托他在南京寻找郑振铎“写得很热情”的那篇编后记，并告诉陆建华“你写我的传，此后记可供参考”。[33]
除了合编《文艺复兴》的李健吾、郑振铎，以及将《邂逅集》收入文化生活出版社“文学丛刊”的巴金，黄永玉所谓当时“大上海”文坛对汪曾祺才华发出“惊叹”的“许多老人”，应该还包括三位经手发表汪曾祺重要作品的作家和杂志编辑：范泉（在其编辑的《文艺春秋》先后发表《绿猫》《鸡鸭名家》两篇）、臧克家（在其主编的《文讯》发表《落魄》）、凤子（在其主编的《人世间》发表《囚犯》）。
《文艺春秋》5卷2期（1947年8月15日出版）刊载的《绿猫》通篇为“我”的意识流动，6卷3期（1948年3月15日出版）的《鸡鸭名家》则偏于写实（也有一些意识流片段）。这两篇小说风格迥异，范泉能兼收并蓄，可见他对汪曾祺的理解与器重。
《绿猫》可视为两个月前完成的论文《短篇小说的本质》的小说版，借青年作家“我”与正在为写什么、怎么写而苦恼的另一位青年作家“栢”（汪曾祺在上海时期曾用笔名“方栢臣”）的长篇对话以及全过程中“我”的意识流动，委婉地质疑文坛对高尔基的僵化理解与盲目崇拜，坚持文学的唯美本位，为自己的“心理小说”以及遭受文坛一部分人盲目攻击的老作家“张先生”（暗指沈从文）辩护，还引述了“李先生”（巴金或李健吾）为“张先生”打抱不平的一段话。全篇写得幽深微妙、曲折有致、文采飞扬，触及当时文坛许多敏感话题，是汪曾祺极难得的一次文学探险。
范泉在杂志正文中将《绿猫》排在许杰、闻一多、施蛰存、李健吾之后，钟敬文、黄裳、碧野、范泉、臧克家、洛雨、青苗、阿湛、田汉、王西彦之前，位置不可谓不突出！再看当期《文艺春秋》目录，以竖线分出四个版块，即论文、小说、创作及翻译的诗文、戏剧。第二版块小说是杂志的主体，《绿猫》居该版块之首（后面依次是许杰《沉闷的灵魂》、青苗《老人》、臧克家《荣报》、阿湛《贵戚》、碧野《义渡碑下》、王西彦《寻梦者》）。目录设计和正文排版顺序无疑都是为更加直观地凸显汪曾祺《绿猫》的重要性。
到了1948年3月15日《文艺春秋》6卷3期发表《鸡鸭名家》，则干脆置于封三要目的头条，后面依次是碧野《墙头骑士》（短篇）、司徒宗《幻灭》（短篇）、欧坦生《十八响》（短篇）、李广田《说果戈理的〈外套〉》（论文）、巴波《王洪顺进城》（中篇）、艾芜《我的幼年时代》（长篇连载）、赵景深《欧洲剧坛漫步》（报告）、洛雨《记许寿裳先生》（悼词）。正文排版虽由李健吾特稿《中国电影在苦斗中——拍摄〈艳阳天〉偶感》、电影《艳阳天》剧照以及社论《悼念许寿裳先生》居首位，但这些内容并未列于封三要目，而且整本杂志的阿拉伯数字页码第一页仍从要目头条《鸡鸭名家》算起。从编辑设计的角度看，范泉对汪曾祺《绿猫》《鸡鸭名家》两篇小说的推介，真可谓煞费苦心了。
抗战胜利后范泉继续为上海永祥印书馆主编《文艺春秋》，可以就近请教同住山阴路132弄大陆新村6号上下楼的茅盾，以及紧邻永祥印书馆的开明书店主持人之一叶圣陶。他还经常登门拜访郭沫若、李健吾、郑振铎、施蛰存、章靳以，向他们请教和约稿。当时醉心考古的郑振铎只给过范泉一篇《耿济之传》，郭沫若、茅盾、李健吾、叶圣陶、施蛰存等人则经常给《文艺春秋》供稿。范泉青睐汪曾祺，未必传达了这些文坛前辈的具体意见，但在编辑方法和用稿原则上肯定受到过他们的启迪和影响。
80年代初卜乃夫（无名氏）见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战时战后小说作家作品录”列出《邂逅集》，正文却未著一字，故曰“愚见认为这四年中（按指卜氏前述‘四五—四九年’），短篇小说以汪曾祺作品较富特色，文字技巧亦佳，沈从文对他很推崇”，“但他最重要的作品，却是范泉主编的《文艺》中所发表的《绿猫》及《鸡鸭名家》等篇”。[34]卜氏极可贵地追述了自己当年对汪曾祺的印象。虽然他忘了《文艺春秋》的准确刊名，但对这两部短篇仍然记忆犹新。
不妨再说说上海时期汪曾祺与施蛰存的关系。施蛰存“复员”回沪，先后在省立江苏学院（徐州）以及暨南大学、光华大学、大同大学、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任教，除了短期与周煦良合作为上海出版公司编辑《活时代》之外，不能再像30年代那样活跃于文学编辑岗位，但他仍然密切关注文坛新人的成长（比如应邀参与1947年3月15日《文艺春秋》4卷3期主编范泉召集的“推荐新人问题笔谈会”）。对昔日早有所闻，此时正执教致远中学并在平津沪三地各大文学杂志和报纸副刊频频亮相的“汪曾祺先生”，施蛰存应该会以他老编辑和资深现代派作家的敏感而有所关注。
上海出版公司1946年同时推出的《文艺复兴》《活时代》《周报》有内容相同的共享广告（包括“三大杂志”各自的新刊目录），《活时代》主编之一施蛰存对于在1946年《文艺复兴》1卷2期、4期上连续亮相的青年作家“汪曾祺先生”自然更多一份兴趣。虽然《活时代》仅出三期（1946年4月10日“创始号”至1946年5月1卷3期），却连续发表黄裳两篇“特稿”。主编之一施蛰存如此看重黄裳，也会了解一点黄裳不久之后结识且交往十分密切的汪曾祺的近况吧。
1947年8月15日《文艺春秋》5卷2期小说栏头条隆重推出汪曾祺纯粹用意识流动驱动的“心理小说”《绿猫》，诗歌散文栏头条则是施蛰存翻译的法国现代派诗人雷米·特·古尔蒙“散文十四行诗”《女体礼赞》。该期《文艺春秋》的论文、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个栏目，唯有汪曾祺小说《绿猫》和施蛰存译诗具有浓郁的现代派色彩和大胆的形式探索。
穷教师汪曾祺无力订阅报纸[35]，但杂志社会向作者赠送有他们作品发表的当期刊物（汪曾祺因此才能交给唐湜一大堆“剪稿”供他写评论[36]）。可以肯定施蛰存和汪曾祺会在同一期《文艺春秋》看到彼此的作品。当施蛰存读到《绿猫》以及《文艺春秋》6卷3期头条《鸡鸭名家》时，是否会再次回想起沈从文六七年前所谓“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的那个预言呢？
再看《落魄》发表于1947年11月15日《文讯》7卷5期“文艺专号”，在目录上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朱自清、许杰、吕荧、艾芜、刘北汜、碧野之后，金克木、方敬、袁水拍、戈宝权、唐弢、冯雪峰、范泉、陈敬容、李健吾、劳辛之前。臧克家在编后记“缀在末角”里提醒读者，凡刊发于“文艺专号”的作品都经过认真挑选，“我们是有所取，有所不取的，这就要看文章的内容和作者的态度了”，《文讯》不搞小圈子，只是“让‘色彩’算我们的‘个性’”。这就明确从“态度”“色彩”“内容”的角度将汪曾祺划入“我们”的阵营。
凤子将《囚犯》当作“特写”，发表于1947年10月1日《人世间》2卷1期特大号，且以粗体字排在目录中央显著位置，居茅盾、王任叔、袁可嘉、郭沫若、许寿裳、徐迟、赵景深、胡风之后，臧克家、萧乾、戈宝权、戴望舒、唐弢、梅志之前，显然十分推重这篇具有强烈反战情绪的作品。
《文艺春秋》《文讯》《人世间》同为当时上海滩反内战、争民主的“进步”文学刊物，但《人世间》的“进步”色彩更加浓厚。这份刊物的历史沿革复杂。1934年4月5日林语堂在上海创办标举小品文的《人间世》，1935年12月20日出至42期即告停刊。后来出版发行人丁君匋找到协助林语堂编辑《人间世》的徐訏、陶亢德，于1939年8月5日在上海创刊《人世间》。1942年10月《人世间》转移至桂林，丁君匋邀请凤子接编，凤子的条件是她编《人世间》，必须“区别于抗战前在上海出版的近似‘礼拜六’派的《人间世》”，“希望给人一个新的面貌”。桂林版《人间世》1944年6月出至2卷1期停刊。1947年3月《人世间》复刊于上海，仍由凤子主编。复刊后的《人世间》拉了各种商业广告，甚至募集到孔祥熙一千元法币的捐款，但“实际上从筹备到每期定稿，叶以群既是经理又是编委会的主持者”，这份刊物乃是“当时党在文化战线上和国民党反动势力斗争”的一部分。[37]该刊成绩显著，“在日本战败投降以后，凤子在上海主编的《人世间》是一本高水平、很具有影响力的文艺刊物，从此以后竟中止了她的话剧舞台生涯”[38]。
汪曾祺《囚犯》发表于复刊后的《人世间》1947年10月1日2卷1期特大号的上述显要位置，不仅如《文讯》一样凸显这位在私立致远中学教书的青年作家的“进步”色彩，也进一步扩大了他的文名，因为“编辑部每月召开一次编委会，也就是发稿会，决定发的稿件早在上一次编委会上议妥，分头组织来的稿件早已交换审定，发稿会一边研究个别需要讨论的文章和下一期选题，同时负责版面的丁聪就当场画版式”[39]。召开编委会的地点是凤子当时寄居的“北四川路万岁馆五楼那朝南的大屋子”，“有关编辑工作一个上午交换完意见，就一块上北四川路一家小馆吃一顿粤式中餐”。[40]《人世间》编委丁聪、马国亮、李嘉（后改为冯亦代）以及不公开露面却实际主持工作的叶以群在“交换审定”稿件时，一定会涉及汪曾祺。
对凤子来说，汪曾祺并非文学新人。现存汪曾祺最早两篇小说《钓》《翠子》就由当时跟孙毓棠一起生活在昆明的凤子经手，发表在她于繁忙的话剧活动间隙兼职编辑的1940年6月22日和1941年1月23日昆明《中央日报》“平明”副刊上。
就在《人世间》推出汪曾祺小说《囚犯》差不多一年之前，凤子曾与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闹过一场“误会”。1946年11月13日《侨声报》头条以特大篇幅刊载署名“际云”的“本报北平通讯”《沈从文论作家》，正副标题都很抢眼，诸如“大后方文艺界唯一收获卞之琳、李广田、何其芳”、“上海出版物就是印刷好”、“不赞同闹运动”、“说到延安惋惜文学”、“他自己要埋头”以及“巴金、茅盾都沉默，不像郭沫若一般飞莫斯科，像凤子穿得桃红柳绿到苏联大使馆去读朗诵诗，丁玲则铁矿上去写作”之类。这篇“断章附会，都成瞎说”“都从莫名其妙情形中转成上海报纸资料”[41]的采访极大地刺激了当时身在上海的一批作家。凤子次日即投书《侨声报》：“敬启者，读十三日贵报第三版所载沈从文先生谈话内称，‘凤子穿的花红柳绿到苏联大使馆去朗诵诗’，读后不胜诧异。沈从文先生之言论本不足深论，但此事无中生有，全系捏造，不得不请贵报代为更正是荷。凤子敬上。十四日夜。”[42]凤子仅辩驳这篇通讯涉及自己的部分，对通讯本身的真实性未置可否，但一句“沈从文先生之言论本不足深论”已清楚表明她此时对沈的强烈不满。尽管如此，一年后凤子毫不计较汪曾祺是沈从文学生，只看作品质量，隆重推出汪曾祺《囚犯》，就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可惜朱光潜继续编辑1947年夏复刊的《文学杂志》，有些意兴阑珊，一改战前喜欢逐篇评述当期作品的习惯，不再写任何编后记性质的文字，否则应该能看到这位文坛前辈对于在《文学杂志》上连续发表五篇作品的文坛后进汪曾祺的精彩评骘。
四 溢美之词与不同意见
月刊《文艺复兴》
图片来源：孔夫子旧书网
除了郑振铎、李健吾、巴金、范泉、臧克家、凤子等杂志编辑兼作家学者，关注或欣赏汪曾祺的上海文坛“老人”还有在《文汇报》《大公报》发表汪曾祺作品（主要是散文）最多的唐弢、柯灵、萧乾等人，以及巴金家的常客靳以。这些编辑出版家、作家、学者熟悉文坛情况，交游广泛，由他们辐射开去，影响及于整个上海文坛。
有理由推测当时在上海的郭沫若、茅盾、王统照、叶圣陶、巴金、李广田、朱光潜、废名、赵景深、施蛰存、冯雪峰、戈宝权、巴人、徐迟、胡风、许杰、吴祖光、姚雪垠、萧乾、曹禺、钱锺书、李白凤、丁玲、艾芜、丰村、李长之、常风等文坛“老人”，都可能通过上述八九位日常有频繁接触的编辑、作家和学者而对汪曾祺有所了解，况且他们中间许多人都曾与汪曾祺在同刊同期发表过作品。
都说上海时期汪曾祺发表作品主要仰仗《文艺复兴》双主编郑振铎、李健吾的提携，但《文艺复兴》前后仅维持两年多时间，接连发表汪曾祺三篇小说固属不易，但毕竟只有三篇（比《文艺复兴》助理编辑阿湛少一篇），最早两篇（《小学校的钟声》《复仇》）还是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时期的旧稿，严格说来汪曾祺在沪期间创作的小说，仅一篇《老鲁》投稿半年之后才刊载于《文艺复兴》，此外《磨灭》《庙与僧》《醒来》三篇见于《大公报》，《绿猫》《鸡鸭名家》二篇见于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囚犯》一篇见于凤子主编的《人世间》，《落魄》一篇见于臧克家主编的《文讯·文艺专号》，《三叶虫与剑兰花》一篇见于孙陵主编的《文艺工作》（仅出一期），《牙疼》《戴车匠》《异禀》等五篇见于朱光潜在北平遥领主编、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总部出版发行的《文学杂志》。
汪曾祺此外的散文小说分别刊登于北平《新路周刊》（“中国经济社会研究会”主办、萧乾负责文艺与外交稿件）、天津《经世日报·文艺周刊》（杨振声主编）以及均为沈从文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平明日报·星期艺文》和《益世报·文学周刊》（1947年开始推出上海版）。京津沪三地这些报刊皆有沈从文人脉。汪曾祺在昆明时的文稿“几乎没有一篇不是他（按指沈从文）寄出去的”[43]，到上海之后的创作仍得力于沈的影响与帮助，几乎一半发表于上海，一半发表于京津冀等地。黄永玉说汪曾祺当时得到许多上海文坛“老人”的“惊叹”，身在北平的沈从文持续的举荐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
不管汪曾祺怎样才华横溢，他毕竟没有写出像同时在《文艺复兴》上连载的钱锺书《围城》那样洛阳纸贵的长篇巨制。战后上海文坛恢复了1930年代群星璀璨的局面，主打短篇与散文的文学新星汪曾祺之实际影响力局限于同命相怜的“小作家”之群也情有可原。就连汪曾祺本人在私信中虽一度局限于抱怨因为李健吾、刘北汜的怠慢而令其文名不能更加彰显，一边也说“我久已知道自己的稚弱、残碎，我甚至觉得现在我所得到的看待还不是我应得的”[44]。
汪曾祺1948年3月离开上海赴北平，他在上海发表的最后三篇作品可能是1948年2月1日《大公报》头条《背东西的兽物》，1948年3月15日《文艺春秋》头条《鸡鸭名家》，以及孙陵主编的《文艺工作》1948年第1号“创作小说”栏头条《三叶虫与剑兰花》（具体出版日期不明）。该刊有文艺理论、创作小说、翻译小说、散文、杂文、翻译诗歌、创作诗歌、文艺研究、文艺批评九个栏目，作者包括王统照、巴金、靳以、臧克家、姚雪垠、陈占元、季羡林、邹狄帆、田涛、张君川、李岳南等。“创作小说”栏打头第一篇就是汪曾祺《三叶虫与剑兰花》。“编者的话”简单报告了“本期各位作者的生活”，关于汪曾祺的一段说——
汪曾祺先生，胜利后由云南来上海教了一年书，写了不少作品，最近去到北平已月余，工作未定。唐湜先生写了一篇《论汪曾祺》的文章，独具心得，将于本刊发表。
孙陵很欣赏汪曾祺，早在1943年主编《文学杂志》（桂林）时，就在该刊1卷2期发表过汪曾祺短篇小说《除岁》，并置于目录页创作第二条（头条是骆宾基《蓝色的图们江》）。《文艺工作》仅办了一期即告停刊，孙陵不仅没有继续发表“写了不少作品”的“汪曾祺先生”新作，预告“将于本刊发表”“唐湜先生”“独具心得”的《论汪曾祺》也未能兑现，但这篇“编者的话”也算是上海文坛对“汪曾祺先生”的一次有力推介。
另外，1946年5月1日《文汇报》一则“出版消息”颇值得重视。这篇短文介绍了当年第4期《文艺复兴》的重要作品，简单提及臧克家《挂红》、沈从文《虹桥》、罗洪《动摇》之后，便重点推荐继《小学校的钟声》之后第二次亮相《文艺复兴》的汪曾祺，“值得一提的短篇还有汪曾祺的《复仇》。汪曾祺系西南联大学生，作风多少受点沈从文的影响。假如我这样说了不会受人讥嘲的话，那么我要说《复仇》的故事颇有天方夜谭的意味，而全篇的氛围够称得上诗的——不是那种粗俗的、咬文嚼字的所谓诗的——汪曾祺为创作界开辟的一条新的道路”。三个月后汪曾祺才来到上海，在此之前《文汇报》“出版消息”就对他作出如此高调的评价，不能不说是另眼相看了。
这则“出版消息”的作者也许是《文艺复兴》双主编郑振铎或李健吾，也许是该刊唯一青年编务阿湛（王湛贤），也许是《文汇报》编辑唐弢或黄裳。不管出于何人之手，对《复仇》的介绍相当到位，一则点出汪曾祺在文学上受沈从文影响（这可以帮助读者从师承关系的角度建立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坐标系并快速记住一位新作家），一则强调其小说创作的跨文体即诗的特征（这与多年前《世界学生》文艺栏编后对“汪曾祺君的文笔”的肯定如出一辙）。至于说“《复仇》的故事颇有天方夜谭的意味”，显然指小说结局而言：主人公干将莫邪之子历经千辛万苦找到杀父仇人，却最终放弃复仇，与仇人协力开掘隧道以赢取光明。《复仇》对鲁迅《铸剑》的翻转性叙事，无论当时还是后来都有些“天方夜谭的意味”。1941年3月2日重庆《大公报·战线》头条发表《复仇》第一稿时，副题就叫“给一个孩子讲的故事”。汪曾祺后来也说“（《复仇》）最后两个仇人共同开凿山路，则是我对中国乃至人类所寄予的希望”[45]。仅此一点，便足可见出上述“出版消息”执笔者不凡的文学见识。
至于说“汪曾祺为创作界开辟的一条新的道路”，或许指这篇小说希望化干戈为玉帛的思想主题，或许指其“诗”的气质，抑或二者兼而有之。无论如何，这对一个青年作家都是高到令人惊奇的赞誉。
在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上海文坛，称赞某作家为创作界开辟了一条新路，无论持论者和所论对象都要承担巨大压力。不说别人，汪曾祺所谓“他不喜欢我文章——也不喜欢我这个人”[46]的刘北汜看了就会摇头。据说正在《文艺复兴》上连载长篇小说《引力》的李广田（同时与杨振声合编《世界学生》的后续《世界文艺季刊》）对《小学校的钟声》的评价也不高，“以为没有意义”。汪曾祺很在乎这位西南联大老师对《小学校的钟声》的意见，“故我未入集，也未存留”，80年代初想法才有所改变，“现在倒想看看（收不收入集子再说）”。[47]
不知是否与刘北汜、李广田的不同意见有关，1947年4月1日《文艺复兴》3卷2期发表小说《老鲁》，与1946年5月1日1卷4期《复仇》隔了将近一年。当时汪曾祺已在上海多家报刊打开局面，《文艺复兴》第三次发表其作品的冲击力已有所减弱，因此他后来的回忆很少谈起《老鲁》的发表。
刘北汜、李广田等人的不同意见毕竟属于少数，当时上海文坛更多作家和编辑对汪曾祺无疑均持肯定和赞誉的态度。
目前尚无材料坐实李广田专门针对《小学校的钟声》的批评，但抗战期间不断趋于愤激的李广田确实已超越“汉园诗人”阶段，他不太满意包括《小学校的钟声》在内的头两期《文艺复兴》，“李健吾和郑振铎主编《文艺复兴》，已出两期，有走私者带来数册，印刷极精美，可以说和战前一样，可惜内容并不太好，不知是因为稿缺还是因为编者一直留在（沦）陷区，于是在观点上也稍稍隔膜了一些”[48]。所谓“隔膜”，就是指《文艺复兴》前两期刊发的作品对严峻的社会生活缺乏如实描绘与敏锐批判吧。
但李广田毕竟是杰出的诗人、散文家、学者、理论家和教育家，文学趣味比较宽泛，并非拿着单一偏狭的标尺来衡量文学创作。他作为西南联大学生文艺社团的热心导师一贯鼓励青年作家大胆探索，相反对自己的创作倒总是提出更高要求，甚至作出过于严苛的反省。《文艺复兴》连载的长篇小说《引力》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力求真实反映抗战时期沦陷区人民生活与心态的不可多得的佳作，但也许首次尝试写长篇，李广田总感到自己“常常为一些现成材料所拘牵，思想与想象往往被缠在一层有粘性的蜘蛛网里，摘也摘不尽，脱也脱不开，弄得简直不成‘创作’”，“我的幻灭之感大半由于觉察自己的小说算不得‘创作’，也不过是画了一段历史的侧面，而且又只画得一个简单的轮廓，我几乎相信自己有一个不易超越的限制，我大概也就只宜于勉强写些短短的散文而已，这样想时，就难免有一种无可如何的哀愁”。[49]不是每个作家都敢于和盘托出如此深刻乃至于苛刻的自我反省。《引力》固然不乏诗人特有的灵光一闪的笔触，但写人叙事，尤其剖析以作者妻子王兰馨为原型的女主人公“黄梦华”的心理，确实过于为实际经验所拘牵，且过于依仗理性剖析的审慎与缜密，清晰稳健有余，微妙轻盈不足。这与汪曾祺一贯的挥洒灵动，恰成鲜明对照。
或许李广田不满于《小学校的钟声》的只是它对时代变化的某种“隔膜”，然而汪曾祺当时在沪发表的更多作品，敏感于时代的高压而流露的苦闷愤激，李广田不会不感同身受。《引力》最后一章写梦华在大后方“很少看见整齐的军队，她偶尔看见一些，都是像些乞丐一样……何况有几次她还看见他们是像罪人一般被一连串地捆绑着，有荷枪携刀的人看守他们，唯恐他们逃跑”[50]，这也正是汪曾祺《囚犯》详细描写的一幕（区别仅在于李广田写战时大后方下层士兵的惨状，汪曾祺则写抗战胜利后同样是下层士兵的悲哀）。至于汪曾祺笔下汩汩流泻的巧思和不羁的想象力，尤其那种几乎为彼时全国小说家所不及的语言天才，可能也正是李广田希望拥有的禀赋或自觉“不易超越的限制”吧。
在一篇罕见的锐利批评《一九四八年小说创作鸟瞰》（1949年2月1日香港《小说》月刊2卷2期）中，楼适夷将汪归入“沈从文所代表的现代主义的另一种幻美的倾向”。比如《鸡鸭名家》“发掘了民间特殊技人而加美化，似乎是非常动人的景象”，但“依然只是把人引离现实世界，越是因为它有一种幻美的迷力，也越是蒙蔽了人们面对现实的眼睛”。楼的批评仅限《鸡鸭名家》，归类和定性未免武断（所谓“作者用欣赏和恋惜的情怀去对待生活，甚至把生活当书斋的小摆设”）。但楼也承认这篇小说确有“非常动人的景象”与“幻美的迷力”，足以代表沈从文追随者中更值得注意的“看似无害的风格”。这显然属于从文艺阵营上彻底否定而在艺术上又不得不予以局部肯定的典型的批评操作。
五 唐湜专论的大胆比较与天才预言
唐湜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除了黄永玉、阿湛、单复、韦芜等，当时“崇拜”汪曾祺的“‘小’作家”还有浙江大学温州籍三年级学生唐湜。“我当时像入迷于沈从文的《边城》《八骏图》一样，也入迷于他的《落魄》《小学校的钟声》《蝴蝶》”[51]。唐湜因投稿《文艺复兴》而拜于李健吾门下，自称李氏私淑弟子和文学评论领域的“刘西渭学派”，虽然因刘大杰阻挡而未能转学李健吾执教的暨南大学，成为讲台下的学生，“却成了他家中的亲近弟子”[52]。
唐湜经常周末从杭州来上海，入住“愚园邨”舅父王国桐家，然后四处出击，以文会友，主要的拜访对象就是住家在陕西北路华业大楼的李健吾，“有一次在健吾先生处谈起曾祺。他说：‘您要去看他么？他在致远中学教书，那个学校是我一个学生办的。’于是在1947年夏天的一个午后，我拿了健吾先生的信找到了他，畅谈了一次”。对心仪已久的汪曾祺，唐湜相见恨晚，当场提出要给他写评论。汪曾祺却谦逊地介绍他去读老同学穆旦在东北自印的《穆旦诗集》，“诗人是寂寞的，你先不忙写我的，先给他写一篇《穆旦论》吧！”[53]
1948年2月，唐湜在完成万字长文《穆旦论》的同时，还是分五小段陆续写出长篇评论《虔诚的纳蕤思——读汪曾祺的小说》。这就是孙陵在其主编的《文艺工作》第一号预告“将于本刊发表”的“唐湜先生”“独具心得”的《论汪曾祺》。可惜孙陵未能兑现这个预告，唐湜只好将其长文收入1950年以“平原社”名义自己印行的《意度集》[54]。
《虔诚的纳蕤思》的评论范围大大超过《邂逅集》，涉及唐湜所能看到的从1946年2月25日发表于《文艺复兴》1卷2期上的《小学校的钟声》到1947年底汪曾祺在沪发表以及尚处手稿阶段的将近二十篇小说、散文以及论文《短篇小说的本质》，可以说是关于上海时期汪曾祺创作的一篇综论。
唐湜将汪曾祺比作希腊神话中喜欢“临流鉴照”的美少年“纳蕤思”，评论文字带着青春的敏感与热忱，略显夸张繁复，无非说汪曾祺忠实于生活、艺术和自我，凡所描写皆出于“意识风流云散地漂流”，达到了主客两忘、“意象无所不在”、情景交融而又触处皆新的境界。借由活泼的“意识”流动而不断生成摇曳多姿的“意象”，这算是一语道破了汪曾祺小说与散文的成功秘诀。
汪曾祺看了唐湜的稿子，“像大姑娘那样害羞起来了，因为很多‘溢美之辞’”。他恳求评论者删去“过分”的话，评论者“却不知道如何删法”。
唐湜还进一步指出汪曾祺小说总体上乃是中西合璧，古今融通，“我知道现代欧洲文学，特别是‘意识流’与心理分析派的小说对汪有过很大影响，他主要的是该归入现代主义者群（Modernists）里的”，“然而这一切是通过纯粹中国的气派与风格来表现的”。年轻的诗人和评论家对同样年轻的小说家真是不吝褒词，但热烈的赞许之中也并不乏理性的清晰定位。
为了支持上述总体判断，唐湜广泛联系中国新文学以来的小说流派和作家群体，展开具体的比较与大胆的预言，从而给他的汪曾祺论建立更加明确的文学史坐标。
他首先在“两个最可注意的年轻作家”汪曾祺与路翎之间展开比较，“路翎有轻灵如雪莱的气质；而汪曾祺则更深沉、朴实”。他认为汪曾祺“不像路翎那样给人以灵异的动人醉意，却给人以妥帖的质朴风貌，一种无可非议的真实而广阔的沉潜”。唐湜的评论很善于立象以尽意，“路翎是一个歌手，用自己的喉音歌唱，汪曾祺则是一个演奏家，用乐器，间接表达自己。自己的喉音只能有一种音色，还有音域的限制，更有年龄的影响，乐器则可随意调换，不受任何限制，愈老愈成熟”。也就是说路翎完全依靠其天才和青春生命的突击之力，这些汪曾祺也有，但汪曾祺比路翎更“熟透世故”，即不单靠天生的属于个性的“喉音”，更懂得借助那些超越个性的“乐器”（文艺史上经受过检验的各种表现方式），因此路翎不免要“渐渐走向了浮夸的道路”，汪曾祺则“更成熟、更趋于体贴入微、炉火纯青了”。
1947年11月1日《文艺复兴》4卷2期刚发表唐湜《路翎与他的〈求爱〉》，他自信了解路翎。唐湜评路翎，同样采取“比较”的方法，一口气列举了从巴金和张天翼、沈从文和许杰、骆宾基和丘东平乃至陈敬容的诗到契诃夫和劳伦斯小说之异同，在大面积连续不断的比较的基础上，既肯定路翎“充满着火焰般的热情”和不羁的想象力，也指出他“显得有点零乱的夸张，有点凸凸凹凹的不均匀，组织结构上有些松弛，心理分析上还嫌太肤浅。有些人物的创作，看起来只像是执（机）械的做作，风格上不够沉着含蓄，有点像浮光片影。总之，还不够成熟，有点涩口”。唐湜并不苛求路翎，仍说“正因为有这一点生涩与未成熟，他的前途也就更不可限量”。可一旦遇到新的比较对象汪曾祺，唐湜的天平还是发生了倾斜，明显扬汪曾祺而抑路翎。
唐湜如此立论，借鉴了卞之琳1934年翻译的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中的观点，即真正的天才必须懂得逃避而非张扬自己的个性，必须善于依靠文学传统来表达自己。正是在这点上，他认为汪曾祺超过了路翎。
那时唐湜和汪曾祺都未见过路翎。汪曾祺当时并未公开表示过他对路翎的看法（也许与唐湜私下交流过），只是到了晚年才表达了对路翎的钦佩、惋惜以及对路翎所受摧残的义愤，他说“路翎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不可多得的作家。他的创作精力一度非常旺盛，写过不少震惊一时的好小说”，指的就是路翎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1987年汪曾祺听说路翎又重新执笔，深感欣慰，“真是比在公园里忽然看到一个得了半身不遂的老朋友居然丢了手杖在茂草繁华之间步履轻捷、满面春风地散步还要高兴”“路翎恢复了艺术感，恢复了语感，恢复了对生命的喜悦，对生活的欢呼。这是多么不容易呀”。[55]
唐湜还拿更早成名的何其芳作参照，“如果说何其芳（在文章里表现的）有六朝隋唐人的华彩风姿，那末汪曾祺就像是一个萧然一身的魏晋士人”，“他有魏晋人的那份潇洒自如，也有中国式的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是对汪曾祺的再度拔高。唐湜还不满足于此，最后甚至拿汪曾祺跟两位前辈作家相比，说汪曾祺的风格“显然是从废名、沈从文处转化来的，可是比起他们的拙朴，他的却似乎更有光彩华辉，更有得心应手之妙”。在唐湜看来，汪曾祺后来居上，已经超越了这两位文学引路人，比他们写得更好！
基于上述大胆的比较，未见面时就“入迷”汪曾祺的唐湜不惜采用文学评论的最高级词句来总结眼前这位天才小说家的造诣，“他的文字，不，他的语言是洗练的，几几乎全是纯粹京白，间也有一些生动的古文词。我很少读到比他的文字更能传神的东西，在他的作品里，几乎字字都尽了最大功能，精纯已极。他的文体里少有西洋风的痕迹，有的也已是变成中国人所习见了的”，“他的恬淡的文字风格正表现了他的恬淡的思想风格，一个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念，调节情感，归于中和”。[56]
唐湜本人很满意他这篇评论，“自以为可以与1948年在《中国新诗》上连载的《穆旦论》比美，是自己的小小评论杰作”[57]。汪曾祺也很幸运，首篇正式评论他的文章就写得如此真挚而投入。诚然太多“溢美之词”，但也抓住了要害，尤其着重指出了汪曾祺小说所显示的中西合璧与古今融汇的特征。唐湜从这个角度总结了汪曾祺截至1948年初的创作（主要是小说）的文学传承与风格个性，也天才地预言了汪曾祺后来的发展。
汪曾祺40年代上半期在西南大后方已颇有文名，1946年8月至1948年3月在沪期间的创作不仅质量陡增，数量也大幅提升。虽然他不像马梵陀山歌、陈白尘讽刺戏剧、钱锺书《围城》那样暴得大名，不像辛笛、穆旦、陈敬容、杭约赫、杜运燮等现代派诗人那样被卷入文坛论争的旋涡，也未能显出路翎《财主底儿女们》那样雄浑粗犷的磅礴之势，但其篇幅不大的小说与散文毕竟以独特的文学立场、卓尔不群的语言魔术以及“浑身的巧思”赢得了京津沪文坛的广泛关注。唐湜《虔诚的纳蕤思——读汪曾祺的小说》无疑将40年代后半期中国文学界对汪曾祺的接受推向了一个高潮。
如何估量一个作家在文学史上实际发生的影响，40年代后半期在上海的汪曾祺仍是一个需要继续研究的有趣案例。
郜元宝
复旦大学中文系
200443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10期）
注 释
[1]《沈从文全集》第1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2]郭沫若《斥反动文艺》一文除了猛烈抨击桃红色作家沈从文、蓝色作家朱光潜、黑色作家萧乾以及一大批未点名的黄色作家，还分析了“白色”作家的复杂构成，认为“无色的白，在光学上讲来是诸色的混杂”，其中有“伪装的白”，也“当然有天真的白”，“即无心的天真者流，自以为不革命，也不反革命，无党无派，不左不右”，“然而狡猾的反动派在全面动员‘戡乱’之下对他们却乐得利用”，因此“我们今天要号召天真的无色的作者，和这些人绝缘，不跟他们合作”，否则也会堕落成“白面喽啰”，滑入主编《文学杂志》的蓝色作家朱光潜“所羽翼着的文艺”的阵营了。《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文艺的新方向》（香港），1948年3月1日。
[3]汪曾祺后来回忆说，“北京一解放，我就报名参加了四野南下工作团”，“我原想随四野一直打到广州，积累生活，写一点刚劲的作品”，《自报家门》（原载《作家》1988年第7期），《汪曾祺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10页。
[4]邓友梅：《漫忆汪曾祺》，原载天津《文学自由谈》1997年第5期，转引自段春娟、张秋红编《你好，汪曾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页。
[5]《〈茱萸集〉题记》就说“一九四八年，我在巴金先生主编的文学丛刊中出过一本《邂逅集》”，《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23页。
[6]李维音整理：《汪曾祺致李健吾的两封信》，《新文学史料》2023年第2期。
[7]1947年夏唐湜第一次在致远中学拜访汪曾祺之后不久，便写了一段印象记之类的文字。等到“从曾祺处拿到他自己的小说剪存稿以后才想起要写成这样的一篇东西”（即1948年2月完成的《虔诚的纳蕤思——谈汪曾祺的小说》，该文最后的“附注”也说“本文依据曾祺存我处的剪稿写成”）。参见唐湜《新意度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21、141页。
[8]汪曾祺致唐湜信，引自唐湜《新意度集》，第127页。又见《汪曾祺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5页。
[9][10]《〈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汪曾祺全集》第9卷，第155、254页。
[11]汪曾祺：《自报家门——为熊猫丛书〈汪曾祺小说选〉作》，《汪曾祺全集》第5卷，第110页。
[12]蒋天佐：《“表现上海”》，《戏剧与文学》1940年第1卷第3期。
[13]《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91页。参见沈建中《施蛰存年谱》，浙江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第293～294页。
[14]上述西南联大文艺社团起讫时间，均采用李光荣《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的说法，见该书第79、83、111、137、141、175、178页，中华书局2018年版。
[15]《编辑后语》，《国文月刊》第1卷第2期，1940年7月16日。
[16]《编辑后记》，《国文月刊》第1卷第10期，1941年3月16日。
[17]李广田1945年7月5日致沙汀，《李广田全集》第6卷，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68页。
[18]《编者小言》，《世界学生》第1卷第10期，1942年10月25日。
[19]杨振声：《几句关于文艺栏的话》，《世界学生》第1卷第10期，1942年10月25日。
[20]汪曾祺：《星斗其文，赤子其心》，原刊《人民文学》1988年第7期，引自《汪曾祺全集》第5卷，第123页。
[21]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原刊《人民文学》1986年第5期，引自《汪曾祺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02页。
[22]1944年4月24日致朱奎元，《汪曾祺全集》第12卷，第6页。
[23]汪曾祺：《自报家门——为熊猫丛书〈汪曾祺小说选〉作》，原刊《作家》1988年第7期，引自《汪曾祺全集》第5卷，第111页。
[24]1944年5月22日致朱奎元，《汪曾祺全集》第12卷，第11～12页。
[25]1944年某日致朱奎元，《汪曾祺全集》第12卷，第19页。
[26]汪曾祺：《〈茱萸集〉题记》，《汪曾祺全集》第9卷，第423页。
[27]《汪曾祺全集》第12卷，第31～32页。
[28]参见魏荒弩《悼北汜》，《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
[29]刘北汜：《〈山谷〉重印题记》，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此系误记，《山谷》实际出版时间为1946年11月。
[30]田堃：《介绍〈山谷〉》，《学生日报》副刊《图书馆》1946年12月15日。
[31]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与我》，《太阳下的风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63页。
[32]李维音整理：《汪曾祺致李健吾的两封信》，《新文学史料》2023年第2期。
[33]1996年8月28日汪曾祺致陆建华，《汪曾祺全集》第12卷，第342页。
[34]参见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页。卜乃夫1980年5月22日致司马长风信发出后，才知对方已移居美国，且不久即患病去世。卜氏将此信收入书信集《鱼简》，题作《一封没有收信人的信》。此处引自“无名氏全书”《鱼简》，（台湾）远景出版社1983年版，第74页。
[35]1947年7月15日致沈从文，《汪曾祺全集》第12卷，第31页。
[36]唐湜：《虔诚的纳蕤思——谈汪曾祺的小说》文末“附注：本文依据曾祺存我处的剪稿写成”。参见唐湜《新意度集》，第141页。
[37][39]凤子：《〈人世间〉的前前后后》，引自舒乙、姚珠珠主编《凤子：在舞台上 在人世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84～487、486页。
[38]吴祖光：《追思凤子贤姐》，原载《剧本》1996年第5期，此处引自《凤子：在舞台上 在人世间》，第502页。
[40]凤子：《喜得〈人世间〉合订本》，引自舒乙、姚珠珠主编《凤子：在舞台上 在人世间》，第183页。
[41]1947年2月3日致阙名朋友，《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467页。
[42]《凤子否认沈从文话》，《侨声报》1946年11月16日。
[43]汪曾祺：《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原载《人民文学》1988年第7期，《汪曾祺全集》第5卷，第123页。
[44]1947年7月16日致沈从文，《汪曾祺全集》第12卷，第33页。
[45]汪曾祺：《捡石子儿——〈汪曾祺选集〉代序）》，《汪曾祺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67页。
[46]1947年7月15日致沈从文，《汪曾祺全集》第12卷，第31页。
[47]参见李维音整理《汪曾祺致李健吾的两封信》，《新文学史料》2023年第2期。
[48]李广田1946年3月12日致沙汀，《李广田全集》第6卷，第368页。
[49]李广田：《引力·后记》（1947年3月24日作），《李广田全集》第3卷，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11～313页。
[50]李广田：《引力》“十九”章，《文艺复兴》第2卷第2期，1946年9月1日。
[51]唐湜：《悼念曾祺》，《书城》1997年第5期。
[52]唐湜：《忆李健吾先生》，《文史月刊》2002年第2期。
[53]唐湜：《悼念曾祺》，《书城》1997年第5期。唐湜晚年众多回忆文章常有出入，他有时也说可能通过臧克家结识汪曾祺（见发表于1989年3期《香港文学》上的《汪曾祺在上海》）。这种矛盾的回忆并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排他性关系，事实上臧克家和李健吾都可能为唐湜引荐过汪曾祺。
[54]参见孙良好《唐湜年表简编》，《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0卷。
[55]汪曾祺：《贺路翎重写小说》，原载1987年2月24日《人民日报》，《汪曾祺全集》第5卷，第10页。
[56]《虔诚的纳蕤思——读汪曾祺的小说》，均引自唐湜《新意度集》，第121～141页。
[57]唐湜：《悼念曾祺》，《书城》1997年第5期。
|
